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香港巴塞尔艺博会期间， 由2015年CCAA中国当代艺术奖第五届评论奖获得者——艺术史学者于渺和香港理工大学助理教授潘律共同策划的英文研讨会“当下与未来之间的文献”在亚洲艺术文献库（Asia Art Archive）的开坛空间举行。研讨嘉宾包括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的策展人Christopher Philips，广东时代美术馆总策展人蔡影茜，广东时代美术馆策展人沈瑞筠，土耳其裔艺术家和社会学家、香港理工大学驻访学者Pelin Tan，台湾艺术家邓兆旻，香港艺术家李继忠，以及亚洲艺术文献库馆藏管理林亦凌。同时在座的还有亚洲艺术文献库的董事杜柏贞（Jane Debevoise），Yishu《典藏国际版》的主编Keith Wallace和亚洲艺术文献库公众活动项目策展人Ingrid Chu。

艺术史学者于渺做开场白

　　在开场白中，于渺首先阐明了策划这次研讨会的初衷和必要性。近年来，文献/档案越来越成为艺术家、策展人、艺术史学者和社会实践者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档案有着创造性述说的潜能，对它们的解读始终具有开放性；而不同的实践者对文献/档案的甄别、收集、诠释、展演不仅显示着将历史引至当下的能动力，更隐含着种种重构历史主体的欲望。在他们的实践中，文献/档案并不是凝固于过去的化石，而是一种推动与现实的互动，引入当下政治，投射未来想像的动态机制。于渺接着举例说，过去两年间，很多策展人不满足仅仅围绕艺术品的单一展示，试图通过文献/档案来丰富并加深对个体创作语境的理解。2015年由卢迎华策划的“新刻度与钱喂康：中国早期观念艺术的两个案例”、2016年初在上海PSA呈现的“大同大张”、郭小力策划的“Taxi-Driver 张伟个展”以及董冰峰策划的“生命文献：沈阳地下音乐1995-2002”等展览利用大量的书信、日记、照片和个人物品来深描艺术发生时的历史文脉和个人语境，使那些被宏大叙事遗漏的历史隐线充分显露。这些隐线不仅提供了历史参照，也以一种新的角度与当下的问题产生共振。与此同时，以文献/档案为视觉基础和工作方法的艺术实践日趋增多，很多艺术家主动挪用、重新演绎已有档案并且自我生成新的档案系统，在与官方的历史记忆的对峙中建构多重的历史想像。 与艺术世界里的“文献/档案热”同时发生的，并且不容忽视的还有世界各地的社会实践者们将数码录像文献/档案的生产和传播作为社会介入的各种尝试。此次研讨会邀请的艺术史学者、策展人、艺术家、社会实践者和馆藏管理者正是活跃在各自领域里的文献/档案实践者。虽然他们的知识结构，出发点和工作方法侧重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在文献/档案实践中产生的议题有着诸多可供讨论的交集。

潘律发言

　　随后，潘律从文化研究学者的视角提出我们应该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理解archive这个欧洲词汇在汉语中的几种译法以及它们互相之间的张力。“文献”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在中国历史学传统中，“文”和“献”指向的是两种不同的含义：“文”意指文件、书籍、典籍，并延伸为任何一种权威书写。“献”则有两种最常见的释义：一则是“献”通“贤”，专指有学问的智者，而只有这些人才能去解读“文”，另一则，“献”指向对“文”的阐释性文本。尽管两种解释的主体性不同，文献二字都指向其作为资料与解释相融合的结果。而“档案”一词的使用直到清代才开始，它与近现代概念的法律、犯罪和公共记录的关系更为密切。在翻译当代艺术语境中的英语archive一词时，中国大陆往往使用“文献”，而台湾则倾向于使用“档案”。在香港，另一个更具有商业意味的词“库存”也被经常使用来作为archive的中译。库存所隐射的时间性又与文献和档案不同，它代表了一种未“开封”，但却随时准备着被呈现、补给当下之需的材料总体。不少香港近几年出现的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相关的视觉或者艺术archive都被翻译成“库存”，似乎也并非偶然。

