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文物报

　　作者：刘瑞平

　　究竟有多少中国文物流失海外？这是一个无人能够准确回答的问题。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统计，全世界47 个国家的200 多家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达164 万件之多，但这个数字并不包括海外私人收藏，这显然是一个极为保守的统计。另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共有1000万件左右。众所周知，文物收藏领域存在巨大的黑数，已经公开的部分往往只是冰山一角。从各种已经公开的信息，我们无法确定海外流失文物的总量，而只能大体感知海外收藏中国文物的规模。

　　英国各大博物馆、图书馆共收藏中国历代文物约130 万件，其中，大英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3 万余件。法国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中国历代文物约260 万件，其中卢浮宫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达3 万件以上，吉美博物馆馆藏文物中中国文物占其藏品总数一半以上。日本拥有1000 余座大小博物馆，仅东京国立博物馆一家，就藏有中国历代文物珍品9 万余件，战后日本方面自己统计的来自中国的文物总数是360万件。据美国媒体报道，近30 年来，流入美国的中国文物大约有230 万件，其中20 多万件精品被美国各大博物馆收藏。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设有10 个中国文物陈列室，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几乎一半收藏品是中国文物。加拿大各大文物机构共藏有中国古代文物近20 万件，其中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中国藏品有3.5 万件。此外，德国各大博物馆都藏有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物，有据可查的总数大约在30 万件左右。俄罗斯各收藏机构收藏的中国文物数量也很惊人，却一直鲜为人知。

　　这些流失海外的中国古代文物，有的至今尚未公布，有的虽曾发表，却资料散乱不全，因此，系统梳理海外收藏中国文物，意义特别重大。

　　为了掌握海外流散中国文物的整体情况，国家博物馆于2005 年启动了《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丛书项目，旨在通过馆际合作，整理出版海外重要馆藏中国文物资料，目前该丛书已出版两卷，分别是2014 年12 月出版的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卷和2016 年4 月出版的日本泉屋博古馆，据悉另有数卷正在编辑中，包括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英国牛津菲茨威廉博物馆、英国剑桥阿什莫林博物馆、瑞典远东文物博物馆等重要馆藏。

　　系统梳理海外收藏中国文物，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非一个机构凭几人之力所能完成。以国博这套丛书为例，即使按照预期在未来3——5 年内能够出版二三十卷，因为每卷只收录180——200 件藏品，总体也只能收录五六千件藏品而已，而海外收藏中国文物的总量是千万级。单以丛书第一卷为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馆藏中国文物超过1.8 万件，而丛书只收录195 件，占比1%，所以只能收录特别重要的藏品，而特别重要的藏品往往是已经被广为认知的藏品，这有助于著名藏品更著名，而对于发掘深藏府库的尚未被认知的藏品却力不能及。所以，国博这套丛书是开了一个好头，具有示范意义，但很难毕其功于一役。

　　因此，系统梳理海外收藏中国文物，不仅需要国博这样的国家队领衔，还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不同的机构在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汇中可以发挥各自不同的积极作用。

　　文物鉴赏和研究也受“二八定律”（帕列托法则） 的作用，80%的注意力被集中于20%的器物（及其研究）。而系统梳理海外收藏中国文物不仅应关注明星文物及其文化价值，更应关注那些散落世界各地尚未被充分认知的藏品，特别是海外中小博物馆及重要私人收藏的文物。兹举几例。

　　英国伯勒尔（巴勒） 艺术馆

　　伯勒尔艺术馆（Burrell Collection，图一） 是英国一家最具规模的私人收藏馆，位于苏格兰格拉斯哥波洛克公园（Pollok Park） 内，虽然它的知名度不如一些众所周知的大的博物馆，但是藏品却很重要，这里珍藏着威廉·伯勒尔爵士（Sir William Burrell，1861- 1958） 珍藏的9000 件艺术品，其中包括一批数目不详但十分重要的中国艺术品（图：三至图六）。

　　伯勒尔爵士（图二） 是英国船业大亨，自幼酷爱艺术，15 岁进入父辈开办的航运公司，在运营航运公司30 多年后，他决定开始艺术收藏。1915 年，伯勒尔变卖了大部分船只，在特威德河畔的贝里克买下一座古堡，开始了他的收藏之旅，此后，他以每年大约开销20000 英镑的速度年复一年地购买艺术品。当他的古堡容不下更多藏品的时候，他便把藏品借展给各地的博物馆和艺术院。1944 年，伯勒尔把自己的收藏捐赠给格拉斯哥市，并另捐赠45 万英镑给市政府用于置地建馆。但由于他设定的条件苛刻，如艺术馆必须建在距离市中心至少16 英里的地方，因此直到1983 年他的收藏才与公众见面。

　　许多人对于上世纪20 年代每年花2 万英镑购买艺术品没有概念，可以作为对比的一个例子是香港苏富比2016 春拍琵金顿专场。在香港苏富比2016 春拍之前，国内对于琵金顿并不知悉，而像琵金顿这样的藏家在英国并非孤例，事实上，琵金顿只是那个年代众多藏家中的一个。琵金顿的收藏晚于伯勒尔收藏，伯勒尔卒于1958 年，而琵金顿是从1958 年开始收藏的。琵氏专场单场成交超过5 亿港元，其中以1.1 亿港元成交的明永乐青花花卉锦纹如意耳扁壶（图七） 藏家1962年入手时的价格是2750 英镑，以2288 万港元成交的明宣德青花龙纹高足杯（图八） 当年（1967 年） 入藏时的价格是950 英镑，以1148 万港元成交的明宣德青花折枝花果纹葵口碗（图九） 当年（1963 年） 入藏时的价格是2000 英镑，也就是说，2 万英镑在当时可以买7 件永乐青花扁壶，或10 件宣德青花碗，或20 件宣德青花龙纹高足杯。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伯勒尔的收藏，每一件都有详细的记载，伯勒尔收藏的价值不仅是9000 件艺术品，还有28 卷详细记载入藏经历的记事本，这些都是研究中国文物海外流传的重要资料。

