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_本刊编辑部     

　　记者_李海浪

　　在艺术市场遇冷，人们对艺术品投资持怀疑态度的时候再来提艺术基金，似乎有点不合时宜。

　　在2011年至2013年间，艺术基金“如火如荼”地燃烧了一把，那时艺术机构、金融机构都蜂拥而至，企图在这块大蛋糕上分得一杯羹，人们慷慨激扬满怀信心，将艺术基金也演变为五花八门的挣钱方式，可是物极必反，短短两年时间，曾经高喊艺术投资的人们都避之不及，更多的是一批基金在短暂的春天后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何在？中国还能不能做艺术基金？现在是不是做艺术基金的好时机？我们的艺术品基金存在哪些问题？我们的市场又存在哪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或许能让一些徘徊在门口的人有更清晰的认识。

　　于是，杂志寻访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者，或是曾经从事艺术基金的人，或是正在做艺术基金的人，其中，如同股票一样，有人看好，有人看空，但毋庸置疑，我们的市场太需要规范了，一个健康成熟良好的市场环境，才能培育好的艺术基金；另一方面，真正热爱艺术品的大众还需培养，有一个好的收藏氛围，才可能有更多的人参与。

　　艺术基金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不是短期暴利的产品。也许，放长线才能钓大鱼，也许根本钓不到大鱼，在经济环境差，地产、股市都不再辉煌的时候，很多人开始转而投向“艺术”，实则这并非是一条康庄大道，而过去的许多投资多是“投机”的成分，这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不是每个时期都有这样的机会。终归，艺术基金不是一场资本的较量。

　　艺术基金之路

　　拉封丹的寓言《两个谋熊皮的伙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两个伙伴手头缺钱，于是他们向邻居皮货商预售一只还未被打死的熊的皮，并向他表示，将马上去把熊杀死，据称这是一头熊中之王，商人可将其做成两件皮袍，为此可发一笔大财。两人答应两日之内交货，在谈妥了价钱后就开始进行搜捕猎物的工作。

　　当他俩看到这头熊正朝他们奔来时，吓得如雷击顶一般，这桩买卖可算是泡了汤。这时，一个伙伴爬上了树梢，另一个则早就吓得面如死灰，一身冰凉，他赶紧趴在地上屏住呼吸装死，因为他曾听说，熊不喜欢吃死人。这头熊见地上躺着一个人，不知是死还是活，于是把他翻过来掉过去摆弄一番，又用嘴去嗅这人的鼻息。“这是一具尸体。”熊说完就朝附近的森林中去了。

　　树上的伙伴滑了下来，跑到装死的伙伴身边说，这真是个奇迹，这一切不幸，只不过是场虚惊。“那么，”他接着问，“熊皮怎么交差？熊在你耳旁都说了些什么？”“它对我说，千万不能图谋出售一张还没有被打倒的熊的皮子。” 

　　有人将这个故事用来形容艺术基金的运作模式。以“熊皮”命名的艺术基金却在艺术这一领域掘得了第一桶金。

　　艺术基金由国外兴起，中国在2007年以后艺术基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蔓延开来，后又迅速陨落，个中原因，纷繁芜杂，但无疑跟畸形的艺术市场息息相关。如今，旧话重提，是希望在这个艺术市场相对冷的时期，有一个回顾，有一次总结与反思： 2011年在中国掀起一阵高潮，很快又冷场，这些年，中国艺术基金做了些什么？为什么短短时间内遇冷？

　　艺术基金是否真的从此不振？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究竟有哪些问题存在？应该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有些什么影响？

　　有研究者发现：“一方面是快速成长的艺术品市场，一方面却是内地市场运作机制的不健全，产业链的不完善以及基金投资等相关金融产品的空缺，限制了这一市场的上升空间。”有人说，2007年是中国艺术品基金的元年，在这一年，国内第一支艺术基金产品开始向部分高端人群发售，门槛为50万元，投资期限2年。最终，在国内艺术基金来到爆发式发展的2009年时，该款基金最终以年收益率高达12.75%的成绩完成交接。2010年，中国艺术品基金发行总规模为7.5亿元人民币，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在原有的基础上翻了数倍，45款艺术品信托产品的总规模达到了惊人的55亿元人民币。

　　2011年国内艺术基金的井喷在2012年的市场整体下调面前遭遇了寒冬，艺术品市场的低谷期恰好成为了这一众艺术品基金产品的退市期。2011年艺术基金的疯狂为国内艺术品市场引入了众多的金融资本和投机客，在“短、平、快”的运作模式之下，将原本就不健康的艺术品市场搅得更加乌烟瘴气。

　　而此时出现的文交所，更是搅乱了一池春水，这年年初，艺术品份额化交易一度被爆炒，在全国各地许多文化产权交易所中流行，一时风光无限；年尾，随着国务院一纸《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的下发，令一些从事艺术品份额化交易的文交所“原形毕露”，偃旗息鼓，时至今天都没能消除其消极影响。文交所开展的艺术品份额化交易属于一种交易制度的创新，同样也面临许多问题，如艺术品究竟可不可以份额化﹐如何份额化等。建立正规的文交所，也是推动艺术基金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

