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文物和外国人，闪入我们脑海的总是一些盗掠者的身影：瑞典人斯文·赫定、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吉川小一郎、俄国人奥登堡、美国人华尔纳等，他们以探险和考察之名，大肆盗略中国文物，车橐捆载运往海外……

　　但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是个例外。

　　路易·艾黎，1897年12月出生于新西兰坎特伯雷地区斯普林菲尔德镇。1927年4月，艾黎离开故土来到中国。在上海工作期间，他常利用节假 日去参观文物古迹，并采集一些民间工艺品，深厚的中华文化深深地吸引了这个异域青年。从那时起，他开始收藏文物。节假日出游，成为他收集文物的最好机会， 每次归来时总要带回几件自己喜爱的文物。艾黎凭借自己在上海10年间打下的中文基础，利用一切机会潜心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化，广泛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博采 名人轶事。这些传说和掌故不仅增添了他在艰苦环境中工作的乐趣，而且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学识。艾黎对中国文物的悟性正得力于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

　　1943年秋，艾黎与朋友一起沿着古丝绸之路旅游考察，有幸在莫高窟得到常书鸿先生的陪同参观。精美的艺术使他感到震撼，他赞叹这完美至臻、宏 大精深的艺术遗产。面对一尊尊栩栩如生、端庄祥和的诸佛菩萨泥塑造像，一幅幅千姿百态、绮靡飘逸的飞天，他如痴如醉，神迷目眩。尤其是常书鸿先生和他的同 事们为保护敦煌文化遗产，不畏艰难，在条件十分恶劣的环境中倾心工作、献身艺术的精神让他从心底里钦佩。

　　1946年初春，身为校长的艾黎带领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的师生在山丹城西南5公里的四坝滩垦荒开渠，他们在一条干涸河道一侧的高地上发现了一处古 文化遗址。他当即对现场进行踏勘并确定保护范围。不久，他利用在四坝滩收集的文物在校内举办了四坝滩出土文物展览。后来，他又先后请来裴文中、何乐夫、安 志敏等考古专家考察发掘。安志敏先生认为该遗址发现的两批陶器独具特色，以夹砂粗红陶为主，多饰浓重的彩绘，且突起于器表，既不同于马厂类型，也有别于沙 井文化，应单独命名为“四坝文化”。由于当时未发现共存的铜器，所以推测该文化属新石器时代，但在后来正式发掘的各遗址中普遍出土铜器，因此，学术界才确 认这是一支纯属青铜时代的遗存。四坝文化内涵丰富，独具特色，是河西走廊最重要的一支含有大量彩陶的青铜文化。

　　四坝文化是先民遗留的典型文化遗存，而它的最早发现者竟是新西兰人路易·艾黎！

　　在丝绸古道沿线，艾黎收集了不少文物珍品。解放前夕，艾黎因公去西安。在古董摊点，他收购了一件唐代圆雕胡腾舞铜人像，此物正是盛唐时期西域文 化东渐的珍贵实证，现在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为山丹县博物馆镇馆之宝。在这条古道上，他还收集到了唐人写经《华严经》刻本以及铜造像、铜饰牌、铜器等文 物。

　　艾黎在收藏文物的同时也研究文物。他同许多文物专家一样，在对文物的研究过程中，不仅重视已有的文献资料，还特别注重对古遗址的现场调查。为研 究中国陶瓷，他曾去过29个省、市、自治区的数百处文化遗址做考察，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的古窑址和现代陶瓷厂。他认为那些古窑址是反映中国陶瓷业发展的唯 一文献。他在山丹培黎工艺学校也开设了校办陶瓷厂，成为山丹陶瓷厂的前身和发端。他几十年的辛勤劳作和考古研究结晶为《瓷国游历记》。

　　1953年，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结束了在山丹启建、创业、探索、发展的10年艰辛历程，由西北石油管理局接管，迁址兰州。这一年，受周恩来总理邀 请，路易·艾黎定居北京。1979年初夏，路易·艾黎第四次重访山丹。此时，正好举办全县第一次山丹出土文物展，其中就有艾黎当年发现的四坝文化实物，有 当年山丹培黎工艺学校搬迁兰州时向县政府移交的两身菩萨铜造像和两尊铜佛造像以及嘉庆十七年（1812）绘制的《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有当年他在前窑 以南的山冈发现的石炭纪蕨类树化石，有培黎学校印刷厂丝网印刷的印板，有学校地质组绘制的《山丹城区图》，有发塔寺遗物等。在这些文物展台前，艾黎成了讲 解员。他一会儿用汉语对在场的中国朋友细说这些穿越历史长河遗物的时代背景、艺术特征、历史价值，一会儿又用英语向随行的两位新西兰同胞解说。

