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端廷

　　自文明社会诞生以后，人类就是体制化的动物。艺术家是以艺术创作者的身份生活在体制中，并通过艺术创作与体制发生关系。在人类历史上，艺术与体制的关系有时融洽有时扞格，但大多数时候艺术会走在体制的前面，充当破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先锋角色。从本质上说，艺术永远是为政治服务的，问题在于，它服务的是什么样的政治。当艺术与政治的目的并行不悖时，艺术与体制的关系就是和谐融洽的；否则，二者之间就会对立不睦。在封建帝王时代，艺术主动或被动地充当了专制政治的附庸，由于艺术家没有自主独立意识，其艺术也就成了为皇权服务的工具。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自由的艺术与民主的政治相互依存，共同推动造福于大众。

　　作为一个西方当代艺术研究者，基于这些年对西方社会和当代艺术现状的考察，我认为当今的西方艺术处在一种政治、学术和市场一体化的体制中。回顾西方现代艺术发展史，我们知道，它也曾经历过一个艺术与体制之间剧烈冲突的时期，这就是现代艺术史的早期，亦即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盛行的19世纪下半叶。当时的法国处在从封建专制向民主共和制度过渡时期。在艺术领域，以皇家美术学院为代表的官方艺术占据着艺坛统治地位，新兴的以现实主义和印象派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对固有的政治体制和艺术秩序发起了挑战。1855年库尔贝在巴黎世界博览会展馆外自办个人画展，1863年巴黎沙龙展之后举办“落选沙龙展”，诸如此类的事件和现象都标志着官方学院派艺术与民间自由派艺术的尖锐对立。马奈在“落选沙龙展”上展出的《草地上的午餐》不仅遭到法国社会保守势力的攻击，还受到国王拿破仑三世的斥责。民间自由派艺术与官方学院派艺术的对立，表面上看是艺术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不同，就其本质而言是新艺术与旧体制的矛盾。那时的法国艺坛存在着两种艺术评价标准，一个是官方学院派艺术评价标准，另一个是民间前卫艺术评价标准。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的大规模崛起导致了艺术市场的兴起，曾经作为教堂、宫廷贵族专属品的艺术开始走进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家庭。商业画廊在欧洲各国大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反过来又促进了前卫艺术的繁荣。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化的艺术就是民主的艺术。从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转换，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艺术自身也在这一历史转换的进程中扮演了推动者的角色。

　　对照西方历史，我们发现，当今的中国虽然与西方同时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在生产技术、生活用品和信息等物质文明方面与西方是基本同步的，但在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层面，我们仍处在法国19世纪后半期，也就是库尔贝和马奈生活的时代，处于专制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时期。在经济领域我们实行的是双轨制，在中国艺术界同样存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类艺术家及其不同的艺术价值观。我这里所说的体制内与体制外艺术的分野，更多地是指艺术家的立场而非身份，供职于画院和美术学院、拿工资吃皇粮的艺术家虽然具有体制内身份，但不一定抱持体制化的立场。通常情况下，人们将那些紧跟主流意识形态、弘扬主旋律的艺术看作是体制化的艺术，而将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艺术家的创作视为体制外艺术。中国体制外艺术的出现和兴旺归因于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壮大。从当下的现实状况看，体制化艺术与体制外的艺术各有生存空间、彼此平分秋色；而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存在体制化艺术日渐式微、体制外艺术日益强大的必然性。

　　我们知道，任何体制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体制不断变化不断更新的历史。西方现代艺术史告诉我们，只要符合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需要，体制外的艺术终究会成为体制内的艺术，像印象派和野兽派那样最初备受非议和攻击的前卫艺术，如今早已成为人类艺术史上的不朽经典。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当下政治、经济和文化双轨制的形成，既有中国历史自身演变过程中新旧意识并存的原因，也有中西文化交融两种观念彼此同在的缘故。由于历史线性发展的模式被打破，中国进入到一个西方现代生产力与中国固有生产关系既彼此对立又同时共存的时代，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社会形态。

　　对于艺术和艺术家而言需要面对的有两个体制，一个是社会体制，另一个就是艺术自身的体制。社会体制主要是指政治体制，政治体制的本质是利益分配。不管是社会体制，还是艺术体制，其核心都是价值观。建立体制的目的都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发展。艺术体制由艺术创作、批评批评、艺术教育、艺术收藏和艺术欣赏等要素构成，艺术家、策展人、艺术学院、收藏家、画廊、博物馆和欣赏者等相关人员共同组成了艺术体制的主体。艺术体制的建立，从本质意义上说，就是使艺术的发展从无序变为有序。艺术体制一但建立，它的作用就会随着艺术的发展而发生变化。艺术体制建立之初它会有利于艺术的进步，慢慢地它总会成为艺术继续进步的桎梏。因而，新旧体制的不断更迭就成为艺术发展的必然规律。实际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体制，更没有一劳永逸的好体制。艺术永远是在突破体制、建立体制、再次突破体制的过程中发展进步的。艺术的进步就表现在于对体制的突破，更确切地说，艺术的创新体现在对社会体制与艺术体制的双重突破。只不过，艺术往往是通过突破艺术体制进而达到改变社会体制的目的。

　　在西方现当代艺术史上，艺术的发展更多地表现在对艺术体制自身的不断突破。不管是观念主义对形式主义的背叛，还是从现代主义演变为后现代主义，再从后现代主义进入当代艺术，西方现当代艺术的演变始终是一个在艺术自身的体制内不断突破的过程。因为在20世纪的西方世界，民主政治已经完全实现，社会体制不再成为艺术发展的枷锁。即使它对艺术仍然具有制约作用，也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对于艺术家来说，只需将注意力放在艺术本体上，处理好艺术自身的关系就已足够。上文提到西方当代艺术是单一艺术体制，纯学术已经成为唯一评价标准，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当代艺术既是在不断突破社会体制的进程中向前发展，也是在逐渐突破艺术自身体制的过程中向前推进。虽然社会体制对艺术的制约仍然存在，艺术的完全独立尚未实现，但这一步是必然会到来的。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变化都会经历从量变到质变、从渐变到突变的过程，不能指望变化在一天之内发生。种种现象表明社会体制对当代艺术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宽容，甚至可以说当代艺术正在被社会体制接纳。因此，我对中国艺术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艺术体制自身可能出现的僵化，以及这种僵化对艺术不断进步、继续创新的阻碍。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艺术家创建艺术体制，平庸的艺术家迎合艺术体制。艺术体制是用来为艺术服务的，也是用来打破的。让艺术永远走在体制的前面。

　　本文原载于《东方艺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