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旭光 来源：人文杂志

　　文艺如何复兴？在21世纪初的中国来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注定了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像是一种渴望在经历了19世纪的没落与20世纪的数次革命浪潮与战争之后，在经过了50多年的和平发展并逐步走向民族复兴之时，我们总是希望自己的文化能够被世界认同。而这种认同或许是一尊诺贝尔文学奖，或者足一位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师，或者是几件足以向后人展现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的心灵的不朽之作。这种渴望随着国家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强烈了，整个民族似乎都在盼望着一场“文艺复兴”的揭幕。毕竟，历史证明，文艺的繁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标志。我们现在需要这样一个标志。

　　然而，除了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强盛，一场文艺的复兴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这不是一个靠拥有民族自豪感就可以回答的问题。必须去深入地追问，文艺在什么道路上、在谁的引领下、以什么样的机制、创造出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够获得“复兴”。要预测未来，就必须研究过去，通过对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研究，来寻找对我们民族的文艺复兴有所帮助的启示。

　　为什么要选择研究佛罗伦萨？这不是个问题。因为在1320——1520年的200年间，那里产生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复兴”：佛罗伦萨人创造了最伟大的艺术，产生了最伟大的艺术家。汲取它的成功经验。并将之与我们民族的文化发展状况相比较，为我们现在的文化建设寻求启示。这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笔者将说明。700年前佛罗伦萨人所面对的问题与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何其相似。

　　我们首先来思考第一个问题——敢问文艺复兴之路在何方？这是关于文艺建设的方向问题。“方向”在这里是指走哪条路。我们先来分析佛罗伦萨人曾经面对的“方向”问题和他们的成功经验，再来看我们民族的文化发展现在所面临的方向问题。

　　14世纪、15世纪佛罗伦萨人在选择文艺建设方向上的成功经验

　　从总体上说，佛罗伦萨人的成功源自他们在3个文艺发展方向上进行了成功的选择。这3个方向分别是：

　　一、继续走基督教的拉丁文化道路。尽管这种文化在雄霸欧洲近千年之后走上了来路。但仍然不能漠视它在当时佛罗伦萨的实际影响，实则它已经深入到社会牛活的各个层面；尽管教会异常的腐朽，但就一种文化存在而言，基督教的影响无处不在。

　　二、是走古典拉丁文化的道路。这种文化的复兴根源于由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所推动的市民社会的发展。佛罗伦萨人在14世纪与15世纪需要的是一个非基督教的、世俗的生活理想与人生态度；需要对真理与知识的肯定；需要一种新的教育手段与教内容；需要优雅而舒适的生活环境；需要一个属于本民族的理想——如罗马帝国般的统一、强大及辉煌。而他们在基督世界之前的古代罗马文明中发现了这一切，并以一种赞羡和感激的心情采用了这种文明的形式和内容，从而获得了民族的归宿感与自豪感。从14世纪起，一些有识之土，开始通过模仿与汲取灵感的方式，创造属于他们时代的文化，其中最著名且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文艺复兴的初期三杰——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以及造型艺术的代表乔托，并由他们最终引发了一场人文主义的文化运动。复兴古典拉丁文化成为当时整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动力。

　　三、是走民族文化的道路。在14世纪、15世纪。意大利民族已经形成，拉丁民族与定居意大利各地的北方蛮族（伦巴底人、诺曼人、日耳曼人等）的后裔已经融为一体，并结合成新的民族民族意识正在觉醒，这意味着发展民族文化开始成为当时佛罗伦萨文化建设的主要方向。这种民族文化是本民族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逐渐成熟起来的，是和每一个普通民众相关的、呈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也是和佛罗伦萨的政治、经济索紧密结合的。“从13世纪起，特别在15世纪，佛罗伦萨是一个资本主义城市，不管人们赋子资本主义什么含义。”这个独立的民族需要属于自己的文化，这过着城市生活的人要求拥有自己的文化。

　　这就出现了一一个文化路线选择上的困境：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其审美观与艺术观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古典拉丁文化的魅力又在召唤着他们，而他们的真正任务是为新时代的新文化开辟一条道路。面对上述3种文艺建设的方向、佛罗伦萨人做出了他们的选择。