　　著名经济学家梅建平教授曾做过这样一个比喻：“中国艺术品市场本来都是一些中医在操作，他们凭借的主要是经验和眼力等﹔而艺术品基金的出现好比是西医﹐用一套相对科学的方法﹐建立管理框架﹑操作技术和法律机制。”过去几年风靡一时的艺术品基金之所以迅速没落，其根本在于整体环境的不规范。

　　艺术基金想要重拾市场信心，就必须解决以下问题，其一，有消费能力的投资者必须对艺术品有深刻的理解，热爱艺术品，带着文化产业情怀操作艺术基金； 其二，艺术品的真伪及版权问题，国内没有权威机构进行艺术品的鉴定和确定版权工作；其三，大数据的建立；其四，流通渠道不可靠，国内拍卖公司对艺术品的真伪不能提供可靠保障。目前艺术品投资基金也确实存在多块发展短板。

　　内地市场迫切需要由专业人士管理的投资基金来整合社会闲散资本。同时，国内二级市场——拍卖业也将是艺术品投资基金的直接受益方。投资基金的介入有利于盘整现有散资、带入新的资金，而长期稳定的投资正是拍卖市场做大做强必不可少的。未来，艺术品投资基金面临着各种风险考验，其投资收益以及未来发展之路并不会一本万利，也无法短期速成。

　　回到最初的话题，艺术品投资的收益如果是那张还未到手的熊皮，能否到手，到手的路有多长，这条路有多艰难，这都是未可知的。当然，在艺术市场逐渐趋于理性的情况下，也许正是大浪淘沙、真金留下之时，当所有的问题、弊端都暴露无遗之后，是时候克服解决问题了。

　　刘德良：

　　艺术基金在中国存在三大问题

　　中国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直销可以演变为声势浩大的“传销”，投资可以变为理所应当的“投机”，其方法无所不用其极，可谓创造发展得有声有色，可是因为偏离了原来本该运行的轨道，最终夭折。艺术基金也是一样，人们把它当成快速挣钱一本万利的经营方式，而不管艺术的本质，不遵循市场规律，最终多数昙花一现。

　　艺术基金在中国屡屡失败的原因何在？对此，《艺术品鉴》杂志采访了新元文智文化产业智库总经理、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德良，他同时还是《艺术品鉴》杂志艺术品金融委员会的专家成员。

　　早在2011年，艺术市场正火热的时候，刘德良开始关注艺术基金。到2012年时，他做了一个关于艺术基金的盈利报告，对艺术基金进行分析、研究、比较，但并不看好艺术基金的发展。刘德良认为，中国还没有一个可以供艺术基金正常成长的良好土壤。

　　为什么要做艺术基金

　　为什么要做艺术基金？刘德良首先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艺术品基金主要有三种模式：私募、信托、理财产品。2011年到2013年是艺术品基金比较火热的时期，当时有一百支左右，包括一些传统的PE，比如中艺达诚；有的是传统画廊发起的；有的是跟金融机构合作。那个时期艺术品市场非常火爆，这与大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于是大众纷纷看好艺术品投资，艺术基金的设立也如同雨后春笋。可是为什么要投艺术品，是跟风还是盲目？

　　刘德良认为，这是投资艺术品基金最重要的问题。据他分析，投资前首先要明白三个因素：第一，艺术品具有稀缺性、高端性，能带来升值空间；第二，艺术品投资首先是一个抵抗经济波动的有力的投资工具，以前铜、煤炭、钢材在2013年前市场都很好，但2014年价格很低，包括股市，都有一个周期性。资产怎么去抵抗波动、抗周期，重要的条件是让资产能安全升值，但是什么资产能抗周期呢？房产、股市都已然无能为力，恰恰艺术品是其中之一。第三，市场体系必须是一个健康的、良好的艺术品市场，才有利于艺术品基金的成长，或者是有买家、有经纪人撮合，或者走向拍卖市场。在这三个条件的基础上，来谈艺术基金才有一定的可行性。

　　但是，刘德良同时认为，艺术基金在中国存在三大问题：

　　其一是周期问题，艺术品的周期很长，可能是五年、八年或者十年，基本是十年为一个周期，才能让一件艺术品升值，这个周期超过了其他投资品的周期。中国所有的艺术品投资都是短周期，两年、三年最高不超过五年，信托一般是两三年。通常是在艺术品的某个低峰期入手，两三年后到了高峰期，也许这样才能实现盈利。但如果下跌了，就得等下一个高峰期。漫漫长路，谁也看不到未来，而出资人又需要回报，这就陷入了僵局。

　　第二个问题是投资什么样的产品？严格意义上来讲，必须投资高价格的产品，尤其是要投资在公开市场上拍卖的产品，投资“稀缺性”的和“高价格”的产品，以及价格信息公开透明，不遵守这个规则可能会失败。

　　其三，很多艺术品基金实则是骗钱。比如某些画家经纪人自己选择一个画家的作品，自己将其定价，自己喊好，选择的过程是不被市场认可的，投资人又没有一个参考标的。而且有的基金又是自己做画家的经纪人，这完全违背了职业道德。

