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 广东广州 白天鹅宾馆举办广州首次时装表演

1995 广东广州 搬屋工人在宿舍看电视

1987 广东五华 深圳市以扶贫的名义在广东山区招工，来报名的少女轮流由干部登记并量身高

1990 福建厦门 鼓浪屿上，游客用军用望远镜看台湾的小金门岛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王洁芬

　　安哥 原名彭振戈，1947年生，著名摄影家、策展人。幼年在北京生活，“文革”中在西双版纳插队7年，后辗转到广州、香港等地发展，现居于广州。1979年，在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任摄影记者。二十多年来，始终以镜头记录南中国的社会巨变。2000年，出版个人摄影集《生活在邓小平时代》。

　　安哥的作品经常入选各大知名摄影展，他也曾举办“生活在邓小平时代”等个展，策划“2005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城市·重视”等展览，并在2006年被评为“广东首届十大摄影家”之一。

　　几十年下来，安哥一直“不从政、不当官、不评职称”，始终以老百姓、平民化的视角，记录着那个特定的时代。2016年4月15日，“美丽时代——安哥摄影展”在广州扉艺廊拉开帷幕。本次展览是这位著名摄影家自2004年“生活在邓小平时代”展览后的首次大型个展，展出安哥40年来拍摄的经典黑白纪实代表作和众多从未面世的彩色影像。

　　安哥以广州为对象所拍摄的摄影作品是本次展览的重头戏。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代表着新时代的气象。《1976年广州流花公园民间的自由搏击赛》、《1986年广州北京路扛着大锅盖的骑车人》等作品都捕捉了广州街巷中那些日常却又感人的瞬间，也体现了安哥细腻的洞察力和纯真的内心。

　　“我从安哥作品中的人物眼神里面看到的是一种凝聚、一种精神、一种专注，这就是那个时代独有的东西。”策展人、著名摄影师许培武说，安哥的作品表现了精湛的摄影技术，尤其是在只有胶片相机的时代，每一次对焦都是技术活儿。每一个快门，背后都藏着安哥几十年来的功力。但他遵循拍照的理念和方式，不会刻意追求视觉上的突破和冲击力。所以照片看似平常，但越是平常，难度越大。

　　年过花甲的安哥，身上有着他们那代人最典型的时代烙印。作为时代的亲历者，安哥的故事让人着迷：为胡志明献花时自己童稚帅气的脸，拿着《逻辑学》与插队人掐架被打肿的眼，母亲病榻前响起的悠扬不绝的歌，改革开放时幻灯放映会中自鸣得意咯咯的笑，知青岁月里坐在远行拖拉机里狼嚎般的哭……

　　艺术评论家杨小彦把安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参与的纪实摄影浪潮，称之为中国摄影界的文化运动。杨小彦在《安哥的眼》一文中写道：“安哥不是那种让人敬畏的艺术家，但是，他那双含泪而幽默的眼睛，却让历史具有了非凡的视觉意义。随着岁月的流逝和阅历的丰富，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中国需要的恰恰是用这样的眼睛去作这样的观看。中国人要看清中国人自己，就需要作这样的没有掩饰的审视。中国的往事，应该不仅仅是往事，而是要更多一些。”

　　正是这样，安哥拿上相机，拍出了令很多人或唏嘘或莞尔的生活。600多张照片，横跨1979-2000年的二十多年光阴，没有讴歌谁，没有怨恨谁，有的是中国老百姓的面孔和生活。12年后，退休赋闲的安哥重新整理自己拍过的无数底片，展现那个至今仍令人激动的“美丽时代”。

