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钟华书法作品《牡丹》

　　钟华也现身开讲，细说“书法里的中国文化精神”，并接受本报专访，畅谈他的“书法考古学”。

　　文、图/广州日报记者江粤军

　　书法载道

　　品德低劣者难成大家

　　1974年出生的于钟华，甫一登台《百家讲坛》，就因一边讲述一边当场挥毫，引用历代书论层层剖析古人笔法而大受欢迎，吸引了很多“鱼翅”（于钟华粉丝的昵称）。

　　于钟华认为，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凝结点和载体，书法不是“技”，而是“道”。“一阴一阳谓之道”，这在汉字飞结体、书写当中是特别讲究的。独体字要求做到中正，中轴不能偏移；合体字，只要是左右结构的，则会牵涉到“让”。中国文化一向特别讲究礼让、谦让。唐代书法家欧阳询的《汉字间架结构九十二法》中，第二法就是“让”。而且古人将字看成是男左女右的关系，这就构成了阴阳，通过阴阳协调组成一个字，才比较合理。

　　书写过程中又如何体现“道”？东汉书法家蔡邕有一篇文章叫《九势》，谈到“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写字的。手心属阴，手背属阳，右手自然而然放置胸前，手心自然向内，手背自然向外，这就是阴阳自立。手的自然运动落到纸上，就出现了汉字的横竖撇捺等基本笔画，相互组合、连贯，就构成了行书、草书等，书写中也就自然地秉承了中国文化“道”的精神。因此，于钟华强调，书法家大多很长寿，就是因为写字的过程，是将你所具有的能动激发出来，将“道“落实到身体里。

　　于钟华同时表示，中国古代是没有职业书法家的。王羲之是右军将军，一个地方大员；颜真卿是一名大将，后来还当上了元帅，带领四十万大军抵抗安禄山；苏东坡也是官员、诗人、画家。

　　但中国古代这些被认可的书法家有两大特点：一是高德，道德品质低劣者会被拎出来扔掉，像宋四家“苏黄米蔡”，包括了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明代有人说蔡襄应该是蔡京，他的字写得更好些。但人们为什么选了蔡襄而抛弃蔡京呢？就因为蔡京人品差；二是高知，都是有志于道者，不会仅仅在技术层面、器物层面纠缠不休。因此书法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不断指向中国文化最核心的“道”。而要企及书法的“道”，必须直捣晋唐，探寻本源。

　　今天的魏碑与古代有所区别

　　广州日报：万木草堂是康有为创办的，康先生一生力主碑学，您也强调今天的书法应该回到晋唐，那您对碑学、帖学是如何看的？

　　于钟华：其实两方面我都做过研究。譬如碑学，此前我和导师陈振濂先生做过一个“魏碑艺术化运动”，倡导一种新的碑学，想在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的基础上，再往前推进一步。我们觉得碑学是一个很好的理念，但还没有很好地落到实处。

　　广州日报：这里的“艺术化”是何指？

　　于钟华：艺术化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中国古代没有纯粹的“艺术”，“艺”在过去指技能的技，或种植树木的意思。我们现在说的艺术，更多是西方的ART，把他们的视觉艺术观念、造型艺术元素，融入到我们的作品中，譬如增加一些视觉效果，作品进行拼接，使得今天的魏碑与古代有所区别。

　　广州日报：您认为书法发展到唐以后“笔法衰绝”，故书道中落，那在此之后，还有没有您比较认可的书法家？

　　于钟华：唐代以后比较厉害的书法家有两位，一是五代时期的杨凝式，一是宋代的苏东坡，他们一生都是按照古法来写字的。当然，像米芾、董其昌，他们也很不错。我的意思不是说后来就没有书法家了，只是唐以后古法失落了，后来一代一代人都只是在重新摸索、找寻古法。

　　追本溯源建立“书法考古学”

　　广州日报：那您现在主要做的就是探索本源的事情？

　　于钟华：是的。所以学术界将我的工作称为“书法考古学”，就是考察晋唐时期的书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古法是怎么回事的，能否彻底解密等。

　　广州日报：您是如何溯本追源的？

　　于钟华：两种方式。一种是历史学的方式，看古人的作品，分析还原他是怎么写的，我将其叫做“回到晋唐，回到王羲之”。另一种是哲学式的探寻本源，回到写字的最根本之处。

　　广州日报：您还认为书法不应该“苦练”？但古人是以毛笔为日常书写工具的，今人没这种条件了，也可以不必苦练吗？

　　于钟华：这要看怎么定义“苦练”了。如果是不断地投入时间精力去研究、练习，我是赞成的，完全不花功夫肯定不行；如果是练得很苦很累，那就不应该了。孔子有所谓“游于艺”，就是指习艺要像鱼在水中游，很自在、愉悦。只有在书写中获得心灵的放松，才能够养生。另外，写字并非一般人理解的，一定要花很多时间。古人虽然用毛笔写字，但他们的事情也很多，而且经常游山玩水。

　　广州日报：那您为何还开办“魔鬼训练营”？

　　于钟华：这是针对这个时代而做的事。我们将从小练字的习惯给砍掉了，所以必须补这个课。一生当中抽出十五天进行技能上的强化，以后发展才有可能。书法的基本功有两个：一是眼睛的观察力；二是手的执行能力，这还是要经过一定的训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