　　市场不健康，产品就不健康

　　“一个充满黑幕的市场是注定没法发展好的金融产品，要想中国的艺术市场健康发展，其根基就是一个健康的良好的完善的金融市场。” 刘德良说。

　　刘德良认为，中国的经济体系本身存在问题，比如大量的地下钱庄，整个经济结构存在以权力及资源为核心，在这种情况下造成许多问题，其一是行业内的价格不透明不公开，没有良好的形成机制，有很多猫腻可图；其二是中国的艺术家本身就不专业，没有职业素养，自己会把自己的价格弄得乱七八糟，不主动去维护自己的市场价格；其三，大量的人为因素让资本汹涌而来，哄抬艺术品的价格，拍卖市场假拍、恶炒，这些现象在中国习以为常，但在国外是不允许的，是违法的。而恰恰此时，有很多的民间资本在寻求投资，遇上了一个艺术虚假繁荣的高峰期，一方面钱很多，一方面价格很高，价格越高钱就越多，这种情况造成基金在成立的时候价格就失去了理性。同时艺术品投资基金的模式并不严谨并不专业，艺术品投资最高层次永远是在拍卖市场去竞拍，最不入流的是敲开艺术家的门，称兄道弟这样的，但中国最盛行的就是这种模式。有什么样的市场就有什么样的经济产品，正是中国这种市场体系和消费习惯太差，导致产品的畸形发展。

　　现在是否是一个做艺术基金的好时期呢？

　　刘德良坦言，现在不会涉及艺术品基金，因为水太深，长周期决定了赚钱只是偶然， 2014年前还没有八项规定，没有反腐，艺术品有很大一部分用于礼品馈赠，现在这个需求缩水了。在疯狂的时代疯狂地成立的艺术品基金“高处不胜寒”， 最终失败告终。

　　“现在还没到投资艺术品基金的好时期，第一，现在市场还需要规范，反腐其实是件好事，前段时间我去了山东潍坊，青州现在的书画交易缩水了百分之五十，但这未必是坏事，因为艺术市场一定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让艺术品的价格回归理性。其次市场还需要规范，行业从业人员，无论是画家、经纪人、画廊等都要提高职业操守。” 刘德良说。

　　他举例说：有的人将一个画家的作品做一个资产包，这是相当不科学的，大家都知道，抵御风险最好的方法是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分散投资方法，一个资产包价值2700万，画家只拿了三百万，三百万的画一下炒到2700万，这就等同于诈骗。

　　“很多操作艺术基金的人就利用中国人对常识的模糊、盲目来挣钱。对市场规则的敬畏、尊重是中国最缺乏的，因为在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第二批富起来的人都基本不会遵循市场规则。” 刘德良说。

　　作为投资人，都希望能快速挣钱，但艺术市场并非这样，不可能在短期翻一倍。这是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常识，而很多投资艺术品基金的人连常识都不懂。中国不缺乏聪明的人，就缺乏懂常识的人，这是现状。聪明而不懂常识，最终导致导致“诈骗”“投机”。像天津文交所，一幅作品五万块，但包装成五百万，做成一个资产包，这实则是金融诈骗。

　　巴菲特说：“我从不打算在买入股票的次日就赚钱，我买入股票时，总是先假设明天交易所就会关门，5年之后才又重新打开，恢复交易。这好比我买个农场，即使五年内我不知道它的价格，但只要农场运转正常，我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股票尚且如此，更何况艺术品呢！显然，艺术基金要走向成熟，首先还需要良好的市场为基础，而从业人员对艺术基金的认识、对市场规律的尊重也至关重要。而这条路，还很长！

　　魏鹏举：

　　健康的艺术市场环境是艺术基金的基石

　　艺术基金存在哪些弊病？未来走向如何？他会何去何从，《艺术品鉴》杂志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文化院长魏鹏举，他用多年来对文化产业研究的经验对记者所提问题一一解答。他提出艺术金融必须建立在健康的艺术创作生产、艺术鉴赏、艺术消费、投资本身这个基础上。这条路很长，但现在是建立艺术基金的契机。

　　《艺术品鉴》：中国的艺术基金在2011年经历了一个高潮，2012年急转直下， 主要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魏鹏举：2011年以来艺术基金一落千丈，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金融市场的波动以及艺术品市场的回落。一方面，现在国内的金融环境越来越规范，以前的艺术基金，有很多打着做艺术的幌子，实则为了给其他领域做融资。但是现在监管越来越严格，想要“过桥”越来越难，导致许多艺术基金曾经承诺的回报无法兑现。深受打击后，整个资本市场波动非常剧烈，衍生收益也在下降。第二方面，2011年、2012年艺术市场剧烈的跌幅，使艺术品投资不能达到预期，甚至亏损。但整个资本市场是个短线市场，不会宽容你去做一个长线市场，如果一支基金的封闭期是五年十年，那么很少有人会选择投资。如果基金承诺回报低的话也很难融资，现在很多理财产品回报率都比较高，而艺术品不可控因素太多，非常考验眼力，能否选对产品还很难说。另外，我们的艺术品市场本身泡沫非常大，短线投资变得非常活跃，非常浮躁，艺术品机构也不成熟，绝大多数都是临时性的。

