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兆和 《流民图》纸本水墨设色，200×1400cm，1943年　中国美术馆藏

　　文_从容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古往今来，历史上发生过多少道不尽、说不完的爱情佳话，又有多少欲语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爱情悲剧？

　　不同的故事主角会经历不一样的情感历程。虽然最后无一不殊途同归：不是情缘了断，便是长相厮守。但是期间宛如黄河九曲十八弯似的迂回往复、重嶂叠峦与柳暗花明，却是各有各的衷情，古今中外，概莫如是。

　　尤其对书画艺人们来说，因其禀赋敏感、情感细腻，他们的爱情故事更是荡气回肠……人们像追随艺术家的作品一样，津津乐道于他们的爱情，因为在感喟、叹惋、唏嘘、追慕的同时，总能收获很多思考。

　　且让我们回顾几段，艺坛上那些随风逝去的旧情吧。

　　一

　　现代著名画家蒋兆和，以一幅《流民图》名垂千古。在这14米长、2米高的巨幅上，上百名人物栩栩如生，他们因战争流离失所、因饥饿奄奄一息、因骨肉分离哭天抢地……

　　这幅我国现代美术史上的顶梁之作，对国家、对蒋老而言，都充满了传奇色彩。

　　《流民图》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初。当时为防人耳目，蒋老逐一找模特儿画小像，再分段放大制作，画一部分藏一部分，在两米多高的画板上只留一两个孤立的人物形象，使人无法了解画卷的全部。

　　创作奇，展出也奇。当1943年9月画作完工后，它被连夜装裱完成。10月底便开始在太庙（如今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展出，造成极大轰动，以至于当天就被日伪军禁止了展出。

　　这还没完，对蒋老个人来说，真正的传奇性在于，因为此画他既留名青史，更是结下了一段良缘。

　　画作头一次展出那天，一名娟秀少女无意中走到了它的面前。

　　远远的，她先是惊讶于那画幅的巨大，等走近了一看，一股活生生的气息即刻扑面而来，好似一个漩涡，将她牢牢卷入、脱身不能。她的耳畔呼呼作响，仿佛惊天动地地响起了嚎啕、呻吟、悲慨、呐喊；她的眼前乾坤颠倒，一双双手本能却徒劳地向上伸，一双双眼经历了太多次绝望而变得空洞麻木……

　　那触目惊心的画面，让她的精魂完全被震慑住了，以至于她忘了时空，只好像是被吸入了那个悲惨世界当中，眼睁睁目睹着人间惨剧，或者说她就是那些被侮辱人群中的一员，和他们一块儿饱受摧残、深深惶惑……

　　虽然痛苦，却绝不厌恶，相反有种异样感觉，被莫名其妙吸引、欲罢不能。

　　多年以后，这位女子说：“我很喜欢画，尤其是蒋兆和的画。因为蒋兆和的画，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

　　她这一句话，顶得过千言万语。

　　因为她是京城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的掌上明珠，生性聪颖，喜欢绘画，对艺术有着敏锐独道的见解。

　　还因为她是蒋兆和的夫人，萧琼。

　　《流民图》让她与蒋兆和结缘。

　　她说的话，半是出于艺术鉴赏力，半是出于对丈夫、对知音的了解。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溢美之辞，而是简简单单的一声“很喜欢”、“深刻”，就足矣。

　　蒋、萧二人很快便结为连理，彼时蒋兆和已经40岁，不惑之年，才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前半生的风霜苦难因为有了萧琼这位贤妻，都得以温柔抚慰。

　　除了家庭生活的温馨，更让蒋兆和欣慰的是，萧琼和他还是精神上志同道合的伴侣，从此相伴风雨人生路数十载，矢志不渝。

蒋兆和与夫人萧琼

　　萧琼对书画艺术有着极高的天赋和深厚的根基，她1937年毕业于国立北平艺专国画系，先后师从齐白石、溥心畬、王雪涛。上世纪30年代就分别在北平（北京）、津门（天津）举办过个人画展。成为蒋兆和夫人后，她和丈夫在书画上得以相互唱和、互为知己，1945年在北平举办过联展，文革浩劫后，1981年还分别在深圳、北京与丈夫举办过书画展。

