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笔者在广东农村做的“新宣传画运动”项目中所绘制的宣传画

　　李公明

　　以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议题在近年来不断引起关注。上月底我在深圳圈子艺术中心策划的“乡村影像：从‘观看’到‘行动’——渠岩作品展”以“观看”与 “行动”为核心理念和展览框架，参加研讨会的艺术家、农村问题研究专家、艺术批评家、建筑专家和文化学者围绕着“艺术与乡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我拟 定的研讨会主题为：一、如何认识中国当代乡村建设的现状与困惑？二、如何看待乡村建设中的“主体的自觉”与精神信仰问题？三、当代艺术应如何介入乡村建设行动？四、如何具体评价“许村实践”？在讨论中发现在几个议题上产生比较激烈的碰撞：第一，究竟是从总体的乡村社会改造观念和生产的结构性改造，还是从艺 术家的个体实践行为与坚持来把握“艺术乡建”的根本？这问题其实并不矛盾，不同的职业身份和角度的介入都是有意义的，至于孰轻孰重，这是另外的问题。第二，我们究竟应该更多地倾向于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文化、信仰回归的角度看待乡建问题。第三，更为重要的就是，在一个多元化、现代化的全球村的时代中， 究竟有没有可能真的回到我们要建设的那种理想的、符合传统审美伦理道德的乡村？后两个问题涉及对于乡村传统的价值判断及其在未来生活中的意义。

　　应该说，无论是从现实观察还是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艺术与乡村建设的议题从一个角度折射出中国乡村问题背后的普遍性焦虑。造成中国乡村困境的主 要因素都是全局性和结构性的，涉及一系列的制度（土地、物权、户籍身份、国民福利待遇等等）、自然环境变异、生产手段、国民素质等因素。以艺术介入乡建， 无疑只是一种较为独特的角度和有限的手段，问题就是如何在这种有限性中激发最大的能量和有效的建设性。

　　把今天的艺术乡建置放于中国近代以来的乡村改造与建设的历史大背景中考量，可以在性质的区分、资源的启发与借鉴以及对根本性问题的探索等方面获 益。萧公权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研究指出，清代的乡村控制体系既依赖于乡村绅士作为帝国的代理人，同时试图通过强制性的伦理教化制度（如顺治帝创始的“乡 约宣讲”制度）实现对乡村的思想文化控制；但是他认为这套体系完全失败了，只留下空洞的形式和思想的真空地带。最后他把研究的视线从19世纪延伸到20世 纪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农村的实践。（参见其《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张皓、张升译，联经出版，2014年1月）美国学者欧达伟（R。 David Arkush ）延续和发展了萧公权的研究思路，力图回答“正统思想究竟在怎样的程度上控制了中国农民的思想呢？”（见其《中国民众思想史论——20世纪初期-1949 年华北地区的民间文献及其思想观念研究》，董晓萍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两位学者的研究启发我们从思想的控制与解放的角度思考艺术乡建 的根本性问题：乡村建设与培养农民的公共政治意识的关系。中国的政治统治一方面对农民和农村经济造成的伤害远大于经济因素和天灾人祸，农民对政治普遍失去 信心；另一方面却因为在农民身上发现了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和无穷的人力资源而产生了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对于农民的政治主体性的建构，伴随而行的是乡村建设的 多元化之路被纳入到一元化的体制和模式之中，中国农民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裂变。著名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先生早在1947年就指出：中国的病根是因为农民不 能做国家的主人，对农民的政治教育应以培养他们成为独立、自由的公民为目标。这是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中国农民问题最根本的核心。（参见熊培云《中国“三农” 问题第一人：董时进》）从这种角度来看大半个世纪以来对农民进行的政治教育和艺术与乡村建设的关系，显然与这种价值观念是偏离的。显然，无论从艺术或政 治、历史或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民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如何具有真正的主体性独立人格，如何成为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

　　回到今天的艺术乡建实践。当我们希望从艺术教育、乡村环境改造、活化乡村文化传统、重建乡村信仰与当代生活的联系、重新激活乡村的、族群的公共 生活等方面建设新乡村的时候，其实从根本上来说不可以脱离在乡村培养新一代独立的、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主体人格。问题是，在今天中国乡村的现实状况中，要培 养新一代的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农民无疑是仍有困难的。我们看到十几年来在政府的“农村工作”主流和纯粹商业性的农业开发和旅游开发等经济之外，有多种不同 层面和路径的重建乡村社会的努力和实践，比如在乡村中自发地通过恢复乡村宗教的功能仪式而维系族群认同、填补精神真空的民间宗教复兴；或在经济转型、城乡 互动的生产实践和生活方式转变中出现的能人建构出新的乡村权力文化网络，这些善于与权力、资本打交道的“新乡绅”以其传奇色彩传播着乡村的“当代英雄”价 值观；而也有一些深入乡村底层社会的专业知识分子（主要来自乡村研究、法律等领域）与村民自治、土地权益维权等乡村公共管理实践结合起来，取得了某些实验 性的突破，但是这种类型的工作总是遭遇阻力和风险；另外还有不少民间团体、慈善机构深入乡村组织支农、支教活动，这些善行固然为改造乡村面貌做出了贡献， 但是仍然无法形成一种可延续的机制，甚至还要冒着内外之别的风险；而艺术家进驻乡村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比较常见的是以艺术改造乡村的空间环境，举办各种艺 术教育、艺术展览和艺术节庆，在这过程中会在不同程度上挖掘和活化当地的民间传统艺术，也能带来旅游观光、服务型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必然会遇到如何可持续 发展、如何从孤立的成功个案推广到广大乡村等极为困扰的问题。在上述这些乡村建设的不同路径中，不难发现真正缺少的是广大的普通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参 与，难以改变的是精英主导、急功近利的经济主导、利益交换的资本主导等转型模式。很显然，最关键的缺失就是现代公民意识和能力的缺失。