　　首先是语言问题。佛罗伦萨人所面对的3条道路，恰好有3种语言与之相对应：一种足所谓的“基督教拉丁文”，它的本质就是简化语法与修辞的拉丁语。与世俗拉丁文相比，它显得直白、粗糙、僵硬。一种是“古典拉丁文”。主要是指古典作家如西塞罗、贺拉斯、李维、维吉尔等人的写作语言。这种拉丁语要比中世纪的拉丁语优雅、华丽，因此以其为载体的文化受到了智识阶层的普遍赞赏；但它具有民众性，对于佛罗伦萨的大多数市民来说，还不能应用它。还有一种是被称之为“俗语”的意大利的民族语言，对佛罗伦萨的大多数民众而言，就是托斯卡那方言。但这种民族语言还没有摆脱罗曼语的粗陋，缺乏表现力，不够华美，还没有达到作为学术语言与文学语言的高度。语言是文化艺术的首要载体，语言问题的实质是新文艺的方向问题。也是新文艺的创作者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作品以何种语言书写？写给谁看？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这个问题就变成——拉丁的、还是民族的——这样一个问题，更具体一些，就是新文艺的呈现是用拉丁语还是民族语。

　　在语言的方向或者说文艺的方向问题上，以但丁为代表的佛罗伦萨人选择了第3条道路。其出发点是看重文化的全民性与普及性，同时强调通过提炼使得民族语言能够成为学术语言与文学语言。通过逐一检查意大利各地区的“俗语”，但丁把它们“放在筛子里去筛”。把不合标准的因素筛去。把合标准的留下。这样的语言在经过词、句、语法等方面的锤炼。就可以成为他所说的“光辉的”、“中枢的”、“宫廷的”和“法庭的”俗语。达到这4点，在但丁看来俗语就可以具有普遍性、流畅性、标准性与精确性。从而成为诗的语言，成为现代意大利人的语言。他用《神曲》证明了这条道路是可行的。

　　其次是在异教文艺与基督教文艺之间进行选择。佛罗伦萨人的选择很令人深思：他们在让艺术为基督教服务的同时，又让艺术呈现出异教精神。这个选择让他们的文艺在两个方面达到了辉煌。一方面足以基督教精神保证艺术的崇高与庄严，画在教堂里的画和摆在教堂里的雕塑，甚至是教堂建筑本身，是容不得有半点轻佻的。教会仍然对文艺有裁判权，而且它一直都是文艺作品的最大消费者，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这艺术门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宗教的需要才得以发展的。尽管早期基督教有反艺术的倾向，但一日。它把文艺作为宣扬自身教义的工具的时候，文艺的发展反而获得了促进因为宗教本身具有道德力最，正如布克哈特所说的：“一个民族的道德是和它对于上帝的认识有着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和它对于神统治世界的信仰是否坚定有着最密切的关系，无论这种信仰把这个世界看作是注定幸福的或者足注定悲惨的和迅速消灭的。”上帝、美德以及生命的不朽，一旦这些东西成为文艺的主题，它就会体现出伟大艺术所具有的形而上的性质。

　　另一方面是，佛罗伦萨人在文艺中也展现了异教的世俗精神。所谓世俗精神或异教精神，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重视人的价值，耍求研究人的本性、人生的目的以及人的来处和归宿；拒绝因信上帝而弃人生。二、主张积极人世，乐观地面对人生并热情地投入到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中去。三、反对中世纪繁琐的经院哲学，代之以修辞学与文学。四、以人文学科作为教育的主流，而不是《圣经》。五、以个人的才识德性对抗上帝所派定的命运。六、以古典拉丁文超越所谓的神圣拉丁文。这就是所谓的人文主义。文艺在佛罗伦萨成了这种主义的载体与传播方式。正是由于文艺的这种现世精神，使得对艺术活动的赞助与热爱成为席卷整个意大利的时代风尚，其中当然也有享乐和炫耀的成份，但不能否认，这是自古代西方文化衰落以来第一个把精神生活看作高于一切的社会。结果，佛罗伦萨人把基督教的神性与人文主义的“人性”融合在他们的文艺中，引领和推动了一场伟大的艺术创新运动。