　　在他们相伴相守的数十载中，因为萧琼在生活上的照顾、精神上的理解以及事业上的扶持，蒋兆和一路攀往自己艺术生涯的顶峰，开创了一代画业。

　　他在《病榻梦语》中写道：“深感人生之最可贵者为‘情义’二字，无情无义，岂如草木乎？”深浸画坛数十载，在饱经人世沧桑之后，犹能得出这样感悟，实难可贵。

　　相信这首先来源于夫人萧琼。这位名淑贤妻，相知相识、相爱相守了他一生的女子，真正是风雨兼程、无怨无悔。他们从抗日到解放战争、到文革浩劫，萧琼陪伴蒋兆和吃足了苦头，摸爬滚打、九死一生，国土动乱、满目疮痍……文革过后，她又不顾上了年纪的身子，四处奔波、殚精竭虑，不屈不挠地为丈夫的平反工作不懈努力着，直到政策落实。好在有妻子这么个定海神针的不离不弃，艺术家蒋兆和才没有被苦难击败，相反把苦难当作基石，借此拓宽加深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养就他悲天悯人的情怀。

　　原以为会就那样一起慢慢变老，直至人生尽头。可惜只猜对了开始，没猜中结尾。蒋兆和终早十余年，离妻子而逝，留她一人，孤独怀念。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开始读苏轼的这阙词，单晓得意境凄美，后来慢慢的，才读出当中的情真意切。原来人世间最深沉的感情，不是说得出来的想念和爱慕，而是沉重婉转至无可言说。

　　拜伦有言：“多年以后如果相逢，何以贺汝？以眼泪以沉默。”

　　隔着岁月，隔着空间，我心依旧。只是在饱经了人世艰辛之后，终于体会到世路无穷，劳生有限。生活将我摧残至面目全非，纵使相逢应不识。心爱的人呵，若你再见到我，这名京华倦客，怕也只有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了罢。

　　原来普天下的千古有情人，都是共通的。

　　但仍希望独留世上的萧琼，会夜来幽梦忽还乡——即使是在梦中与爱人相见，却好歹也是凄凉虚空里的一扇明媚小轩窗。

　　人生长恨水长东，一生得此一知己，幸也。

　　二

　　“如果你愿意，就将我怀念；如果你愿意，就将我忘却。”

　　——英国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可以为一个“当男人遇上女孩”的故事作注。

　　1927年初的冬天，巴黎火车站寒风瑟瑟，可男人立在那里浑然不觉，几乎呆鹅一只。这都是因为少女嘴上含着一抹奇妙的微笑。

　　17岁的女孩偏着头，金发顺着她焕发出逼人青春的脸庞倾泻而下，在她双唇轻启的那一瞬间，像是诞生着一个梦幻之春。

　　啊，这令人甜蜜而又悸动的时刻呵。

　　男人走过去，对女孩说：“你有一张好看的脸，我想为你画像，我有种感觉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伟大的事情。”

　　老土的搭讪。

　　可女孩信了，真的做了他的模特。

　　虽然她根本不知道这个看上去粗枝大叶的男人是谁，并且他呈现给她的，是让他焦头烂额的婚姻、他的简陋画室和坏脾气。

　　更有甚者，后来她还成了他的情人，为他诞下女儿。她相信他会如承诺的一样，娶她为妻。

　　而事实是他虽离了婚，却最终在1935年左右离弃了她，她只是他诸位情人中的一个。但她终生都对他念念不忘，并在他去世后，也选择了自杀。

　　一个浪漫的开始，却以那样悲怆的方式收尾。

　　没有人比她更单纯。

　　可也许正是因为这份单纯的娇媚，她才格外与众不同，才屡屡成为男人画笔下，那些美得让人心静的名画的主人公，比如《窗边的女人》、《梦》……

　　故事中的女孩，叫做玛丽·泰雷兹；而男人，是巴勃罗·鲁伊斯·毕加索。

　　但凡爱情故事，开头和结尾大体都逃不出套路，过程才各有各的不同。

　　那么泰雷兹和毕加索的恋爱过程，是怎样的呢？

　　或许曾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的《毕加索·沃拉尔系列版画》，可以给出答案。

　　因为这批版画不仅创作于1930-1937年间，还有许多表现的就是画家工作之余和泰雷兹一起在画室共渡的时光，如“雕塑家的工作室”和“牛头人身怪”的部分作品。

　　当看到《休憩的雕刻家》序列（1933年，共4幅）、《窗帘后的牛头人身怪和女人》（1933年）、《牛头人身怪爱抚一个熟睡中的女人》（1933年）、《女人凝视熟睡的牛头人身怪》（1933年）等版画时，我们可以体会到画家最真切的矛盾与温柔。

　　那种无法言说的深情，只能透过肌肤的触碰、呼吸的热度来感受，或者经由笔触与刻刀的力道灌注在铜版上。

毕加索《坐着的玛丽·泰雷兹》

　　那组《小女孩领着瞎眼牛头人身怪》（1934年）的系列作品，昭示着于毕加索而言，在艰难岁月里陪伴他的泰雷兹的意义，不仅是爱人，还可能是一个让他幸免在冰天雪地中彻底沉沦的救赎。