艺术家邓兆旻为他的《雨夜花》的研究做的档案图谱

　　接下来的嘉宾发言分为三组，分别由策展人，机构实践者和艺术家来讲述自己的文献/档案实践。

　　策展与艺术文献

　　第一组嘉宾是蔡影茜和沈瑞筠，两位来自广东时代美术馆的策展人。作为总策展人的蔡影茜正在与侯瀚如共同策划的“三角洲行动之大尾象：一小时，没空间，五回展”。 “大尾象工作组”（以下简称“大尾象”）由艺术家陈劭雄、梁钜辉、林一林和徐坦组成，90年代活跃于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此次展览是对大尾象主要作品、展览活动和现有文献的第一次完整回顾、整理和重现。将展出的20件作品涉及装置、行为、影像和摄影等多种媒介，全部基于艺术家方案及纪录资料的重建，并在新的空间中再次组合。这种艺术家及其作品之间，作品与空间之间的对话和协商，试图呼应大尾象工作组既尊重个体，亦强调平等合作的组织方式。一个个半开放的展示区域与文献的线性叙述互为穿插，以便于观众在作品观看和历史阅读之间灵活切换。展览研究所涉及的文献资料由亚洲艺术文献库、艺术家本人、侯瀚如和博尔赫斯书店的梁钜辉纪念室慷慨提供，以幻灯片、电子扫描文档为主，除少量邀请函等展览物料外，甚少原件。因此，“文献原件”的重要性在展览研究及展示中几乎无法得到体现，但纪录性图片对于作品在展览中的现场重建则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蔡影茜发言

　　随后，沈瑞筠谈了她正在策划的“脉冲反应II——对80年代艺术界探讨过的若干问题的重温和研究”。这个研究将以1978年到1990年的四本艺术期刊为研究起点，分别是《美术》、《美术思潮》、《江苏画刊》、《中国美术报》。通过全面的阅读，她从中抽取有代表性的问题要点，再从其它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研究。研究中期的主要工作是与相关艺术家进行访谈。到研究后期，她将会组织新老艺术家到美术馆进行讨论。沈瑞筠谈到，此次文献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梳理80年代当代艺术的发展脉络，寻找中国当代艺术的独特系统和语境。通过研究、访谈、讨论和整理出版，试图回到中国当代艺术发生的思想根源，进而提出对当今艺术实践有推动价值的若干问题。这个项目不仅仅是对文献的启用和演绎， 也是一个文献生产的过程。

沈瑞筠发言

　　机构馆藏文献的活化

　　第二组发言嘉宾是亚洲文献库的馆藏管理林亦凌和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的策展人Christopher Philips。 林亦凌首先对广东时代美术馆的两个展览专案进行了评议。 她说，这两个进行中的策展实践分別以文献档案作为艺术史研究及展演的基础，正好說明了当代文献使用的多元性和延续性，而非以往尘封古籍的象征。这股文献热，也来自于当代艺术的多样形态，以行为艺术为例，其时空性使得历史的编撰往往只能依赖录像或文献， 因此建构一个能广纳多方话语的资源平台成为当务之急。成立于2000年的亚洲艺术文献库正以此为初衷。林亦凌展示了几个文献库正在进行的数码化文献计划，包括“未来的材料纪录：1980-1990中国当代艺术”，“Salon Natasha Archive”和“The Baroda Archive”。林亦凌提到大量的文献材料正广泛被展演及再生产，这个对于文献工作者无疑是莫大鼓舞。然而，她也指出文献档案在展览之前应当首先被充分理解和研究，而不应为摆放而摆放，单纯美学式的展示会过滤文献档案丰富的历史内涵。

林亦凌发言

　　Christopher Philips谈到国际摄影中心即将从纽约中城搬到纽约下城的新址。在新空间里，原来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大量档案资料将统一集中到新设的文献部，并对公众开放，其中包括150，000多份照片、海报、摄影书和艺术家笔记等。国际摄影中心将围绕文献设计一系列的对话机制，邀请学者，艺术家，以及艺术圈以外的“非专业”人士围绕这些材料展开对话。于渺补充说，美术馆作为当代艺术生产的场所，应该将档案作为其推动力之一。对于亚洲艺术文献库和纽约国际摄影中心这样拥有大量文献馆藏的艺术机构，文献的价值已经冲破“堡垒型”的保护模式，更多体现在与不同公众和社团的互动当中。这种开放性和互动性是基于对公众参与新的文化价值创造的鼓励。

