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刚朵拉、“艺术婊”与摇头丸——透析威尼斯双年展综合症）

　　（文/闻松）

　　两年一度的威尼斯双年展季如约而至。坊间戏言，又到了“威尼斯药丸”发放的时间了。

　　从这几年威尼斯展中的国人参展及参观人数来看，持续递增的关注度显示了展览的热度。网上预测，这一届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的国内艺术家将超过百位，这还不包括未行登记的私展艺人。除了正式的国家馆和主题展外，部分国内官方艺术机构及大量民间机构均组织了规模不一的展览。据估计，陆续出现在水城的中国相关艺术从业者预计有数千名之巨。届时，将直接或间接为威尼斯贡献上亿元的收入。与此相对比的是，几乎没有一次国内双年展像威展一样能牵动国人如此持续的关注度，即使之前不断爆出“镀金”传闻及对商业构谋的质疑和批评，也丝毫未能削减人们对“威双”的兴趣。各种媒体及企图从中分得一瓢羹的艺术机构也加剧了这种扩散势态。

　　无论如何，这一组巨大的数据显示，意味着威尼斯赶集之热正在持续发酵，充分表明国内艺术圈对号称国际三大艺术展之一的威展有天然的仰望情结。

　　事实上，近几年来，每到威尼斯展举办的季节，国内艺术家就会在一股弥漫在圈内的腐朽之气中莫名沉醉，但往往是酒不醉人人自醉，醉的其实都是自嗨的人。这种情结几乎形成了威尼斯双年展综合症：外在症状是莫名亢奋、强烈的表演欲望，充满伪饰的各种摆拍，以及满城满水巷假扮文青的“艺术婊”的鱼贯出入；而内在病灶实质是谋求参与而形成的学术洗白及出口转内销等策略，以及无所不用其极的商业构谋手段，乃至于到了不择手段抢夺展览资源、赤裸裸地侵占别国艺术家权益的地步。文化交流和展览合法性等问题被提高到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地步。

　　明显用力过猛的“购馆丑闻”一方面凸显了是国内艺术圈急迫的商业操作，商业资本需要威尼斯展的贴金为其旗下的艺人增添操作砝码；另一方面不可否认也有艺术家参与国际性展览的急切心态。对展览中出现的买馆丑闻，欧美国家一片哗然，纷纷谴责无良的国际艺术掮客，一时间相关批评遍及国外艺术媒体。到了最后搞得天怒人怨，以至于被借壳生蛋的肯尼亚政府不得不宣布放弃国家馆计划，让已购买了展览计划的秦风、史金淞、李占洋、蓝正辉、李纲及双飞小组等中国艺人们进退维谷，无壳可借，不得已“裸奔”上路，作品在被取消所有肯尼亚标志或威尼斯双年展标志的状态下展出。最终以“创造身份”为题的展览其潜台词其实就如失去了展览合法性的“丧家之犬”，让本来想借“威双”平台搏一把声名的掮客和艺人们“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以至于弄得自讨没趣和自毁名声。在此次鸠占鹊巢的“阳谋”中，受损的则是中国人整体的艺术操守和对外形象。虽然仅是平行展，而占据了肯尼亚馆的艺人们及圣马力诺国家馆的李磊等七名艺人仍然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最终，由意、中两国国际艺术掮客导演的这出“买展馆闹剧”以饱受西方国家指责而黯然告终。

　　然而，即使存在着商业闹剧，也丝毫未能影响到国人群集威尼斯的昂扬激情。刚朵拉、港口、码头、水巷、展览馆、艺术空间、意大利建筑、摩肩接踵的外国面孔……微信微博中，几乎所有去威尼斯的中国人都有意无意在晒与威尼斯相关的风土人情，显示出“在场”的那份自得。当然，在显现出异国风情的同时，商业权谋者、艺术镀金者、捣糨糊者、附庸风雅者、以吐槽为名的搏出位者……不一而足，纷纷出镜，各色人等都使出了吃奶的劲亮相，以便能有晒水城或展览开幕式合影的机会。威尼斯符号几乎成了国内各色小资和“艺术婊”们的装扮利器。众多的艺术爱好者们更像是服了摇头丸，自嗨得停不下来了。药，绝对不能停。春夏之际去威尼斯，似乎也是艺人们某种身份的象征了，充满了山里孩子刚进城时的那份新鲜感和内在实际掩藏不去的那份怯生生。即便没有条件，哪怕圈钱也要去，哪怕到处化缘也要去。甚至有策展人通过网络哭穷，不惜大打悲情牌以众筹的方式赚得爱心者捐助的旅费，总之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某种程度上，云集威尼斯，也暴露出了国人爱扎堆、爱炫耀、爱虚荣及爱凑热闹等缺点。

　　中国官方组织的国家馆及主题展选择的艺术家比往年更具有“中国性”了，最典型的是各类混搭和“春晚模式”，即装置、观念、架上、影像、音乐、舞蹈等各种艺术形式的大杂烩，老中青兼备，美其名曰的“跨界组合”打消了外界对参展团队的批评。徐冰、谭盾等国际性艺术家的压阵，貌似堵住了很多批评者的嘴。但是，细细追究，徐冰等人的创造力已是昨日黄花，他们的作品已逐渐失去了当代艺术的先锋性特质。普遍炒冷饭的作品形态其实早就说明国内文化体制的保守性和滞后性。由于政府体制略呈保守性的缓释效应，至少从近几届看，国家主义的立场将难以在短期消除。