　　佛罗伦萨人的真正成功之处在于，坚持发展与民族现实生活相一致的文艺，坚持文艺的现代性。这首先表现为：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积极吸收其它两种文化的精髓，坚持走民族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发展之路。这一点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但丁成了所有意大利人的精神导师，加上有彼得拉克与薄伽丘紧随其后，虽然人们仍然对拉丁语乃至希腊语饱含着热情，但他们从来没有背叛过意大利语这一属于全体民众的语言。其次。对知识的普及，对民众的教化。以及文艺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这些都需要文艺建设走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在这一点上，佛罗伦萨人做得很成功，从文艺复兴开始，某个阶级垄断文化生活的状态被文化的全民性所取代了。这种属于全民的文化与以往的文化相比体现出了一些全新的气质，它具有宽容与雅俗共赏性，并能使人热爱生活并奋发向上。

　　佛罗伦萨人用他们的伟大艺术证明了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这对于我们有何启示呢？

　　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文艺建设方向上的问题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到现在，总体说来，我们在文艺发展方向上有4个选择：首先是传统民族文艺，其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艺，然后是外来西洋文艺，最后是现实的新文艺传统。

　　华夏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这种文化曾经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艺术与精神产品，创造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文明。但问题是，这种文化在近两百年的世界文化发展潮流中落到了后面，而这种落后是血淋淋的——我们被欺凌、被掠夺、被奴役。知耻而后勇，结果是在救亡的呼吼声中，民族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民族文化进行反思，这种反思与革命斗争纠缠在一起，形成了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复杂心态。一方面，需要一场革命来进行民族救亡运动，而革命又要求形成一种新的、与之相适应的文艺，结果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革命斗争与文艺的发展方向问题纠结在一起。无论是新民丰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它们都对传统民族文化进行了弃绝。这种弃绝在文艺上的表现是，古典文艺成了可以被改造的对象，而不是吸收、借鉴与学习的对象。

　　然而源远流长的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不是短时期内的几场革命所能毁灭的；作为一种潜在的底蕴，至今它还在左右人们对文化建设方向的判断。在近80年来，复古主义、国粹派、文化保守主义这些思潮以某种方式的流行，正说明了这一点。与这种传统民族文化的近现代命运相同，文艺建设中的传统民族文艺路线尽管没能成为主流，但仍然存在。至少在审美领域之内，它仍然有着自己的阵地。因此，时至今日，在选择文艺发展方向的问题上，复兴古典文艺的呼声仍不绝于耳。

　　第二个方向是以无产阶级，或者说是最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文艺建设方向。自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到现在，这种文艺一直是国家文艺建设的主导方向与主体。它为民族的救亡运动与社会的建设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为文化的普及与科学的发展起到了无与伦比的推动作用，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导与主体。这条路线的主旨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的金面发展服务。这条路线最鲜明的特色就是文艺的政治化，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和文艺在发展路线上的民众性。在当下，它仍然是我们文艺建设的主导方向。

　　第三条道路是西方文艺路线。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在文艺建设的路线上，走西化的道路一直是快速改造民族文艺的一种有效手段。这种改造很成功，我们的语言西化了，各种艺术形式也卷入西方现代文化的发展浪潮之中。这不是一件坏事，恰怡相反，正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文艺获得了现代性，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文艺体系与艺术门类，电正是通过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造就了中国当代文艺的多样性，保持着文艺对社会生活的反思性“西方化”对中国文艺来说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更体现在文艺的价值、文艺对社会的责任、文艺与现实的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因此，中国文艺的现代性，恰恰是在西化的过程中获得和产生的。