　　《艺术品鉴》：主要是哪些人在操盘艺术基金？

　　魏鹏举：艺术基金操盘者主要是银行，银行的私人客户部在推动一些艺术基金。艺术基金作为高端净值用户理财的选择方式，还有一些艺术机构和社会的私募基金。

　　《艺术品鉴》：艺术基金的积极意义有哪些？

　　魏鹏举：艺术基金就是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由专业的团队来执行，效益会更高一些，同时解决投资多元化的问题。在国外，艺术品投资也是多元化投资的一部分，成为消费长线的其中一种，中国必须要培养这样的消费习惯。对于艺术基金首要的受益方应该是投资人，这对艺术家对整个艺术市场都有推动作用。

　　《艺术品鉴》：从大的艺术市场到小的操作模式存在哪些缺陷？

　　魏鹏举：无论是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都存在泡沫，操作不规范。同时，基金本身的运作，像很多银行，从业人员对艺术品基金本身是不了解的，因为最初发展太迅猛，还没有一个学习、了解的阶段，直接闯进来，这就造成不专业。其次，市场还有一些投机行为，整个艺术品投资中，投机心理太重。另外，艺术品投资总体来说，市场环境并不好，一个正常的艺术基金要基于良好的艺术市场、艺术鉴赏、艺术消费的基础上，这三方面，我们都比较缺失。没有艺术消费就投资，这就是泡沫。同时，还有一个灰色地带，就是炒作洗钱，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利用资本来炒作，假买假卖，然后进入贿赂的利益链，这也是中国目前很不正常的现状。

　　《艺术品鉴》：您对之前天津文交所的操作模式有所了解吗？很多人认为是诈骗。

　　魏鹏举：天津文交所其实也谈不上诈骗，主要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艺术品投资的博傻游戏，其实当时许多地方都做文交所。且按份额融资也不是天津文交所的首创，因为当时那种氛围，所以出现这样的规则和模式，知识模式有欠推敲。这与非常不理性的投资方式也有极大关系。作为艺术投资的衍生，所有的参与方都不关心艺术品市场，也不关心艺术家，只关心我可能在短期内能赚到多少钱。自己也并不知道所买的份额到底值多少钱，只是估计会有比自己更傻的人进来，以更高的价格来买这些份额，所以开始博弈，导致价格狂涨，而和艺术家没有任何关系。这其实不能说是一出骗局，但是慢慢形成了一出闹剧，也因此导致中国的艺术金融长期停滞。

　　《艺术品鉴》：投资艺术基金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魏鹏举：投资艺术基金要注意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团队的专业性，经营业绩，以及从业背景，要找有一定的金融背景，又有专业的艺术机构做指导。另外，对市场的调查也很重要，还要有合理的心态，艺术品投资并不是一本万利的事，不会自短期内带来这么高的回报，或者一些机构承诺这样的回报，都是靠不住的。

　　《艺术品鉴》：您如何看待艺术金融化的问题？

　　魏鹏举：我的观点是，艺术金融必须建立在健康的艺术创作生产、艺术鉴赏、艺术消费、投资本身基础之上，投资健康成熟了，然后才会有比较健康的艺术金融。如果艺术品投资本身就是一个空中楼阁，有巨大的泡沫，那么艺术金融化就难以实现。就中国目前来看，艺术金融非常值得去探索，但不可急于求成，其原因是我们的基础不扎实。但是无论是金融还是艺术市场都有这样的需求，且需求越来越强烈，如艺术品抵押，但需要谨慎操作。因为现在存在着流通变现、历史交易数据、真伪问题。我们的艺术市场消费数据极其不完整，如果评估只靠专家是不科学的，必须基于历史交易数据，才能做出好的评估。

　　《艺术品鉴》：现在应该是艺术市场的低谷期，您对现在做艺术基金看好吗？

　　魏鹏举：八项规定后，对艺术市场打击很大，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说明之前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而是畸形的，是腐败的，这样的市场越早败露越能让健康的市场早日建立。现在其实是一个契机，经过前面的起伏跌宕，目前中国艺术品市场已经逐渐趋于理性化了，而且艺术消费也在不断进步，包括艺术品衍生市场也在发展。大家对于投资预期也越来越理性，所以在未来三五年是艺术品基金慢慢成熟的时期，有比较专业的机构能够有理性、长期的投资规划，且比较成熟对风险有抵抗力对艺术品有热情的人能培养起来的话，就能使艺术基金有一个好的开端。

　　《艺术品鉴》：作为艺术品投资，您比较看好哪一类艺术品？

　　魏鹏举：我比较看好现当代的作品，因为现当代的作品未来的增值空间较大，运作艺术基金就很需要慧眼，去发现有潜力的艺术家，其次要有市场运作的能力，能让所投资对象在市场上有更大的影响力，迎合时代的发展趋势。

　　《艺术品鉴》：据您了解，现在国内有比较好的艺术基金吗？

　　魏鹏举：不太清楚，可能也没有比较好点的，希望未来会看到。

　　彭中天：

　　艺术基金出路何在

　　2011年，艺术基金狂飙突进，一时间风起云涌，模式不一，然而一两年后，殊途同归，都悄没声息地不了了之。近两年，又遇艺术市场低迷，大家都不怎么谈“艺术基金”了，因为短暂盈利、暴利的梦想被掐灭了，艺术基金何去何从让人很是茫然。短暂的春天后留下的烂摊子，在大众心里仍然还余存扫过的那阵冷风，从狂热到狂跌，种种不健康的弊端也显露无遗。