　　上世纪30年代初期的毕加索，面临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危机：他的艺术创作进入瓶颈期，被批评“后退与妥协”，创新的焦灼困扰着他；而与奥尔加的婚姻，早已有名无实。

　　他只能化身为失明、彷徨的“牛头人身怪”，期翼在艺术中暂避现实的风霜。从1933年5月起，牛头人现身在一组形象的日记里，1934年12月底或1935年初终结。这组版画作品中，常会出现以泰雷兹为原型的引领光明的圣女。

　　这几乎就是俄狄浦斯王和安提戈涅的翻版。

　　古希腊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的《忒拜三部曲》，塑造了最具悲命感的家族：俄狄浦斯王一代天骄，却逃不过弑父娶母的宿命，陷入迷惘悲愤的怪圈，只能刺瞎双眼自我放逐；坚强善良的女儿安提戈涅一路追随，指引他的方向。

　　当曾经的壮志雄心、丰功伟绩、如花美眷统统付之流水，流放途中的俄狄浦斯俨然濒临崩溃边缘。

　　是安提戈涅的不离不弃，于黑暗中给了他唯一一线亮光。

　　而泰雷兹也是这样的存在。

　　这个简单的女孩，百分百信赖毕加索。她的始终如一给了他安慰，而她的美好则激发着他的创作。

　　他在她身上找到久违的平静，同时又有一种全新的骚动在体内翻滚奔涌，那是他丢失许久的灵感。

　　那虽是段难熬的时间，却也是毕加索天才的迸发期，他终于迎来了自己艺术上的蜕变，从此在艺术领域四通八达、自由穿梭。

　　因此《一个小女孩在夜晚领着瞎眼牛头人身怪》（1934年11月），正是毕加索向泰雷兹表达内心的写照——

　　失明的牛头人徒劳地仰天长视，一手拄着木棍一手扶着小女孩的肩头。周围人或报以惊讶或报以侧目，唯有怀抱白鸟的小女孩是他忠实的陪伴者，陪他走过荒原野海。

　　那种旷日的孤独，好像天空中没有太阳，总是漫漫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看呵，整个夜空的星星都在燃烧、陨落，女孩呵，你的光芒足以支撑人把黑夜当作白天，继续走下去，即便是世界末日前的沉沦，也不再绝望。

　　相依为命、共同渡过的爱情，之于男人，虽然不比女孩永志不忘——她愿意用一生来怀念，来忘却——可无法否认，他也的确曾有过一刻，如杜拉斯所说的一样：

　　“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只是这个“当男人遇上女孩”的故事，最终以那样的结局收场后，不知“曾经深爱过”，是幸，抑或不幸？

　　三

　　《明式家具研究》是继郭沫若的青铜器研究、沈从文的服装史之后，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第三个里程碑”的著作。其作者王世襄先生，和夫人袁荃猷，又是一对贤伉俪。

王世襄旧藏 黄花梨琴桌

　　王世襄，字畅安，祖籍福州，1914年出生于北京的书香世家。他不仅是文物专家、收藏家，还是有名的“大玩家”。

　　早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和大家闺秀袁荃猷结下了一生的良缘。那是1940年的一天，清丽出尘的本科生袁荃猷，主动找到已考取燕大研究生的王世襄，向他求教。原来袁荃猷要做中国画教材方面的论文，恰好和王世襄的论文题目相近。从小家学底子深厚、见多识广再加上兴趣所致，王世襄在古典文化方面的造诣自然事半功倍，热心肠的他一口答应了袁荃猷的请求，真的成了小师妹的“导师”。

　　恰值青春年少，随着两人成日一起在书海画洋里徜徉钻研，燕大明媚秀丽的风光背景又作了最佳催化剂，两人心中暗生情愫。王世襄发现这个姑娘不仅生得美，而且性情极佳，永远平和沉静、随遇而安，并且能够和他在探索精神世界的路途上引起共鸣、互相激发，这些都让他越来越离不开袁荃猷。好在袁荃猷也对他钟情，在论文顺利通过、毕业之后，两人顺理成章喜结连理。

　　新婚时期，他们的日子过得妙趣横生，王世襄发现他的妻子实在是个妙人——除了琴棋书画，其他全不会。做饭剥葱，最后一根葱却被她层层剥光、什么都没能剩下来，她反过来责备丈夫，说他不会买葱。估计就是因为有了这样有趣的妻子，才成就了美食家王世襄。

　　王世襄痴迷于收藏，不时拿家用去贴补他的喜好，袁荃猷不但支持，还笑眯眯陪着他一块儿“玩”。王世襄的老朋友朱家溍曾说：世襄往往把家里的大部分钱买了木器，使得妻子衣着十分简朴，手头还经常拮据，但她全无怨色，而是怡然和世襄共享从家具中得到的乐趣——此情此景，颇有几分《金石录后序》中，李清照和赵明诚的风范：不需大富大贵、锦衣玉食，只要夫妻情投意合、兴趣一致，那么即使一箪食一瓢饮，也是那么的津津有味。