　　问题在于，政府文化部门对文化推广中国家主义的理解也是乏善可陈的，最后大多被阐述成传统文化和泛政治化的杂糅。仅具保留性意义的传统文化屡次被当做挡箭牌和遮羞布，只能说明国内现代性文化的严重缺失和创新动力的不足。文化部门的策略基本表现为对内展览主旋律化，如北京国际艺术双年展本应是中国走向现代性的绝好机会，却被中国美协活脱脱办成了准全国美展模式；而对外展览过于民粹主义，至今这种思路仍然会是政府主流管控下的不二选择。这一届的徐冰的《凤凰》、谭盾的《女书》、邱志杰的《金陵历史剧场》及陆扬的“藏传佛教”题材等作品，虽然是以民间的立意而实质仍然显示了潜在的民粹主义的文化思路。中国政府对这种文化交流展览理应做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每届威尼斯展，中国不能只满足于搭一个中国式戏台，仅仅让貌似戏剧中的生旦净末丑各种艺术角色轮番登台唱两句，却始终找不出中国艺术问题的根本病灶。自从2005年中国大陆首次远赴威尼斯参加双年展以来，每届策展人的“春晚模式”及越来越主旋律化或民粹化的思路仍然制约着国内真正先锋艺术的呈现。

　　面对威尼斯展这样的国际性大展，国人明显还欠缺很多，还有很多的课需要补上。首先，平和的参展心态和恰当的参展策略是至关重要的，在遵循展览游戏规则的同时，应该多一些文化交流而少一点功利色彩。威尼斯展本来就是水城为了扩大城市影响力和知名度举办的展览，虽说每届有相对的主题，但是基于各个国家在现当代艺术发展上的不平衡，本来就难以脱离嘉年华式的展览模式。国内艺术界对此认知不足，对该展寄予了不匹配的幻想，并使资本的力量在其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而且，在展览资源的争夺战中渗入了过多商业因素，投资人赤裸裸的商业回报诉求显得过于急功近利，这些都有损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健康发展。国内有艺术商人过于强调资本对于艺术的作用，但威展中也有很多国家如澳大利亚及乌克兰等国参展资金就由政府和非盈利机构解决，说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强调商业逻辑的展览，与本身应具备的文化意义往往南辕北辙。就拿肯尼亚馆招商过程来说，受投资方控制的策展人事先找了不少更具有学术成就的艺术家参展，但由于明显是借鸡生蛋的谋略和要求艺术家给予过高作品回报的不当诉求，更重要的是业余策展人的学术缺位，使得真正一些有文化抱负、责任感和更高艺术水准的艺术家拒绝了投资方的邀约。而恰恰是这些具备人文关怀和道德公义的艺术家才值得敬佩。显而易见，过多的商业介入只会降低“威双”的学术性和文化价值。

　　其次，参加这样的国际性大展，国人真的准备好了吗？无可讳言，充分的学术准备和文化自觉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大展是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视野下的亮相，虽说没有一种固定的标杆，然而在现在全球化观照之下，展览作品品质的高下仍然是不得不面对的。而不是每逢大展就像服了摇头丸，呈现出“嘉年华”的商业参展模式。学术方位的深化、观念的当代性及艺术作品的锤炼，都需要中国艺术家高度重视。特别是艺术家对自身文化资源及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才会呈现文化精神史的价值。否则，国人在展览中呈现的“当代艺术”仍旧如水中花和镜中月，难免显得肤浅、轻薄和无聊，以至于出现大规模的“中国式镀金”的闹剧和资本符号化的艺术就在所难免。

　　作为本届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展人的非洲人奥奎·恩威佐曾充满乐观地说“威双”已进入后西方化时代，全球化的大趋势使得一直作为现代文明象征的欧美国家的艺术越来越消解了其先锋性，或者说其他国家和地区亦有贡献先锋艺术的可能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也使得双年展成为各种文化的展示舞台，但是，艺术的先锋性特质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艺术家个体，都并非与生俱来或一蹴而就，其中必然要经历脱胎换骨般的蜕变。毋庸置疑的是，在塑造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中国还需要更长与国民精神史相关的现代性文化的演变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威展对于国人来说，既是交流的机会，又何尝不是一次历练呢？

　　（本文删节版已发表于《东方早报艺术评论》2015年5月13日评论版，此为完整版）　　

　　作者简介：

　　闻松，江苏省扬州市人。艺术家、美术理论家。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博士。当代艺术家、艺术评论家、策展人和版画家。大学教员。多家现当代艺术期刊特约撰稿人，《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周刊专栏评论家。《画刊》、《中国美术馆馆刊》、《京华时报艺术周刊》、《华商报艺术周刊》、《成都商报艺术周刊》等多家杂志、报刊特约艺术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