　　即便如此，在地产暴利时代结束、股市又几近跌到熊市的宏观形势下，艺术基金作为一种金融资本介入艺术品的新的投资理财方式，仍然得到不少投资人与收藏家的追捧。然而，正如市场信心需要重建一样，要在一个诺大的森林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艺术基金必然需要一个健康、科学、合理的运行机制。

　　重建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迫在眉睫

　　“早在2011年艺术基金很火热的时候，我就预测到了艺术基金必然没有好的结果。”中国文交所协会筹备组召集人、华章东信文化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彭中天先生在开场白中便一语道破主题，直击艺术基金的生存现状与投资软肋。他从事金融投资二十余年，深谙文化与金融的融合之道，艺术基金在经历短暂的辉煌之后正在走向没落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市场生态发展的必然。

　　理由是什么？

　　彭中天先生对此如是解读：艺术基金属于“文化金融”的范畴，“文化金融”代表一个新的业态，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将“金融”、“文化”二者合并，而应探索出生态、形态、业态“三态”协调发展的新天地。现在讲“文化+”或者是“金融+”，“+”其实是一种觉醒，一种意识，这意味着“跨界”，让金融与艺术结合，但这个“+”仅仅是一种意识。犹如男女双方谈恋爱，仅仅有这个想法，但要想有结果，有孩子，还得两个人相乘，合二为一的融合。在2011年前后，操作艺术基金的是两批人，一批是懂金融但不懂艺术的人，一批是懂艺术但不懂金融的人。艺术基金没有“乘”的想法，而最终只是生硬地相加，各自有些意识，但没有真正找到路径，其结果失败也是必然。这是彭中天先生预言背后的理由。

　　彭中天先生认为基金不是不能做，要做必须有三个方面的结合：

　　第一，艺术基金不能只是一个名词，不能简单地理解。艺术基金首先要与学术结合，没有学术的指导，就像一支部队没有理想和灵魂，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资金是有能量的，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会横冲直撞，破坏整个生态，因此一定要基于学术的框架去做基金，才能赋予基金灵魂。

　　第二，基金要与市场相结合，即要找一个适合自己发生作用的平台。现在的艺术基金违背了基金及市场的规则和原理。在基金采购方面，是用一大部分人的钱，集中交给几个人管理。这是在考验这几个人的能力和信用，那么这部分资金必须是公开使用，公开采购，但是在我们国家，艺术并没有公开市场，只有一个半公开市场，即拍卖。严格说拍卖不叫市场，市场是一个长期的行为，拍卖只是间断性的。中国市场缺乏公开性，由此道德风险就太大。这些资金交给部分人后去采购，他们可以去艺术家家里买，可以随意说这幅画的价格，没有办法监督，那么操作的人就可以吃回扣，所以根本没法解决道德风险的问题。基金怎么和市场新业态结合，怎么和公开市场结合，这是一个基金在未来非常需要改进的地方，从基金的募集、采购到管理都需要公开透明。

　　第三，基金要与产业相结合，资金方既要有文化的情怀，又要有用资本的力量改变行业陋习，改变产业生态，而不是随波逐流或者推波助澜。我们现在的产业生态是“有市无场”，是一个非常低端的交易市场，所谓的“场”应该是封闭的、公开的、透明的、有一定流动性、有定价机制的，这是中国缺乏的，只有集市贸易，很不规范。

　　另一个问题是产权问题长期被忽略，我们购买艺术品，买的是谁的？是真是假？谁来做第三方证明？艺术品市场应该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现在中国的艺术品市场貌似很大，号称“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品交易市场”，却是一个低级的、传统的、古老的市场。这个市场不讲产权，不讲契约，不讲法制，市场经济恰好就是产权经济、契约经济、法制经济。因此，基金必须非常规范，必须满足这些条件，运用资金的力量，不是去做“炒家”而是要去改变这个生态环境，这样的基金才能健康成长，才有可能产生可靠的大数据。现在的市场没有可靠的大数据，所以无从给投资者一个合理的解释。做艺术基金的风险，首先在于价值判断上，选择传统还是当代，纯艺术还是工艺品，这就需要判断，需要选择一个价格洼地，这就需要承担风险。艺术基金的进入时机、操作方式等都息息相关。

　　彭中天先生认为，当下，必须是金融、互联网、文化和公开平台相结合，首先互联网可以快捷、低成本地获取大数据，但大数据一定要在公开平台采集才叫大数据。代表资本方的人应该是有产业情怀、有志于改变业态的人，他必须重新打造一个新模式，才可能带来成长。没有改变供求关系，没有改变数据来源，没有改变不规范的市场业态，没有推动第三方机构来构建一个平台，做基金只是集中一笔钱，买一批东西，价格涨上去后马上卖掉，这就犹如平地盖楼，这只是一个假结合，而不是真结合。真正做基金应该是建立一个大市场，是需要往下深挖，在生态上、选择上、信用体系构建上做文章，这样才能盖高楼。这就需要资本去做，需要国家去做。倘若像暴发户一样拿着钱冲进艺术市场，找几个专家来当顾问，只会哄抬物价，炒作完了就跑，把这个烂市场又丢给艺术界。所以现有的市场必须动一个大手术，否则资本的力量只会更加弱化这个生态，扰乱市场价格，去炒作、投机，物极必反，市场终究会因此而受创。

