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中国艺术家刘若望的作品《狼来了》在第56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展出。新华社发 2012年第13届卡塞尔文献展现场。 　　首届亚洲双年展暨第五届广州三年展,观众在参展作品《又是森林遍大地》前拍照。新华社发

　　“双年展”依然热闹，但也有观众依然困惑，广州美院副教授吴杨波称：

　　今年5月，由于有太多中国人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平行展”，甚至 “占领”了部分“国家馆展”，导致肯尼亚宣布退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双年展”这个艺术热词再次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而日前，广东美术馆也终于迎来了他们的品牌展览活动，“亚洲时间：首届亚洲双年展暨第五届广州三年展”正式开幕，但重叠的主题，再次使得不少观众对何为“双年展”表示困惑。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实习生 梁婉莹

　　巨型展览这种形式是否已经过时？

　　要理解何为“双年展”模式，绕不开创办于1895年、被认为是“双年展鼻祖”的威尼斯双年展。它创立的初衷，是为了考察和呈现当代艺术最前沿和先锋的发展流变。它通常分为主题展、国家馆和平行展三部分。其中，主题展是“含金量”最高的展览板块。

　　1993年，徐冰、王广义、方力钧等14位中国艺术家通过民间渠道首次被邀请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那一年参展的艺术家在如今大多已成为当代艺术界明星级的艺术家，此后，“双年展”似乎成为了一个“点石成金”的平台。

　　而真正使得威尼斯双年展在中国掀起热潮的，是1999年的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20余位中国艺术家史无前例地获得组委会的邀请，占全部参展艺术家的近五分之一，当年的艺术大奖由蔡国强夺得。从此，威尼斯双年展带动了国际艺术界的“中国热”。

　　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几乎成为中国艺术家走向国际舞台的必经之路。在今年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中，不但至少有9个属于中国艺术家的平行展，更有超过100名艺术家参加了国家馆，甚至把肯尼亚的国家馆也占了大部分。

　　无论是走向国外“双年展”，还是在国内自办“双年展”，几乎都成为了近年中国艺术家非常热衷的行为。

　　然而，浙江大学教授黄河清却认为，“大多数双年展都是老套路，单调而雷同。这种同质的多样性是大多数双年展的共性。”越来越多的行内人士认为，这样的双年展 含金量已经日益下降。更有人发出“这两届的威尼斯双年展，是被中国人的 资本 而非艺术所占领，双年展的学术空心化越来越明显”的感叹。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院长助理、副教授吴杨波也发出了疑问，巨型展览这种形式是否已经过时？他称，面对琳琅满目的大型展览，“现在人们可能更愿意接受小而精、体验到位的当代艺术展。巨型的、游乐场式的双年展，是否仍然适合在这个时代继续推进，值得思考”。

　　国内大展始终面临资金缺乏的困境

　　自 1992年由一批艺术批评家寻求资金并策划“广州·首届九十年代艺术双年展（油画部分）”，在中国第一次提出“双年展”概念以来，双年展在中国热热闹闹发 展了近三十年，但能一直办下来的却是凤毛麟角。不少双年展平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被搭建起来后，始终逃脱不了“首届即最后一届”的命运，无论是“广州双年 展”还是1993年举办的“中国油画双年展”在举办了第一届后均不再重现。

　　目前在国内相对坚持时间较长的“双（三）年展”，有始于1996年的“上海双年展”和2002年在广州开启的“广州三年展”。而曾经口碑不错的“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在举办了三届后又戛然而止。

　　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彭德曾认为“二十年来，所有的大型展览差不多都在沿用 广州双年展 的模式，即先由策展人撮合投资人与当地政府联手参与，再请批评家组成评委会决定参展人选，签订合同，设立奖项”。

　　著名评论家殷双喜在回顾“广州双年展”二十周年时也感叹道：“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大型艺术展览，都面临着缺乏资金保证、难以保持延续性的困惑。这与中国没有建立起成熟的艺术赞助制度有关。”

　　广州“双年展”何去何从？

　　对于刚刚开幕的“首届亚洲双年展暨第五届广州三年展”，从主题上看，仍然让人摸不着头脑，“首届”“双年展”“第五届”“三年展”，这些关键词的重叠似乎超出了一般观众能理解的范围。

　　有趣的是，本次“首届亚洲双年展暨第五届广州三年展”的总策划人罗一平，在展览开幕前不再担任广东美术馆馆长，而对于为什么要把两个似乎看起来学术定位不一 样的展览重叠在一起；在其不再担任馆长后，第二届亚洲双年展将何去何从；“广州三年展变身为亚洲双年展”是否意味着重叠之后这也是最后一届广州三年展等系 列问题，罗一平以太忙为由，婉拒了收藏周刊的采访。

　　由此，本次“首届亚洲双年展暨第五届广州三年展”不但留下了诸多疑问，甚至日后的去向也给观众留下了足够大的想象空间。

　　观众如何解读主题真意？

　　“双年展”等展览总喜欢用深奥难懂的主题，以及搭建一大批以“观念”为由的艺术品，观众该如何观看？从哪些角度理解？这始终成为观众与“双年展”等展览模式之 间一条不能逾越的鸿沟。哪怕主题的字面意思人人都能读懂，但当人们真正面对一堆由实物组成的作品时，却很难从中解读出主题的真意。

　　去年上海双年展上，就有百名艺术青年坐在艺术杂志上，面戴口罩，以沉默的方式对抗，一说是对抗上海双年展“名为社会工厂，实则脱离社会”，又一说是批评整个当代艺术生态晦涩难懂的现状。

　　吴杨波认为，双年展这种大型的展览平台影响力将会逐渐消减，这是由当代艺术本身的内涵决定。“仅仅依靠有趣、好玩来吸引观众的话，这是当代艺术本身的短板。作品神秘化、精英化越来越强烈，致使当代艺术与公众的距离越来越远。”

　　亚洲多个地区曾经长期受殖民与压迫，始终逃离不出作为“他者”的殖民话语，但近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亚洲”的主体意识被不断提出，艺术界希望通过艺术表达梳 理亚洲形象。例如刚刚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陌生的亚洲：第二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和广东美术馆的“亚洲时间：首届亚洲双年展暨第五届广州三年 展”。“亚洲问题”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艺术领域的热门话题。

　　然后，在黄河清看来，树立亚洲形象有必要，但运用西方的东西来梳理自己的文化形象 却值得商榷，“亚洲时间 也非常牵强，展出的都是美国式 装置 ，没有亚洲地域性，不过是亚洲制造的 美国式艺术 ，既然叫亚洲时间，那就应该是亚洲本土的历史传统与艺术方法，包括中国的雅文化也是一部分，可是，这个展览哪里有呈现中国的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