　　第四条道路。在过去80年中，我们从来没有走过复古之路，也即古典文化并没有在这段时期内取得过所谓的“复兴”。我们也从来没有走过全盘西化之路，尽管我们的现代文艺体系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展开的。尽管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强烈地影响着中国文艺的时代性面貌。但在整个80年的发展历程之中，它并不是全部，特别是在最初的20年和最近的20年。似乎在这3条文艺路线之外，还有一种新的文艺形态正在形成，它既保留着对古典文艺的传承，也坚持对西方文艺的吸纳，同时对于意识形态的建设来说，也是开放的。这条道路更务实，更讲求文艺与现实之间的需要与被需要的关系，更具有全民性质。这一文艺传统实际上是建立在我国的现实国情、中国人近百年来的现实历史之上的，它是中国人过去百年生活的缩影；它不属于智识阶层，尽管它包含着所有智识阶层所创造的优秀艺术；它也不属于意识形态，尽管后者总能以某种方式在它身上激起涟漪；它也不属于西方，它仍然是中国人的文艺。在它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古典文化的影子，但它并不复古；我们也可以看到两方文化的深刻烙印，但它并不属于西方也不同于西方，所有西方的因素总能被它以某种中圈化的方式加以改造甚至是扭曲。这种文艺的产生虽然只有短短的80年，但已逐渐成为一个传统。就像由但丁和乔托所开创的佛罗伦萨的新文艺路线在1375年薄伽丘辞世之时，就已经是一个被全民族所坚持的传统。

　　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给我们的启示

　　在这4条道路中，我们应当作何选择？在现实的文艺建设之中，我们所作的选择又是如何？让我们参照佛罗伦萨人的成功经验来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是语言问题。民族文艺的载体是民族语言，而要取得文艺上的辉煌成就，应当以何种语言作为基础？我们的语言在20世纪经过了数次革命的洗礼：先是新文化运动。革了古典文言文的命：然后是文化大革命，以民众的语言革了书面语的命；然后是改革开放，随着译介西方文丛的展开，西语的表达方式逐渐占领了我们的书面语。在语言上，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佛罗伦萨人曾经所面临的有相似之处，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的对立就像拉丁语与意大利民族语言之间的对立一样，但两者作出的选择却不一样。以胡适和鲁迅为主的新文化战士对文言文进行了抵制与颠覆，要求建设白话文。可是却没有人能像但丁那样认真地研究，民众化了的白话文如何才能“美”、才能有“光辉”？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只破不立，结果那种经过了2000年的积累，在语音、语汇、表达方式等方面都极富美感的语言，在没有被充分吸收与继承的情况下轻易地被放弃了。而佛罗伦萨人则坚持走发展民族俗语的道路，以古典拉丁文来改造俗语，结果他们的语言既有民众性，又具有古典拉丁义的“光辉”。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因为语言的贫乏已成为制约我们文艺发展的大问题，现在到了研究和建设有“光辉”的汉语，也就是美的汉语的时候了。

　　其次，民族古典文艺尽管已不再符合现实生活的要求，但是它的典雅、优美、蕴味和精采，以及由历史的深厚积淀所形成的成熟风格与审美范式，已经凝结为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与世界文艺交流的过程中，我们终于明白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所以近10年来弘扬民族文艺成了我国文艺建设的主题之一。古典民族文艺对于我们就像古典拉丁文化对于佛罗伦萨人一样，而佛罗伦萨人通过吸收古典拉丁文化的典雅、优美与成熟，并把这些因素融合到民族文艺的建设中，以此来促进它的成熟与发展。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启示。我们在过去80年中建设新文艺的时候，恰恰是在对传统文艺的继承与吸收上做的不够：不单单是在语言上，在诸种艺术形式、在文艺的表现方式以及文艺的审美精神上，都没有做细致的筛选与鉴别，没有以古典文艺为范本和明镜来创造新文艺，而是起炉灶。在这一点我们应向佛罗伦萨人学习。

　　佛罗伦萨人把世俗文艺与基督教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借牲。世俗文艺的人文性质使得它具有民众性和现实性，由此也容走向庸俗化，容易和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容易和商业利蒋结合在一起。尽管佛罗伦萨人把世俗文艺与基督教精神结合起来，是有着不得已的现实原因，但却坚持了文艺的彼岸性质。文艺应当为人生树立理想，为人生创造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它有对抗世俗化的任务，它应当是呈现真、善与美的舞台，是崇高与庄严的捍卫者。用一种极端的说法，文艺本身应当承担起宗教的责任。这也是佛罗伦萨人的经验。对于我们来说，必须在现有的文艺路线中找到可以承担这种责任的部分。我们没有对彼岸性宗教的依托，但不是说我们就没有关于崇高与神性的追求，没有对抗世俗化的任务。如果我们愿意进行冷静的反思，就可以看到，在我们走过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中，在我们现在坚持的主旋律中，我们所宣扬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道德、崇高的人生信念以及奉献精神，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文艺对人生的职责以及同庸俗化的对抗。然而对于这些因素，在现实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欣赏中，人们总是把它们和意识形态等同起来，要么作机械的传声，要么作粗暴的逆反抵触。而没有把它们和文艺所应当承担的文化与社会职责有效地结合起来。

