现实中，文物保护工作的孱弱，从来不缺新鲜的案例。近日在古城西安，有两千多年历史的重点文保单位薛家寨汉墓群，正在面临垃圾围城的尴尬。除了垃圾和渣土，甚至有人在保护区养起奶牛。无独有偶，南京明故宫皇宫遗址西南角，一个总投资达200亿元的商业地产项目拔地而起。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匾，为何总抵挡不住推土机的步步进逼？

　　文物保护vs商业开发，为何总是“秀才遇到兵”？

　　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然而现实中文物保护工作却孱弱不堪。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近30年来，全国消失了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这些文物古迹，有的变身私人会所，有的成了豪华餐厅……面对商业开发的利益冲动，文物古迹命运多舛。

　　事实上，1982年我国就颁布了《文物保护法》，期间又经多次修订，但这部法律总改变不了“纸上谈兵”的局面。面临推土机的步步进逼，文保部门大声疾呼，却依旧改变不了“软衙门”的尴尬。与商业开发屡屡冲突之际，若无舆论场的关注，败下阵来的总是文保部门。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文保单位之所以在商业大潮中腰杆不硬，源于发展观念中的“唯GDP论”作祟。既带不来效益，也带不来更多的政绩，文物保护单位常常在父母官的眼中成了“二等公民”。甚至在极端案例中，文物保护工作被视为发展经济的“拦路虎”，在冲突中不得不被屡屡挪开，为商业利益让路。

　　用法律“撑腰” 靠问责“打气”

　　文物保护工作步履艰难，而执政理念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这就需要强有力的外力介入，为文保工作打气撑腰。两把利器将改变文保工作孱弱的局面：

　　第一把利器是“法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之际，运用法律武器为文物保护撑腰是题中应有之义。当前，《文物保护法》对毁坏文物做出诸多规定，但现实中“有规定、无执行”的状况依然存在。与此同时，法律规定的处罚标准依然过低。例如，“（毁坏文物）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于商业开发者而言，区区50万元与商业开发收益相比，只是九牛一毛。因此，加强法律的约束力和震慑力，是不可回避的课题。

　　第二把利器是“问责”。对于在管理中长期忽视文物保护的干部和部门，果断运用问责的武器，必将有利于扭转现状，改变文保工作孱弱的局面。

　　留住文化根脉，才能守住民族之魂。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正在不断加快，理应避免把“文物保护”和“城镇化”对立起来的倾向。事实上，只有保护好文物古迹，才能避免“千城一面”的尴尬，我们的城镇化也才能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文/央视评论特约撰稿 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