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故宫铜缸被刻字“秀恩爱”事件让文物保护再一次成为舆论的焦点。文物作为历史和文明的载体，不仅是专业工作者进行科学、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也是人们欣赏、感受历史文化的艺术品。然而由于中国的文物数量多，导致现在很多文物保护不到位、游客涂抹损坏文物的现象频频发生。

　　当不文明行为被曝光后，很多媒体、群众对这些行为都表示反感，或是谴责破坏文物的人或是呼吁拯救那些被遗忘的文物。然而，文物保护的实现远不只是说说而已。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唐文明

　　文物涂鸦是文化敬畏感的丧失

　　把自己的名字刻在那些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上，所表现的是对历史、对生活、对文化敬畏感的丧失。

　　现代社会，更多的开始强调个人实现、强调人的理性，这当然是好事，但过分地强调个人，可能也会使我们过于傲慢，对于自然、对于历史失去敬畏感，这或许 可以叫做人性的傲慢，人们用科学征服自然，同时也使得许多人失去了对自然的尊重，这直接影响着我们对于世界、对于文化、对于历史的态度。

　　轻贱历史，等于轻贱我们自身，失去敬畏感，也就失去了厚重。怎样改变这样的状态，一般的教育或许可以慢慢养成公德，这没什么问题，我们现在的教育本身也有这方面的内容，尽管重视得不够，应该会慢慢变好。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李兴国

　　需保护措施与教育机制并行

　　文物是历史的记忆，乱刻乱画破坏文物，本身是不该做的事，那些文物放了几百年、上千年，没人去刻，偏偏就你在上面留下名字，别人都是傻子？不是这样，国民素质的提高、公共道德的养成，是一个社会必须重视的事情，需要方方面面共同努力地工作。

　　国民素质的提高是一个长期而持续的过程，需要长时间持续不断地培训和培养，建立更好的社会环境，树立更好的公德意识，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不是做 得少，而是持续性不够。在文物上乱刻的人，其实大部分都不是有意破坏，更多是一时兴起随手而为。现代旅游的人非常多，必然会有一些人教育程度不足，他可能 根本不知道这东西是文物，是不能刻的，因此就得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有相应的教育机制。

　　长沙晚报 陈强

　　保护文物应做“事前诸葛亮”

　　对游客不爱护文物的不文明行为，理所当然应予以谴责，对故意在文物上乱刻乱画的个别游客，还应该依法追究责任。但是，作为文物的管理者，是不是也应该反思，是不是应该对管辖区的文物采取更好的保护措施，以防止类似不文明行为再次发生。

　　在当前旅游景点文物屡遭少数不文明游客黑手的情况下，一些景区对文物采取妥善的保护措施很有必要，绝大多数游客也能够理解。毕竟瞻仰文物用的是心，而非亲手去摸，更不可刻上“某某到此一游”。

　　对文物疏于保护，非要等文物被损毁再去报警追责，即使追查到违法责任人，即使对违法者进行严厉的处罚，对被损毁的文物也于事无补。保护文物，与其做“事后诸葛亮”，显然不如做“事前诸葛亮”。

　　央视评论员 王健

　　用法律和问责利器介入文保

　　文物保护单位常常在“父母官”眼中成了“二等公民”，在极端案例中，文物保护工作还被视为发展经济的“拦路虎”，在冲突中经常为商业利益让路。文物保护工作步履维艰，这就需要强有力的外力介入，为“文保”工作打气撑腰。两把利器将改变文保工作孱弱的局面：

　　第一把利器是“法律”。当前，《文物保护法》对毁坏文物做出诸多规定，但现实中“有规定、无执行”的状况依然存在。与此同时，法律规定的处罚标准依然 过低。因此，加强法律的约束力和震慑力，是不可回避的课题；第二把利器是“问责”。对于在管理中长期忽视文物保护的干部和部门，果断运用问责的武器，必将 有利于扭转现状，改变文保工作孱弱的局面。

　　（记者 马嘉会 张茜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