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 平

　　在中国古代书画发展史上，明清两代留存的资料浩如烟海，学者要把握其中精义，确非易事。路平弟倾数年之功撰成《明代书画大事年表》，一编在手，便能将二百七十余年的书画史了然于胸。它既是一部有特色的学术著作，又是研究明清书画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可以适应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

　　古代书画名迹大都藏于宫廷和豪门大家，一般爱好者和研究者是无缘目睹的，所以前人编书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现在的条件大大超越古代，公私收藏渐趋透明，各大博物馆收藏的精品，大都有出版物面世，如《宋画全集》、《元画全集》等的大规模结集，为人们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多，很多收藏于海外的中国书画，人们也能一睹真容，这是前辈学者难以做到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客观展现明清书画史全貌，发掘其文化内涵，就有了便利之门。本书以编年体的方式呈现明代书画艺术发展的全貌，全面梳理各种书画事件，对书画家的活动轨迹以及创作、著述情况，勾勒出书画史流派形成发展的脉络。书中详记每一年中国书画方面的重要事项，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以张瑞图为例，他是明末四大书家之一，历来得到很高的评价，而他曾经为魏忠贤书碑，被视为阉党。作者做年表时，引用了《明史》，又参考了张瑞图和夫人王氏的墓志铭，对其书艺的评价则引用了清代梁巘的颇为公允的说法，这些内容虽出于不同的年代，但结合起来就能够使读者对张瑞图有较为全面的认识。这种对于历史文献的广泛、灵活运用，让全书显得厚实和可信。

　　书中最为突出的是按语，作者注重传统史学的考证方法，带有较强的考辨性，引用的史料甚为丰富，包括题画、古今方志、墓志铭以及今人的最新成果。如夏昺作《修篁拳石图》，郭味蕖等人误为夏昶所作，书中作了纠正，标明昺为昶弟。

　　书画家的生卒年，是研究中经常碰到的问题，如倪瓒的生年，《处士云林先生倪瓒墓志铭》称其“辛丑（1301）生”，这应是权威资料，但张丑撰《真迹日录》记倪云林的题画称庚戌（1370）年为六十五，那么倪瓒应为1306年生。但因未能见到原画，真赝难定，故作者仍采用墓志铭的说法。这就显示了治学的严谨，同时也为学人研究提供了考察的线索。

　　吴中四杰的张羽，得年52岁。《明史》记他生于1322年，《疑年录稿编。卷六》记他生于元统元年（1333），作者经过考辨，未采用正史，而用了后者的说法。如述俞山卒年，作者据《嘉兴府志》、《明史》、《吕文懿公集》定为1467年，从而纠正了前人将卒年定在1457年之误。

　　再如作者在正德十六年（1521）记王宠书小楷《圣主得贤臣颂》册按语：此册现藏扬州博物馆，卷后拖尾有王宠于嘉靖壬辰（1532）行书自跋：“…吾友陆子行装璜成卷，索余跋语…嘉靖壬辰长至日宠重题。”子行生卒不详，据张凤翼《祭陆子行文》可知，子行与凤翼为同学，年龄相仿，是年子行尚处幼童，宠与子行应无交往，而书此卷时子行并未出生。此跋与故宫藏文徵明《小楷册》跋文几近相同，宠此时书风与此卷不类，疑为伪作。作者利用旁证材料给合时境，考鉴互补，在推理和结论上符合逻辑，这类信息，对读者极为重要。

　　画史上董其昌倡南北宗说，作者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 ）条下记了“詹景凤跋元人的《山水家法》首倡南北宗说”，按语指出“董其昌倡南北宗论约于十年后。景凤为新安人，而游于松江，与其昌皆有过从。其昌分山水画南北宗二派，亦以王维、李思训为首，所列画家略有异同，而相差无几，其昌不可不知景凤此说，是故其昌立说未必不受景凤影响”。这就将一桩公案的源头理得很清楚。

　　作者运用训诂学研究方法对古文注疏，态度极其省慎。如在考订王穉登字号按语：钱谦益及清人编《明史·王穉登传》、《江南通志》皆称伯谷。朱彝尊《明诗综》卷五十五称“字百谷，一字伯固”。据《说文解字》形训：“穉，晚种的粮食作物，幼禾。”故穉登字必为“百谷”。而穉登自用印、题跋均署为“百谷”。有“伯谷”、“伯固”皆错而非异写，必为伪作。书中富于自己见解之处很多，相信读者开卷有益。

　　路平从我学书画多年，兼治文史、金石考据，对书画鉴定有自己的心得，所撰书画印学鉴定论稿，方法亦有创见，思辨考据精当，使他的著述游刃有余，《清代书画大事年表》继明代部分后，也即将完成，格外丰富多彩，相信会得到书画爱好者的喜爱，同时也是研究明清书画史家、鉴家、藏家等不可或缺的基础史料。是为序。

　　乙未新春于金陵爱莲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