　　如此一对璧人，脾气性情相投、又相互在才华上惺惺相惜，相扶相持走过了一生的岁月。

　　上世纪50年代，王世襄被打成右派，颠沛流离；文革期间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曾经研摩文物的双手用去放牛。王世襄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见证了“十年浩劫”。见证了青春热血年富力强的白白浪费，见证了无限的美被暴力摧毁或者缓缓凌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病。

　　可他终究是幸运的，因为他有这位袁夫人。娶妻娶德，真是有道理的。而袁荃猷的好，还不仅仅在于此，她还知书、知理、知心。

　　在王世襄万念俱灰时，是颇具慧识的她信赖陪伴，夫妻俩最终拟定了一条“自珍路”。任你世界明枪暗箭，我自珍重初心不改——这便是儒家之“仁”道。最关键的是，在这条气节高标却异常艰难的自珍路上，有一位知心坚强的伴侣，风雨相伴、不离不弃，才支持着王世襄坚持走下去、直到终点。

　　后来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一书著成，亦有她一半功劳。书中的文字，是她一遍遍替丈夫誊写清楚；当丈夫想不出该怎样形容概括明式家具的8处硬伤时，是她提议用“八病”，言简意赅、一语中的；而书中所有的绘图，均出自她之手。数百幅精勾细绘的插图，有的是家具的全形有的是局部，纵横斜直、接合繁复、必须用透视才能表现的榫卯结构、乃至勾勒还原古代的图绘或版画……全由她趴在书案上，无论严寒还是酷暑，日日夜夜都一笔一笔这么画下来的——王世襄感其是“不惜金针度与人”。

王世襄与袁荃猷

　　他们二人还不仅仅是夫唱妇随，也是妇唱夫随。袁荃猷14岁起便师从汪孟舒学琴，后又经古琴国手管平先生亲授，琴艺更精。建国后，在中国音乐研究所从事音乐研究，为我国的音乐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说当她在家里弹琴时，丈夫常伴左右，如此近60年，难怪王世襄要自称“琴奴”。

　　而他们最浪漫的事，是一起慢慢变老后，还能“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擎一”，一起去买菜。王老常常穿身中式夹衣，戴一副黑框眼镜，手挽一大提筐，迈着大步子行走；而袁老也身着中式衣襟，安静地微笑着紧随其后，双双而来双双而归。这要放在今天的年轻人身上，别人要说成是秀恩爱，可他们之间的恩爱如此默契自然，何来做作的意思呢？或许持久深密的爱情，莫不都是落实到穿衣、吃饭、出行、睡觉等日常细节上吧。

　　王世襄出身世家，见过大繁华，故此毕生从不蝇营狗苟，相反昂扬欣然、潇洒达观，是老顽童，大玩家，还一不小心就玩成了大先生。而妻子深谙他的玩的艺术，她善刻纸画，曾刻过一幅《大树图》，为他的80岁生日祝贺。图上一棵大树枝繁叶茂，每两根枝叶两两相抱、圈出空间中，各刻几件王世襄玩过的事物，既要家具、竹刻、漆器这样的大学问，也有鸽哨、葫芦，獾狗之类的民俗玩意儿，以此象征他一生研究的领域。唯有树根处，只栓有一犬，这是说丈夫养狗的事——一棵树下拴着狗，望着远方，有所等待，这不也是“家”的写照么？

　　后来，在夫人先他离世后，他悲痛至极，写过好些怀念夫人的诗文，其中一首是：“我病累君病，我愈君不起。知君不我怨，我痛无时已。”王世襄将夫妻集毕生精力心血收藏的古琴、铜炉、佛像、家具、竹木雕刻、匏器等143件文物拍卖，又将其中79件明式家具精品，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千金散去，俗事皆了，但只有一件东西是他万万不舍的，那就是他与夫人买菜、办事用了多年的提筐。他甚至预想将来自己远行后，要请人把这个提筐放在他与妻子的两个墓穴之间，“生死永相匹”。

　　人生一世，想来终会千疮百孔，可只要有这样一个人能够陪你回家，就应是幸运的。

　　像乾隆时期的文人沈复，在浮生漂泊了生生世世，却始终不能忘情于妻子芸娘，因为那是虚空中，他的那么一点温暖的实心。

　　靠着这点实心，王世襄熬过了艰难岁月，迎来了他的集大成时代。而他真正的幸运，最终还是在于无论外界风雨如何，都始终有一个家等着他的归来。这个家，无需金玉满堂，只需有木，有期待，有温暖，足矣。

　　来源：《艺术品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