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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术传入中国，并不如它在西方的诞生那般愉悦。1837年，达盖尔创立了“银版摄影法”，标志着摄影术的正式诞生；仅仅7年后，1844年，法国人就在中国广州拍摄了第一批照片。只是，这名摄影师于勒·埃迪尔的另一个身份是海关官员——跟随使团来与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中法《黄埔条约》。珠江口的法国 舰队，比那台达盖尔相机更生动地构成了摄影术侵入——而非传入——中国的第一个情境。

　　更多的西方摄影师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因为《天津条约》给予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旅行、经商、传教的自由。其实不只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摄影术也是随着美国舰队的枪炮声登陆的。

　　这本《东方照相记》收录了14名重要的拍摄过中国的西方摄影家，串联起160余年来西方人拍摄中国的轨迹。作者南无哀说，书名中的“东方”有两 个意思，一个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东方”，以欧洲为中心，中国自然是地理上的“东方”；另一个来自萨义德的《东方学》，中国在文化上被西方定义为“东方”。

　　如果说有图有真相，那是你忘了照相机背后站着的人。

　　在早期西方摄影师镜头下的中国，有的是畸形审美的习俗，比如汉族女子的小脚；有的是传统的建筑景观，比如还没被烧毁的圆明园；还有赌场、妓院、丐帮……这些神秘的江湖对“文明”的西方而言，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当然，这样的“东方”并不全是摄影师的创造，还有很多人的共同演绎。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笔下的埃及奇观是这样的：有一天，为了愉悦大 众，穆罕默德·阿里的手下从开罗的集市上带走一个女子，将她放到一家商店的柜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与她交合，而商店的主人则在一旁安静地抽着烟斗。

　　早期的西方摄影师来东方是为了猎奇：我剪头发他梳辫子，我用鹅毛笔他用毛笔，我用叉子他用筷子……情况到1936年埃德加·斯诺报道陕北的红色 中国时，第一次出现了变化。随后，卡蒂埃·布列松的照片第一次将中国人视为法国人的同胞来看待，而之后的法国摄影师马克·吕布则更是向前迈进了一步。

　　1957年春节，马克一拿到签证，就迫不及待地借道香港进入广州，再从广州到了北京。一路走，一路拍，他觉得新中国让人们有了“尊严感”——这也体现在他拍摄的照片里。他拍摄鞍山钢铁公司、农民夜校、北京大学学生宿舍……这是一个正在努力发展的中国。

　　马克的拍摄一直持续到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最后一次是在2010年。2003年，他曾在巴黎举办了摄影展《上海》，并出版同名摄影集。埃德 加·斯诺曾说，1940年代的上海是“东方最动荡不安而又最风景如画的城市”，在马克的照片里，那风景又回来了——以令世界惊讶的速度和形式。

　　不过，马克也有哀伤：古老的中国正在现代化进程中迅速“西化”，中国正在由地理上的“远东”变为文化上的“远西”——另一个遥远的西方。

　　今天，中国人遍布世界，中国人的形象也由此传播。土豪的、精明的，喧哗的、内敛的……镜头中的中国千变万化，而且，似乎有了一丝几百年不曾见过的气势。

　　美籍华裔摄影家刘香成用一本摄影集记录了新中国60年的变化。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评论：“在地球上，中国的庞大存在随处可见，我们身边塞满 了‘中国制造’的林林总总。但关于中国的报道摄影，却总是名声不佳。刘香成编辑的这本书，正是从这方面令人对中国的报道摄影刮目相看。”

　　无论镜头扫向哪里，历史始终在场。就像刘香成说的：“我只是用摄影把生活与那个时代的大环境、大背景紧紧联系在一起。我拍的是中国人的中国，没有什么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