　　从艺术乡建本身的实践来看，我认为无论是碧山计划、许村计划以及所有曾经在乡村发生过的艺术实践，即便存在各种的弱点、局限，整体上看都是值得 赞扬的。在这里应该区分两个不同的面向，一是艺术家以一己之力、以传播精神文化这个角度进入乡村，究竟能够把乡建推进到哪一步、产生多大的实绩，不应有太 大的苛求。二是艺术家作为艺术创作的个体，在投入乡建的过程中获取创作灵感、激发创作热情等等，都是值得肯定的。作为创作中的个体经验和产生的个体影响， 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个体政治行为，成为建设乡村公共政治的一种个体因素，这都是毋庸置疑的。我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可以更大规模地从公共艺术的角度切 入乡村建设，以当代公共艺术的多种元素糅合到乡村建设中。

　　当代公共艺术的功能早已突破了公共建筑空间的装饰、美化等单一维度，成为介入与塑造公共生活的重要力量。介入乡村公共生活的当代公共艺术在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上具有无比丰富的可能性，就如乡村生活本身应该具有丰富性一样。毫无疑问，当代公共艺术可以在乡村的空间改造中结合文化心理结构同步进 行，可以在培养村民介入公共艺术的过程中培养具有公民意识的政治认同，可以在推广美育教育的过程中帮助村民思考如何重新建立信仰的问题。在当代公共艺术的 思想资源中，关于“文化公民权”的概念和以“文化吸纳政治”的思路是艺术乡建实践值得参考的。所谓“文化公民权”，关注的是维护和发展文化的谱系和主流社 会对差异的正面承认，坚信文化政策负有塑造公民的使命。（参见恩靳·伊辛等主编的《公民权研究手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也就是说，通过让村民 介入公共艺术而对认识和实践文化公民权，从而与政治公民权、经济公民权相连结。以“文化吸纳政治”源自“以行政吸纳政治”的公共管理思维，其要义是通过行 政渠道将社会各种利益要求和利益表达汇聚起来，共同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使行政决策呈现出开放性与参与性。我把它移用于公共艺术，意指在公共文化建设中注 意面对和解决公共政治诉求，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以公共文化转型推动公共政治的转型。比如说，中国当代艺术潮流在泥沙俱下的滚滚洪流中毕 竟不断开拓着自由表达的空间，公共政治叙事可以不断被艺术叙事所吸纳，艺术潮流已经出现由主流、市场和民间思想互相竞争的生态，这就是“以文化吸纳政治” 而推动政治转型的小小开端，是从实现文化公民权到实现政治公民权的有益探索。

　　2007年我在广东农村做过一个“新宣传画运动”项目，分为几个部分：第一是春节前我和同事、学生一起创作一批公益贺年卡，其中就包括农村春节 的题材，如在农村过春节的时候怎样去关心五保户和老人；大学生回乡怎么去关爱他们在农村的亲人，还有提出在春节前兑现农民工的工资等。我们当时印发了1万套公益贺年卡。第二是我们到粤西阳西县，在那里的乡村墙壁和农村文化室外墙上创作壁画。这些壁画的形式是宣传画，包括村委会的财政公开、解决土地问题、农民的普法教育等内容。这个项目得到了当地农民的支持，《南方日报》等媒体也详细报道了这次活动。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由于留守农村的人口结构等原 因，与农民互动和发动农民介入讨论创作方案等都很难实现；还有就是这些壁画究竟在当地的乡村公共政治事务中是否产生任何作用，我们无法把握。后来有当地干 部曾打电话告诉我这些壁画一直还保留着，有些上面来的干部看到这些壁画后也对村民有点刮目相看的感觉。我认为壁画作品对提升当地农民的尊严和力量会有点间 接的影响力，这也是公共艺术的一种作用。我们在创作这些壁画和选择画面上的口号的时候，要求做到通俗易懂，壁画图像借鉴了黑白木刻风格以及过去的宣传画形 式，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觉得比较熟悉这样一种艺术形式；画面上的口号很多是大白话，例如“村务要公开”、“账本要公开”、“要重视农村的教育，不能克扣民 办老师的工资”等村民都能明白的口号。

　　以公共艺术推动建设乡村公民社会，这当然只是艺术乡建中的一个维度，但也是不可忽略的维度。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