　　这次重访故里，给艾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促成了一项重大的决定。

　　1980年3月，艾黎决定将自己在中国工作50多年收集珍藏的3977件文物（包括他去世后按遗嘱移交的79件纪念性文物）捐赠给令他日夜牵挂的第二故乡——山丹。为确保文物的安全，在文物的交接过程中，艾黎亲自参与装箱、启运。

　　艾黎捐赠的文物种类繁多，有陶器、瓷器、铜器、玉石器和古旧书画等，其中不乏珍品，如汉代“成山”瓦当、宋三彩观音、明清名窑瓷器。在他收藏的 各种古旧书画中，有清代《明十三陵全图》、《钱履坦梅花唱和卷》、《环海图》、《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等，这些文物都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 有的还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艾黎捐赠的明代四喜娃娃铜像，构思奇特，造型绝妙。正面看，为两个光头赤足、身着肚兜、两手相握、腹部相连的憨态可掬的顽童在摔跤；侧面看，则 又成为两个后背相连的孩童在背翘，故称“四喜娃娃”。现在，山丹县博物馆照此像开发出文物复制品，成为馈赠朋友和旅游纪念的佳品，在宣传文物的同时还产生 了经济效益。

　　唐代胡腾舞铜人像是艾黎收集的又一文物珍品。铜像舞者深目高鼻，头戴蕃帽，身着窄袖长袍，腰系革带，与颈带相连，足着橇靴，身后背酒葫芦，右臂 提举，左臂下垂前屈，右腿上提，作舞蹈状。据史料记载，胡腾舞系唐代西域昭武九姓之石国（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舞蹈，这种舞蹈多为男子独舞， 以跳、跃、腾、踏等动作为主要表现形式，传入中原时曾风靡朝堂上下。这尊铜像再现了当年粗犷豪放的胡腾舞舞姿，堪称稀世佳作。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山 丹的文艺工作者根据造像的形态和其他相关资料，编排出大型舞蹈《胡腾舞》，并在甘肃省文艺汇演中获奖。现在，胡腾舞已经成了山丹县的传统保留节目。近年 来，胡腾舞铜人像又被开发为铜质和玉质的文物复制品，成为宣传山丹、推介山丹的文化精品。2013年，按比例放大的胡腾舞铜人像扎根于山丹县龙首文化广 场，成为山丹独特的地标性建筑。

　　《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地理全图》是由黄千人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负责制定的，图中列明琉球国、安南国（越南古称）均是大清附属国。其中，琉 球国位置注明：“明初归附，分国为三，曰：中山、山北、山南。后惟中山来朝，本朝因之受封世守。”古琉球国的地理位置在台湾和日本九州之间，根据清朝历史 书《使琉球记》记载，清朝大使官员经过海路前往琉球国册封国王时，曾途经钓鱼岛，出使人员登岛进行“酬神祭海”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一路平安。近250年 的历史文物铁证，清晰显示钓鱼岛归属。此外，该图还明确标注了当时的疆域。在日本宣称钓鱼岛是他们的时，我们展示此图，无疑是对那些妄言者有力的回击。

　　捐赠文物时，艾黎在给山丹县政府的信中写道：如今我已年迈，我想将我几十年所收藏的一些文物赠送给贵县，作为文物馆的收藏品，我希望它能帮助贵县人民了解社会的起源与发展，懂得我们的过 去、今天与将来，从而达到早日实现四化的目的。丝绸之路是很有吸引力的旅游路线，如山丹能成为该线的一站，它将使许多国家间的友好往来更加密切……

　　如今，默默阅读艾黎的书信，好像在倾听这位新西兰赤子对故乡山丹无比真挚和热爱的心声。感受着他的挚爱，叹服于他几十年前的预言成为现实，怎能不令人生起由衷的敬佩和无限的思念。

　　文章来源：中国甘肃网 作者：张文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