　　与文交所结合，是艺术基金的科学之路

　　“艺术基金要规范，这条道路还很漫长，但是我还是看到了希望。在我认为，基金跟文交所结合是必然，因为文交所是国家批准的、唯一的、公开的平台，基金应该在文交所上通过挂牌实现交易。”彭中天先生说。

　　但在此之前，天津文交所的做法广受弊病，事实上，人们并不知道文交所是做什么的，其价值何在，甚至不懂其定价体系。彭中天先生解释道：“我看过很多批评文交所的，其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一个新生事物的诞生，必然会有两种声音，也自然会有不足的一面，如同炸药的诞生一样，所以天津文交所并不能代表所有的文交所。”

　　彭中天先生认为，中国现在需要发现新财富，当企业股权、土地股权转化为新财富之后，当我们的有限资源通过加工转变为财富之后，中国还需要持续发展，那么财富在哪里？文化就是最大的资源，但是文化转换需要土壤、需要条件，文交所就是孵化这种新价值的平台，在物质财富达到一个相对高的顶点时来变换精神财富，才能达到价值最大化。中国有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也有丰富的文化沉淀，是到了实现文化变现的时候了。文交所就可以给一件文化产品定价，定价需要通过百姓的参与，用民主的方法，用大数据来定价，没有公开平台就没有大数据，没有大数据就没有定价，犹如一块土地，五年后、十年后价格相差甚远，地还是这块地，但为什么价格会差异很大，就是因为土地有公开信息。

　　彭中天先生分析认为，回到天津文交所的问题上，当年天津文交所炒白庚年的画比齐白石的画价格还高，大家就认为不对，但是可以拿画廊的价格和拍卖的价格去比较吗？因为画廊是一对一交易，一对一是两个人之间的讨价还价，一对多优于一对一，集合竞价，而做艺术基金是多对多，一张画分为很多份，整卖和拆开来卖价格是不一样的。如果反过来天津文交所做的不是白庚年的画而是齐白石的画，在价格上涨后媒体会称“经过天津文交所的孵化，齐白石的画成功上涨多少倍”，终于超过了毕加索，还原了中国画的真正价值。正是因为大家不懂文交所的性质，才会导致舆论的偏见，其实恰恰天津文交所是在发现文化的价值，只是操之过急。

　　定价体系与版权问题

　　“诺大的中国艺术品市场，但却没有定价体系，例如元青花，涨了很多倍，但不是我们自己定价的，而是英国拍卖行的‘鬼谷子下山’拍卖之后，元青花才开始涨起来，”中国有这么多的钱，这么大的市场，瓷器本身也是中国的，可是竟然由外国人来定价，这就很可笑。这对中国市场是极大的讽刺。”彭中天先生感到非常无奈。

　　彭中天先生认为，中国的艺术品没有版权意识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国外是有版权的，例如米老鼠，可以用来做服装、做儿童玩具，都会付版权费，这就是一张卡通画而已，中国比这高档的艺术品多得是，但是有哪张能有米老鼠的版权贵？米老鼠的版权费每年是几千万、上亿，这就叫“文而化之”，是可以流动、可以衍生的。中国的画家卖画，物权和版权是分离的，中国人没有版权意识，这方面中国必须向美国学习，当有了版权之后，整个业态就会被带动起来。

　　彭中天先生介绍，国外的很多艺术基金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有许多跟学术结合得很紧密，艺术基金的时间不能短，需要一个发酵的过程，从历史分析来看，很多艺术品的价值是上涨了的。梅建平教授采集了欧洲五十年的艺术品交易数据，证明艺术品的价值高于黄金、普洱等，只是需要时间。“英国养老基金投资艺术品我觉得做得很有意思，是学术来选择一批艺术家，学术与艺术家深度合作，艺术家每年存一幅画，买这个基金的人实际是在给自己准备养老的备用金”。彭中天先生坦言，国外和国内做艺术基金的生态和心态都不一样，国外做艺术品是因为喜欢，国内的人浮躁，从操作者到投资者都匆匆忙忙。另外，国内的市场不讲信用，国外的信用是多年来形成的，而国内各种制假、造假等充斥其中。同时国外一直是一个“私权”的世界，国内是公有制，不承认产权。所以生态不一样没法比较。

　　“做艺术基金必须要产权化、专业化、数据化、资产化、金融化、证券化，天津文交所是走得太急，连产权化都没有就一步走到证券化。艺术基金的每一步都要改变业态，才能诞生新的财富，才能给民族带来新的发展动力，才能以文化的力量去推动社会发展，这就找到了艺术的核心精神。所以选择文交所与基金配合，是基金成长的必要条件，市场要从生态上、业态上、法制上进行创新。”彭中天先生说。