　　01 始终不舍黑白胶卷、手工冲洗

　　那个时代的人被拍出来的眼神是放光的

　　羊城晚报：这次展览叫“美丽时代”，距离您上次个展“生活在邓小平时代”已有十二年，这次展览有哪些新的作品？

　　安哥：这次的作品实际上和“生活在邓小平时代”性质是差不多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很激动人心的时代，尤其对于广州而言。策展时大家都很怀念，于是改了名字叫“美丽时代”。2004年的展览不是在广州举办的，而是在平遥摄影节，后来则是在上海泰康路一个画廊。我自1988年在中山图书馆办过影展“中国：开放百态”后，就再也没有在广州办过影展了，本次展览主办方扉艺廊觉得要弥补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的遗憾。我从事摄影记者这个行当三十多年了，受场地限制，无法展出所有作品，这次集中展出了关于广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

　　另外，除了工作外，我以前在全国拍的彩色照片还没有系统发表过，这次新浪图像专栏专门发了一组“美丽时代：安哥彩色照片里的八九十年代”。在大家的印象中，我以前拍的都是黑白胶卷。其实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也拍了不少彩色照片，但我始终没有放弃继续拍黑白胶卷，我始终喜欢这种手工冲洗、放大、银盐颗粒的感觉。

　　以前我发的多是新闻稿、画报稿，但退休之后更多地是整理底片、放大作品，也在家搞暗房。这种手工的细节层次、黑白对比都能由自己把握，而彩色照片需要拿到摄影店里，无法自主把握，还是不够。

　　羊城晚报：经过近年的整理，对你过去的照片，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安哥：惊喜的倒也没有。我们现在拍了底片，即使不发稿也可以留下来。但我的前辈们以前拍的照片在“文革”中被销毁，很多照片都消失了。我觉得很可惜。所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即使拍的是废片也会把底片留着。

　　很多照片我自己很喜欢，但是发不了稿。我经历过“文革”、“大跃进”等各种政治运动，当过七年农民，在广州当过四年工人，对社会、老百姓生活都有切身体会。我们刚入行时拍的都是大楼、桥梁、工厂、学校，或者英雄模范、人民领袖，生活中的东西很少。后来，你们羊城晚报的颜长江编了一个图片版，题目就叫《眼神》。那个时代的人们被拍出来的眼神是放光的，但这些东西拍了以后在当时还是发表不了的。所以我一直在积累，在整个从业过程中不断地积累底片、整理底片。

　　02 从每人凑十元办私人影展， 到烧坏三台幻灯机的全国交流

　　中国的纪实摄影曾向德国“输送”250位艺术家

　　羊城晚报：那这些积累后来派上了什么用场？

　　安哥：从1981年开始，我们十来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办私人影展。每人凑十块钱，在广州越秀公园租画坊，人均挂十幅作品展出，名曰“人人影展”。到1985年，我有一部幻灯机，我们四个人就在广东画院和广州图书馆租场子、卖票，放幻灯，当时的年轻人基本都是回城的知青，一看到知青的（作品）就吹口哨，很热闹的。慢慢地，我们这一代很多摄影师都不想走原来那样的路，开始拍自己有想法的题材，内容、手法都不一样。

　　高潮是1996年，在羊城晚报社，当时的省新闻摄影协会让我办一次全国性的大交流活动，他们问我需要多少钱，我说“两万就行，我们睡地铺、吃盒饭”。于是开始打电话、发邀请函，最后来了八十多人。来的没有领导，也不要理论家，每人都要带上作品。然后我们放幻灯放了三天，三个幻灯机轮流上，坏一个换一个，三个都坏过。到了晚上大家就争论、讨论、吵架，很热闹的。

　　就是从那年起，广东报业走入市场，后来成立五大报业集团。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深圳商报等都来抢作品、抢作者，特别热情。后来报业集团不光抢作品，还到北大等各地名校去挖才子才女，年轻的一代文化水平也高。以前摄影圈都是老前辈，基本都是退伍兵、运动员，很少有大学生。从那时起局面就大不一样了，杂志、报纸版面多了，人才也多了。

　　羊城晚报：大家经常会提到以你为代表的这一批人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新摄影出现的作用。

