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畅

　　著名收藏家、《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锦灰堆》作者王世襄先生，其生前对自己玩收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曰：“不冤不乐。”其解释是：“大凡天下事，必有冤，始有乐。历经艰辛，人人笑其冤之过程，亦即心花怒放，欢喜无状，感受最高享乐之过程。倘得来容易，俯拾皆是，又有何乐而言。”

　　王世襄先生对“不冤不乐”的一番诠释，当是其玩收藏的深切体会。事实上，这也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收藏的真谛。其实，不论何人涉及何种收藏，在其成为行家里手之前，就“必有冤”。须知道，大凡自有收藏始，历朝历代都有造假，而今，随着收藏者队伍的日渐庞大，藏品市场的造假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你一旦涉足收藏，就得有被骗、“吃药”的准备。这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就公开承认自己曾吃过不少“药”。是的，每一次做“冤大头”，都令其刻骨铭心；每一次花“冤枉钱”，都让其肉痛至极，自然，每经历一次，都驱使其吸取血的教训，从而在学习积累中、虚心求教中、比较摸索中不断有所领悟、有所提高，而每一次的豁然开朗，尤其当其有了充盈的收藏底气能够避免上当以至而收藏到自己心仪的藏品时，这过程这结果何以不让其大喜大乐？

　　只要涉及收藏，就不可能没有“冤”，有“冤”相随，与“冤”相斗，故而有“乐”同伴。否则，“得来容易，俯拾皆是”，未见“惊涛骇浪”，没逢“狂风暴雨”，不仅难乐、无乐，而且也难以让自己成为好“舵手”。但话须说回来，“不冤不乐”并非意味着越“冤”越“乐”、越“冤”越好，要谨记：前一次的“冤”都是为了减少下一次的“冤”，至少不能复制低级之“冤”、类似之“冤”，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而删减“冤”，我们才“冤”得值，这样的“冤”最终才有“乐”可言。

　　“不冤不乐”的辩证之理告诉我们，既涉及收藏，则尽可能专注某一方面，因为收藏种类太多，所涉知识面太宽，而藏家个人的精力极其有限，谁也不可能成为收藏全才—“样样懂”，最终必致“样样松”。王世襄先生的收藏成就多在明式家具上，故而，弟子田家青回忆说：“交谈中，我发现他对行话、术语不仅很熟，尤其用词之间的搭配准确，俨如硕果仅存的老木匠。但远高于工匠的是，他能讲出许多术语在历史上是何时、如何出现的，又与其它相邻领域之间术语的对应关系，哪些是原创的，哪些是借用的，哪些又是在历史某一时期被误传，写成错字，最终以讹传讹，错成事实。”这既说明王世襄先生自我定位以做明式家具收藏鉴赏为主的正确，也折射出其一贯以来对收藏知识和鉴赏技巧学习的刻苦用功，同时更凸现出他临“冤”得悟、“冤”中出真知、“冤”而“乐”之难能可贵的境界。

　　搞收藏，“接地气”很重要。多数专家往往以理论知识见长，少数专家虽也有不错的实战经验，但所看所摸所玩的藏品大多也是一些馆藏品，也就是说，有些专家强理论而弱眼力。民间的收藏高手，虽理论知识不够完备，但眼力往往胜过一些专家，自然，其眼力的积累也是在一次次遭“冤”后完成的。因此，搞收藏我们既要向书本学习，向专家学习，同时，也勿忘向民间收藏高手请教，如此，我们才能少走弯路，避免做不必要的“冤大头”。王世襄先生就是这样，出生书香门第的他，平日常与民间的三教九流混在一块儿，这对他的学问研究相当有帮助—他知道怎么和民间人士交往，并且从内心尊重他们。诚如尚刚先生所言：“王先生的言行、笔墨浸透了对学术、游艺的爱，他的师友中既有朱启钤、刘敦桢、梁思成之类的大人物，也有多宝臣、石惠等老匠师，还有一些贩夫走卒、引车卖浆类的早年玩友。”“接地气”，自让王世襄先生由“冤”而“乐”、少“冤”多“乐”，颇有成就。

　　“不冤不乐”，其理昭然，但频频聚“冤”，以至陷于“冤”中而不能自拔，则必无“乐”可言。纠集于“冤”，“冤”难离散，有时也跟藏家的心态有关。想一想吧，如若有人一心想着“捡漏”发财，收藏只出于升值的考虑，那么，经不住诱惑的背后，其后果便可想而知。想起著名鉴赏家、著名书画大家陈佩秋，70多年来一直坚持写写画画，当书画市场动辄百万元润格向其发出山水画作之邀时，她不为所动，仍执着于古画审鉴之道。她说：“现在不缺画画的，但有能力鉴定宋元时期古画的，却少之又少。既然我认定这个活儿，就会坚持下去，给历史和后人一个交代。”要知道，当年其家里条件最困难的时候，仅有一床一桌和几把椅子而已。是啊，假若陈佩秋先生经不住金钱的诱惑，热衷于走市场卖画，那么，其日后鉴定宋元古画的眼力就会衰退，这于己于国都该是一种重大的损失。陈佩秋先生之举启示我们：必须涵养收藏的大格局，敢于冲出金钱的重围，还原收藏的本源意义，自觉担负起为历史收藏、为文化收藏、为子孙后代收藏的责任，从而从容收藏、丰富收藏、提升收藏。

　　“冤”与“乐”，从来都是一对矛盾。如何平衡、驾驭这对矛盾，关键全在于藏家自身，而相对“专”、“接地气”、拒诱惑，必是化解矛盾的利器。

　　来源： 美术报(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