　　重构历史记忆的艺术实践

　　潘律介绍了第三组发言者，台湾艺术家邓兆旻、香港艺术家李继忠和土耳其社会学家/艺术家Pelin Tan。尽管各自工作的语境与方法不同，他们都利用文献/档案在进行艺术与社会实践。潘律指出，近年来香港和台湾的艺术界不断涌现出以已有文献/档案为基础，或是以生产文献/档案为目标的艺术和视觉计划。这次研讨会邀请的香港和台湾的艺术家分别进入两地各自的某一个历史主题的文献/档案，并通过艺术计划展开对这些官方提供的历史记忆的重新激活和建构。

台湾艺术家邓兆旻和香港艺术家李继忠

　　台湾艺术家邓兆旻的研究集中在《雨夜花》这首对于台湾人来说极具悲情色彩的民谣上。他介绍了自己为了查找《雨夜花》的“身世”四处寻找散落的文献/档案的过程。在方法上，邓兆旻以“搜集现存任何《雨夜花》出现存的地方”作为创作的第一步，包括所有曾被改写的歌词、所有曾灌录过这首歌曲的歌手及其唱片、所有曾提到這首歌曲的新闻与论文、或任何被挪做他用的纪录等等。为了收集這些资料，邓兆旻必須连接不同的“文献库”：唱片公司、私人唱片藏家、大学论文资料库、日治時期新闻资料库等等。以这些足迹为本，邓兆旻得以以编年的方式记录这首歌曲的流变。这段横跨八十多年的编年纪录，也成为艺术家创作的起始文本。对邓兆旻来说，旅居美国七年之后，这是他第一次带着创作的眼睛回到自己成长的地方。面对台湾社会的转变，他选择的方式是用个人的方式去逼近、去定义这些繁复的过去。他感受到的是文献/档案所能启动的不应当只有怀旧，而是作为再阐释者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就在于我们如何让被冻结的文献/档案再次流动。

李继忠，《人人档案》，装置，2014

　　香港艺术家李继忠介绍了他如何通过研究香港现存的历史档案去探讨历史编纂现象的本身，以及在后殖民時代建构衍生出来的种种跟政治密不可分的社会议题。李继忠首先指出档案并非历史的唯一累计成果，并主张就“把历史与档案划上等号”这约定俗成的现象进行深入探讨。李继忠关注的并非档案中的“历史真相”，而是档案的存废弃过程以及历史编纂方法的政治意涵和隐喻。 李继忠引用了他几件具社会参与性的作品来进一步说明他的观点。例如在作品《人人档案》中，他将“档案管理及销毁服务”推销给给各个管理档案的政府部門；在《开会的男人》中， 他进一步跟时任香港历史档案馆馆长与档案管理员在现有的档案管理制度问题上进行斡旋等等。

李继忠在2014年香港巴塞尔在Para Site 艺术空间展出的《人人档案》的展览

　　来自于土耳其，目前正在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访问的社会学者兼艺术家Pelin Tan向大家介绍了以数码录像的方式“archiving”，即生产和传播文献/档案在社会运动中的意义。Tan认为生产、储存和传播档案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抵抗和自治的情感结构，并通过一种集体的影像剪辑、上传、泄露来重建政治不服从的集体记忆。她组建的艺术/社会活动小组Artıkişler Collective在网络上建立了bak.ma，为土耳其社会及政治运动文献/档案储存提供了一个数码平台。

　　邓兆旻、李继忠和Pelin Tan这三位发言人不仅展示了文献/档案绝非静止、中立的历史记录。文献的在场、缺失、规模、物质性和移动的轨迹也本身都构成了重要的文献/档案，并提供了艺术、美学和视觉主体介入当下的历史记忆建构的不同方法，勾画了社会所经历的动荡、变革和焦虑。 文献/档案的政治在其与美学的关系中变得更加充满历史的紧张感和不确定。

　　艺术史学者于渺， 广东时代美术馆总策展人蔡影茜， 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的策展人Christopher Philips（从右至左）

　　于渺在最后的总结中说，透过每个人的文献/档案实践我们看到其背后各种重建历史主体的努力。 这一打散、拼组、诠释历史碎片的过程不仅在撼动既有的单一性的官方历史叙事，更是一种面向未来、激发多元社会想像的工作。 虽然有关文献/档案的定义、获取政治、所有权、展示文化、隐含的时间性、物质性、公众参与等问题不可能通过此研讨会一一厘清，但是能够在具体的实践语境里提出这些问题已经给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