　　安哥：实际上纪实摄影所关心的是民生、社会，最主力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从改革开放入行，大家都有社会经历，都当过知青、当过兵、当过工人，对真实的渴望表现在摄影上。1986年北京办的影展“十年一瞬间”是以纪实为主的，但是现在回看，我们只挑出了五张左右（好的作品），大部分作品基本功还不行。

　　在1988年陕西办的摄影公开赛“艰巨历程”上，大部分作品对摄影的把握也还不够成熟。而到了2008年，“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摄影展之所以那么成功，是因为作者都是中国擅长拍纪实摄影的、摄影语言表达能力强的、题材有深度的，也赶上了好时代，所以涌现出的好作品特别多。以至于后来在德国展出时，主办方要求我们补充250位作者的艺术简历，都把他们当艺术家来看待。

　　03 无需摆拍， 纪实摄影最依赖工业化城市化

　　当代艺术烽起不会淘汰纪实摄影的价值

　　羊城晚报：纪实摄影跟之前的摄影模式的区别在哪里？

　　安哥：后来我们称之为“新华体”的模式，早先是为战争宣传服务的。后来，主题先行，拍得“好”的都是“机器+人”——拖拉机和农民，千篇一律；政治运动时拍的都是模范。提出纪实摄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老一辈和年轻一代都在讨论、争论，一步步慢慢地也走了二三十年，作者和作品都有变化。

　　羊城晚报：转眼过去十多年，中国纪实摄影的发展情况如何？

　　安哥：纪实摄影最依赖的是工业化、城市化过程，这个过程很戏剧化，情节特别多。到西方去都差不多，楼房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是漂漂亮亮的，跟画一样，但当我们走近，它也有小偷，有流氓。外国的摄影家告诉我，当实体经济不是主流，虚拟经济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时，当代艺术烽起，纪实摄影会衰落。但是德国人看中国的纪实摄影，觉得实体经济还是经济支柱，纪实摄影不会过时。虽然我们的当代艺术配合着虚拟经济也很发达，但是纪实摄影不会被淘汰。

　　工业化、城市化过程最具有戏剧性，最容易出纪实摄影的照片。画面不用特意摆，各种元素就都有了，真应该抓紧。但现在报业里都是年轻人，而且处在数码时代，很多东西和我们精心拍胶卷的感觉不太一样。现在也经常能在报纸、网络上看到很多年轻人拍得好的纪实摄影作品，但我总觉得还是比较零散，我们应该不断地整理。这次我挑选的过程也是一次整理。

　　羊城晚报：您提到过两个“参照”，一是参照外国摄影师，一是参照中国摄影史。您觉得今天中国的摄影是否有条件跟国际摄影平等对话？

　　安哥：西方较早发明摄影，摄影语言也是从绘画历史一路发展而来，西方的教育、体制、收藏、博物馆也很重视。其实当年广东美术馆在这方面的收藏也是很成系列的。现在我们硬件、软件都不够，跟西方的差距是很大的，尤其是摄影文化方面，但像《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的成就也是顶级的，在德国五大城市的国家级美术馆、英国的爱尔兰美术馆展出，在法国也展出过，还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展出并举办研讨会。

　　我们正好赶上好时代，中国正在成熟、正处在工业化过程中，就算不是大师也能发挥对中国当代的关注，也能吸引眼球。这不管对于摄影师或当代艺术家都是很好的环境，至于成不成大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这过程中西方人和东方人是一起干的，很多西方大师也来中国拍，也跟大家相处得很愉快。像法国的一些艺术家，在平遥摄影节之后，他们还邀请获奖者到法国去展出、交流。和西方比，中国摄影先天不足，但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当时纪实摄影这批人的精神也很可贵，不管发表与否，都一直在拍想拍的东西，也一直在向西方学习，找到西方的画册就互相交流。

　　朱绍杰、王洁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