　　彭中天先生强调，由于当前艺术品市场不乏精品，艺术品价格低迷，大众精神需求旺盛，市场资金充裕难觅出路，如果能够按照一套创新且规范的方法运作艺术基金，现在恰逢其时，正是建仓的好时机。

　　刘学明：

　　寻找中国艺术品基金

　　发展的契机

　　国际艺术品市场的普遍规律显示，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至8000美元，艺术品收藏会出现快速增长期。与最近三年艺术品收藏市场逐渐降温相伴的，是艺术消费和艺术投资市场的抬头，传统意义上艺术投资市场的需求正在快速下沉，更适于普通藏家和艺术消费的青年艺术作品市场价格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泽谷·艺术基金是由北京泽谷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与北京颂雅风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共同搭建“世纪•学院”平台，进行深度资本运作。平台主要针对有“八大美院”成长背景的中青年艺术家，并对其作品进行推介。其中“八大美院”是指中国八所一流的艺术院校，他们在学术研究、师资配置以及人才培养方面都独领风骚，而且在绘画、雕塑、建筑、设计等领域均取得了突出成就，代表了中国学院艺术发展的最高水平。在泽谷·艺术基金在运作过程中，会先后推出独立运作项目，投资于有增值潜力的青年艺术家和艺术作品。

　　此番，《艺术品鉴》采访了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执行馆长、国立书画运营总监刘学明，他对整个青年艺术基金的宗旨、计划等一一做了解答。

　　基金通过各种反馈，再综合市场、学术方面的考量，然后针对有潜力的艺术家进行签约、推广、运作，这需要一个过程。风险与机遇并存。

　　《艺术品鉴》：最近咱们所做的青年艺术基金已经启动，麻烦您介绍一下这个基金的宗旨和目标。

　　刘学明：我们这个基金主要的一个宗旨是在传承中国主流学院艺术的基础上，围绕老、中、青三代学院艺术家进行艺术品的投资与运作，力求成为中国最大的学院艺术基金。我们基金主要运作方法就是平台搭建，对于老一代学院艺术家，我们策划了导师工作室项目，结合展览、出版、研讨的项目形式进行运作；对于中青年艺术家，我们会陆续与国内知名策展人、批评家合作推出一系列中青年艺术家的精品展览项目，平台项目的核心都是围绕学院艺术展开的。

　　《艺术品鉴》：青年艺术基金立足于学院艺术家，请问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刘学明：首先，从学院的历史来看，中国的艺术学院在近三十年中国艺术发展的过程中一直起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与西方学院因“保守”而成为当代艺术所批判的对象不同，中国的学院成为当代艺术的发生地，并不断为中国艺术输出新的力量，活跃在当代中国艺术界的绝大多数艺术家都出自学院。

　　其次，从市场投资角度来看，如今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中国艺术家， 80%都是来自于学院，这清晰地反映在拍卖市场中。

　　最后，从社会人文历史来看，尽管很多“非学院”型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也非常精彩，但他们的艺术风格创造更多地局限在技艺的层面，而欠缺学术上、或者说是精神上的内涵。简单一点说，多一种工匠行为。而学院派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从根上就带有一种文化比较的视野，更深层地说是一种文化责任感；这种文化责任感落实到艺术层面，就是对艺术创作问题的探讨，就是一种自觉地与传统对话，与国际对话的意识，这是中国艺术界所真正需要的。所以我们基金希望选择的艺术家能够具有这种意识与责任感，这也正是学院所要培养的。

　　《艺术品鉴》：目前，基金的进度和反响是怎样的？

　　刘学明：由于基金推广、传承的是中国最核心的、主流的艺术价值观，所以从艺术家到学院机构的参与度都非常高，而且学院艺术的很多项目并不是商业项目，而是具有一定的文化传播的意义，对艺术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有着积极的效应，所以很多艺术家都在主动联系我们，寻求合作发展。从市场的反馈来看，现在很多画廊与机构都希望参与到学院艺术项目中来，因为他们也看好中国新一代学院艺术的发展。自然，受益最大的应是爱好学院艺术的观众，项目全面呈现了学院艺术的价值，包括学院艺术家在关注什么问题，立体地剖析学院艺术观。为此，基金会陆续推出一系列围绕学院艺术的鉴赏讲堂，真正的将学院的精神与文化传播出去。

　　《艺术品鉴》：目前，基金已经开展了一系列什么样的计划？

　　刘学明：现在进行的是“学院派”的巡展项目，第一站是在李可染画院举办的，现在是在798艺术中心展出，接下来是在梅兰芳艺术中心；随后，我们会跟罗马美术学院、中国工笔画学会合作，在意大利做一场学院派“工在东方”的项目。

　　《艺术品鉴》：除了展览，咱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比如拍卖等形式？

　　刘学明：前期是一个平台搭建的工作，将来会配合大型的拍卖，现在已计划在梅兰芳艺术中心与九九八拍卖合作推出小幅精品的专场拍卖，同时也在寻求在国内外建立20多所艺术品销售中心。