　　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在文艺建设中，如何处理民族文艺与西方文艺的关系？我们当下形成的是与民族古典传统不同的、在西方文艺的影响下形成的新文艺传统，它是现实的，同时也是开放的。佛罗伦萨人学习过法国文化、北欧文化、希腊文化以及拜占庭文化，他们的文艺建设是开放式的。集众家之长才是繁荣之道，这也是当下中国文艺不断进取、不断创新与保持生机活力的源泉。在吸收一切现代性因素、紧跟世界文艺发展的潮流上，我们是不能犹豫的。有些人不断地抱怨中国的文艺总是在西方后面跟风，没有独立的品格；而这种抱怨是不成立的，因为只有先跟在后面，才有可能走到前面去。

　　在方向的选择上，我们当前的文艺建设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之中。一方面，智识阶层当中的一部分人，要求重建民族文化的话语权，要求振兴民族文化传统，而另一部分人则要求走西方化的道路。值得深思的是，凡留过学的知识分子大多要求复古，而本土的学者则大多倡导继续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文艺继续保持着主导性，然而政治和道德的教化并未与现实生活很好地结合起来。另一个混沌的状态是，当文艺成为一种商品之后，无可避免地走了一条世俗化与庸俗化的道路。于是我们当前的文艺呈现出了3种形态：一种是精英化的文艺；一种是主旋律文艺；一种是靠刺激与炒作而占据市场的商业化的艺术。

　　应当怎么办？继续走现代性的文艺建设道路，这是佛罗伦萨人的成功经验，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决断。过去80年中我们的文艺取得了现代性，“现代性”在这里指的是：一方面，文艺已成为对现代生活的应答；另一方面，文艺已经承担起启蒙与教化的责任，它已经取得了超越过去一切历史时代的民众性。佛罗伦萨人把他们创造的新文艺迅速提升为一种新传统。并由此取得了巨大的辉煌。我们也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传统，现在要继续走下去，没有必要复古，也不必西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其它文艺因素。我们应当向佛罗伦萨人学习。达到在诸多文化因素上的综合。未来中国文艺的繁荣，因当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首先，认真地继承与筛选古典文艺因素，像佛罗伦萨人学习古典拉丁文化一样学习本民族的文化，特别是在语言上，研究、提炼以及创造汉语之美。同时。对古典文艺进行再学习与再创造，把它们融合到现代文艺之中，未来的伟大艺术，一定首先是属于这个民族的艺术。其次，创造出庄严与具有神性的艺术。神性在这里不是指某种宗教的复活，而是说以艺术的方式去言说崇高、言说神圣、言说伟大以及言说那种宗教般的道德与奉献精神。社会主义文艺已经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现在需要一新的艺术作品，既可以摆脱意识形态的狭隘与单调，义可以体现出主旋律的庄严与神圣。辉煌的艺术一定是既具有民众性又具有彼岸性的，我们现在缺乏彼岸性的、与世俗化以及庸俗化相对抗的文艺。佛罗伦萨人借基督教的神性做到了这一点，在现实中我们可以依靠的是社会主义的理想与道德。再次，真正繁荣的文艺，一定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因而应该紧跟时代潮流，继续向两方学习，汲取他们已经取得的辉煌，与他们共同面对和反思在文艺建没的道路上可能出现的问题。

　　总之，佛罗伦萨人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要获得民族文艺的繁荣与复兴，首先要弘扬传统民族文艺，积极吸收传统民族文艺中优美与典雅的部分，振兴民族语言；其次要坚持文艺的彼岸性质，坚持主旋律，坚持文艺的庄严与崇高，坚持文艺对世俗化的对抗；再次，坚持现已形成的新传统，既不复古，也不西化，坚持文艺建设上的开放性，去创造一个属于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的未来的文艺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