　　荷兰亚洲艺术协会（VVAK）

　　荷兰亚洲艺术协会（Vereniging van Vrienden der AziatischeKunst， VVAK），顾名思义，是荷兰的亚洲艺术品收藏团体，该协会成立于1918 年，即将迎来百年华诞。这是一个由资深藏家组成的雅集性质的组织，对于接纳会员非常苛刻，其会员藏品长期借展于荷兰国家博物馆——阿姆斯特丹博物馆，构成了荷兰国家馆亚洲收藏的主体，足见其重要性。兹附数图，以为管窥。（图十至图十二）

　　美国盖茨堡学院博物馆

　　盖茨堡学院（Gettysburg College，图十三）是美国一所私立的四年制文理学院，成立于1832 年，历史悠久。学校位于宾夕法尼亚盖茨堡市，是美国前总统林肯发表盖茨堡演说的地方。盖茨堡学院设有几十种本科专业，包括人类学、艺术史、经济学、历史、政治学、心理学等。该校有一个不大的博物馆，藏品主要来自校友和员工捐赠，其中亚洲艺术品约800 件，其中有一些很不错的藏品，兹举几例。（图十四至图十七）在该校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一件二十四孝图方瓶，较为罕见，具有很好的资料性。（图十八）

　　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范蒂尔伯格博物馆

　　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校园，有一幢别致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式古老建筑——老艺术楼，这里是南半球最大的中国瓷器收藏——范蒂尔伯格博物馆所在地（图十九）。没有亲自到过此地的人很难想象，远在非洲的最南端，也有非常优质的中国瓷器收藏。

　　雅各布·亚伯拉罕·范蒂尔伯格（Jacob Abraham vanTilburg） 是一位荷兰商人，1888 年出生于荷兰莱顿市的穷困家庭，在孤儿院度过了少年时代，青年时代的他接受建筑技术的培训并成为当地建筑行业的行家，并在建筑业和木材经营业中获得重大商业成功。30 岁以后，他被中国艺术品深深吸引，开始购买中国瓷器和艺术品，1841 年，他听说荷兰当地一家以收藏中国瓷器为主的东方艺术博物馆倒闭出售时，在没有预先查看藏品详情的情况下，就买下了该博物馆中所有的中国瓷器。十年后，范蒂尔伯格带着94 箱艺术品移居南非比勒陀利亚市。1976 年，范蒂尔伯格先生立下遗嘱，决定将其包括1600 件中国瓷器在内的全部藏品无偿捐赠给比勒陀利亚大学博物馆，该馆从1994 年1 月起开放。范蒂尔伯格旧藏瓷器主要包括青瓷、唐三彩和明清青花瓷器。

　　南非开普敦戴维斯法官旧藏

　　2013 年秋，笔者应邀访问荷兰并出席在荷兰国家博物馆（Rijksmuseum） 举行的荷兰亚洲艺术协会（VVAK） 年会，通过协会Wen Ting- Tiang 先生推荐给我的一篇发表于《Apollo》上的文章，始知远在天涯海角的开普敦，也有一份品质卓越的中国瓷器收藏。

　　开普敦的戴维斯法官（Reginald Percy Basil Davis） 于二战期间与大威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 在莫桑比克相

　　识并成为好友。当时大威德爵士正在考虑捐赠藏品给伦敦大学之事，戴维斯法官为大威德爵士提供了法律意见，基于戴维斯法官起草的法律文件，1950 年大威德爵士向伦敦大学捐赠了多达1700 多件藏品，伦敦大学特设大威德中国艺术基金会（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这就是大威德基金会的由来。戴维斯法官正是协议的最初起草者，由此可见其与大威德爵士的交往非同一般。戴维斯1881 年生于伦敦，4 岁时随家人迁居南非，戴维斯的一生主要在南非度过，但他喜爱旅行，在1932-1933 年间曾到过北京，1935 年曾参加伦敦的中国艺术大展。戴维斯的大部分藏品来自于欧洲一些大藏家如George Eumorfopoulos、Sir Hugh Percy Lane、Charles Russell 等，主要操盘手是伦敦的Bluett & Sons，其品质自然不俗。

　　戴维斯法官的中国瓷器收藏，曾被大威德爵士的遗孀Lady David 誉为是“沙漠中的绿洲”。事实上，这是南非唯一的属于公立博物馆的中国瓷器收藏，倒也名副其实。这个规模小而质量高的中国瓷器收藏，包括130 件瓷器，而以宋瓷为主，包括定窑、钧窑、耀州窑、磁州窑、建窑、龙泉窑及景德镇窑器物。（图二十一）

　　戴维斯法官于1948 年去世，无子嗣，其收藏依其遗嘱被赠与设立在开普敦的南非博物馆（South African Museum）收藏，直到1960 年南非文化历史博物馆（South African CulturalHistory Museum）的建立，南非博物馆有关人文历史的藏品包括戴维斯法官旧藏，一并转移到新馆收藏展示。

　　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影响深远，中国古代文物四海之内皆有遗存。以上只是举出几个海外收藏中国文物的例子，说明中国文物的流散，并不只是集中于国外重要博物馆，而是要广得多。

　　找寻遗散海外的中国文物，是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表现。系统梳理海外收藏中国文物，不仅要深挖国外大馆库房的现成资源，更要放眼四海，以拾遗补漏的精神去发现尚未进入研究视野的新鲜素材，不仅要关注一线大馆，更要关注中小博物馆和重要私人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