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海强

　　近段时间，在与深圳多位收藏家几次闲聊中，听到了两个收藏故事。第一个故事说，某陶瓷收藏家因迷信著录，相关书籍上有著录的古董陶瓷，只要是他心仪、价格又能承受的就买。然而，遗憾的是，他所收古董陶瓷几乎全假，出货无望，凄凉破产。

　　另一个故事更加令人瞠目，说的是收藏圈内某知名人士，虽然请有掌眼，但由于掌眼仅是“半桶水”，收货主要以著录为依据，所收藏品多假。在艺术市场寒风凛冽的大背景下，本就出货困难，更兼真假掺杂，无人敢接，周转乏力，终至资金链断裂。他只能面对数亿元银行贷款以及一堆真真假假的字画发愁。

　　细心人不难发现，两个故事均与著录有关。那么，究竟什么叫著录？什么样的收藏家在迷信著录？他们迷信著录的原因又是什么？

　　百度百科这样解释：著录，一、指记载在簿籍上，如《后汉书·张兴传》：“声称著闻，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二、泛指记录、记载，特指以书名列入目录，如：《汉书·艺文志》著录。

　　按照通常的理解，艺术品著录当包括期刊文章、书籍、论文集、学位论文、报纸文章、电子文献、艺术家个人作品集等。著名的故宫《石渠宝笈》就是艺术品著录之一种。艺术品造假自古有之，著录就是证明艺术品是否“出身清楚”的一种证据。

　　当今的收藏界人士，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人：一类为研究者，他们收藏的目的为研究、传承文化，他们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对艺术有着深入的研究； 一类为玩家，他们搞收藏为的是品赏艺术品，从中获得身心愉悦，他们对自己所藏艺术门类有着比较深入的认识和研究；第三类是投资者，他们抱着投资赚钱甚至一 夜暴富的心理而加入收藏队伍，他们对艺术品并无太多认识和研究。这三类人中，研究型收藏家为数极少，玩家型收藏家相对较多。投资型收藏家数量最多，所占收 藏队伍比重应在90%以上。

　　这三类人对艺术品著录的态度也各不一样：研究型收藏家靠的是自己的学识和对艺术品的研究，他们对著录没什么依赖；玩家型收藏家凭借对所藏艺术品 门类的了解和认识，对著录依赖程度也不大，著录只是他们的一个参考因素而已；投资型收藏家如果没有真正的专家掌眼，对著录的依赖就会很大。

　　最近几年，由于“全民收藏”的兴起，投资型收藏队伍空前巨大，他们对古代书画作品是否被著录或被前代的鉴定名家确认为真迹非常关心。特别是当发 现古代书画作品被《石渠宝笈》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著录过则会大受追捧、价格会成倍上涨时，他们很多人对著录由依赖甚至变得迷信起来。为迎合他们这种心 理，各大拍卖公司春秋两季大拍都会为有多少张被著录作品上拍而大做文章，艺术品著录甚至成为拍卖行拍卖图录的一种标配。

　　其实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品尤其是古代艺术家的艺术品不可能都被著录，著录本身必会有遗漏。古代艺术家限于当时的印刷条件难出个人作品集，其作品即 使被著录，也只是作品的尺寸、主题、创作年月等文字介绍，并不会有图片。另外，著录本身也会有错讹，去年秋季，《石渠宝笈》在京特展期间，故宫博物院就主 动对《石渠宝笈》进行“纠错”，指出《石渠宝笈》中除了有在中国书画史上不容忽视的精品瑰宝外，还有历代大量的伪作和仿作。

　　权威的艺术品著录《石渠宝笈》尚且如此，艺术品市场上的很多著录，又有多少值得相信？以今人之“聪明”，加上当今的科技手段，根据真著录造假艺术品，或者根据知名艺术家的艺术风格创作一幅作品并署上这位艺术家的大名、再炮制假著录又有什么难的呢？

　　去年就曾有媒体报道，国内某大型拍卖公司2015年5月拍卖的两方傅抱石印章，以及另一家知名拍卖行2014年12月拍卖的一方傅抱石印章，尽 管都有《傅抱石所造印稿》一书作为著录，并有傅抱石家人为之背书，但实际上三方印章全部都是“好事者”根据《傅抱石所造印稿》中三枚印蛻的仿冒品。

　　事实表明，迷信著录，收藏者不仅很有可能成为“冤大头”付出惨重代价，而且将会与那些没有著录的艺术珍品失之交臂。试想，张伯驹如果也迷信著 录，在他弄清陆机《平复帖》、杜牧《张好好诗》帖是否有著录之后，这两件艺术珍品恐怕也与他无缘了；徐邦达如果迷信著录，也绝不会有他“徐半尺”的雅号 吧！

　　张伯驹、徐邦达等人的收藏成就之所以令人瞩目，离不开他们自身的文化修为。他们不仅是专注于文史研究的专家，具有深厚文史功底和鉴藏知识，明艺 理、通辨识，对中国艺术史了如指掌，具有极高的鉴赏能力和高雅的审美趣味。而且，他们都具有传统文人的素养，擅长诗词，精通书画。张伯驹作为著名收藏家， 本身又是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专家；而徐邦达作为收藏、鉴定专家，本身又是一位著名的书画家，并擅古典诗词。

　　再看如今那些占收藏队伍绝大多数的投资型收藏家们，他们能有多少人敢高标自己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他们又有多少人敢声称自己具备传统文人素 养精通诗词书画？他们又有多少人敢承认自己对所收藏艺术品门类有着精深的认识？他们之所以迷信著录，恐怕反映的正是这种“文化心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