　　《艺术品鉴》：为什么每一次展览都是不同艺术家的作品，而没有着重推出部分艺术家？

　　刘学明：这也是基金前期运作的一种策略。比如“学院派”有如此多的巡展，艺术家参与数量一百五十多位。其目的就是通过平台来筛选优秀的青年艺术家，但这个标准不是我们基金自己认为“好”的，而是通过画廊主、评论家、策展人、观众来共同评判的。基金通过收集大家的各种反馈，再综合市场、学术方面的考量，然后针对有潜力的艺术家进行签约、推广、运作，这需要一个过程。

　　《艺术品鉴》：作为投资者的话，其实看重还是作品有没有升值潜力，所以咱们做这个青年艺术家，能不能走出来，我觉得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刘学明：风险与机遇并存，但从市场来说，现在青年艺术家的市场价格不高，而且青年艺术家是未来艺术发展的方向，升值空间很大，而且策略地讲现在很多中、老年艺术家价格已经到了“瓶颈”，现在一位知名的中年艺术家的作品是每平尺20万元，市场发展的再好，升到25万元很难，但从20万元降到15万元很容易；作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作品现在是每平尺2000元，市场波动再大，作品价格没有降的风险，因为物价在飞涨，而升值到每平尺1万元的可能性更大，如果足够幸运的话，10年之后这位艺术家成为中流砥柱，那投资的机会价值就更大了，这也是一级艺术市场最基本、最稳定的投资方法。

　　《艺术品鉴》：你们在选取艺术家的时候，以什么方式选择，有什么样的评判标准，是不是专门请一些美院的教授？

　　刘学明：我们基金做的是一个开放性的平台，对艺术家的选择不是以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机构的意志为主的，而是交给专家、专业的艺术机构，力求做到最客观。

　　《艺术品鉴》：基金还有没有一些更加新颖的运作方式？

　　刘学明：展览、出版、宣传是最基本的，当下艺术的转型很快，我们会陆续跟银行合作推出一些新的模式。

　　随着“二代群体”价值观的变化，新的收藏系统会慢慢形成，这都将成为中国艺术品基金发展的契机。

　　《艺术品鉴》：在国外的艺术基金，有很多都比较成熟，但是在中国很多的艺术基金都做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

　　刘学明：这跟国情相关。国外多数的艺术基金周期更长，在基金收益方面更多的是作为投资人一种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投资人寻求的是资产配置的合理性，而且国外基金参与者对艺术品是真正的精神需求，并不完全是想从艺术上获得超过股票、房地产的经济收益，出发点不一样。另一方面，国外艺术基金运作是基于文化艺术品税收优惠的政策而发展起来的，这其中伴随着艺术品鉴赏与收藏。中国现在富人很多，但在艺术品投资、收藏上的认识还比较传统，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去发展。中国的艺术基金一般设置是3至5年，而3至5年培养一个收藏阶层是很难的，所以只能寄托于市场的井喷式发展。现在看来，中国已经经历了创富阶段，先富群体对艺术需要一个认知的过程，而随着他们“二代群体”价值观的变化，新的收藏系统会慢慢形成，这将成为中国艺术品基金发展的契机。

　　《艺术品鉴》：其实，近两年艺术市场不太好，这个时候做艺术基金是一个好的时机吗？

　　刘学明：两方面看，市场不好的时候，一批基金出去了，一批基金又进来了，有人不看好艺术市场，觉得波动很大。而有人却看好，认为艺术市场的最低谷也是艺术品投资、收藏的价格凹地。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从艺术品的价值来看，市场不好的时候，艺术家就会沉下心来创作，画出来的作品也就没有了“浮躁”之气，出精品的可能性更大；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对艺术家甄选的空间更大，选择也多。

　　《艺术品鉴》：中国的艺术品，很多都被炒得很高，一幅作品动辄几百万，很多喜欢艺术品的人，永远买不起，其实中间阶层这个需求很大。咱们基金定位的目标人群是怎样的？

　　刘学明：我们基金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针对中间阶层，在中国买得起上千万艺术品的人口比例大致占3%。中间阶层中买得起5万元以下的，这部分人群至少有一千万人，市场空间很大。如果基金只来运作两、三幅上千万的作品，风险性会更大，而大众市场则潜力无限。

　　《艺术品鉴》：对于青年艺术基金，有没有心理预期的一个时间段，对未来的发展前景怎么看？

　　刘学明：现在是做基金最好的一个时期，市场最不好的时候，也是最好的机会，机遇与风险是共存的。从艺术层面来说，现在是中国艺术的一个交替、调整期，市场缺的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未来十年中国要出现一批新艺术家，或者出现新的艺术走向，这是最大的机遇。从艺术市场的发展来看，自2003-2006年间，中国的艺术品市场经历了第一波高峰，2014年是艺术品市场的谷底，回暖后会有一个新的高峰，而青年艺术则是未来新一波艺术高峰的基础，对此，我很有信心。

　　《艺术品鉴》：现在大家都在提艺术金融，您怎么看？

　　刘学明：艺术金融是2007年左右的一个提法，随着当代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大家对艺术金融的理解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之前有很多的漏洞和缺点，现在应该是艺术金融走向规范化运作的时候，因为大家对它的认知有了一个沉淀的过程。

　　来源：《艺术品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