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伟（浙江传媒学院教授）

　　这个世界聚集了太多未知的事物。

　　当下，我们物质实现了高度富裕，但艺术创作中急功近利、缺乏思想深度等弊端日渐凸现。尤其对于传统的认知面临的问题更多。从文化特性与保护层面看，传统具有相对的民族性，中国的传统艺术当然只能由自己来保护。如同你看到一个落寞无能者居然向人们诉说其祖曾是如何的高官巨贾，相信任何人都不会因此对他心生尊重。这个例子说明先贤的智慧和辉煌，仅仅是民族的历史，它应成为我们今天前行的动力，而不是涂脂抹粉的面霜。当我们夸耀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以大观小、气运生动、随类赋彩、不似之似等艺术境界时，也该看到西画虽工亦匠的精雕细刻。倘若世界仅存一种艺术样式、艺术风格、艺术语言，那么艺术的消亡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对古人的理解和吸收应该首先在于生活的质量。而现代人过分机巧，许多人高擎尊崇乃至复兴的旗帜，只是一味沿着他们眼中所谓的重“神”路径而行，却全然忘记了自身与古人所处的截然相异的文化语境。古人重“神”轻“形”，缘由在于古人已经具备了深厚“形似”涵养的基础上生发的，他们对“形似”基本功是有资格也是有理由的，因“熟视”故“无睹”。这种文化给当代的艺术家带来的是新鲜感之后的困惑，他们曾膜拜并效仿的传统艺术已经不能表现这个时代。暂且，我们可以从有些艺术作品中看到传统与当代的并行，可是却读不到既属于古代文人又属于当下艺术家的孤独。真正的艺术家骨子里应该有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真正的艺术家的自我心性应该和万物气息实时连接。因为，艺术是内在灵性的栖居，我们完全可以为此放下谦卑的、空洞的光环。

　　面对符号消费的异化，很多创作者将感官刺激、大众审美作为第一要义。文化快餐化、泛社会化成为艺术创作的选择。艺术创作当然要学习伟大的作品，但学习的目的并非重复。德国人李希腾伯格曾说，“煌煌杰作的唯一缺点是：他们通常成为一批庸俗之作随之问世的根苗。” 胡佩衡踩着齐白石的脚印走同样的路，只得到了齐白石“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教诲。任何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是所在社会的生活反映，另一方面在于前人提供的营养上发展而成。但类似于“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导致继承的绝对性同样会束缚创作者对现实的感受。创作者应当寻求个性的解放，而不是主张脱离社会现实的自我表现。

　　对于传统与创新的认识，不是读书多，背诵经典画论就能解决的，关键在于把握实质。灵感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相遇合的产物，灵感的必然性产生建立在主体长期执着的基础之上，也是“功到自然成”的必然结果。唐朝著名诗人贾岛为了创作，不惜耗费心血。曾用几月甚至几年时间创作一首诗，这样才有了“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绝妙。

　　其实，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不在于特色，而是“文化力”。所以民族的未必便是世界的，因为特色不等同于出色，好比特点未必是优点一样。更有甚者，在很多时候特色会成为守旧的借词，仅仅具有自我抚慰的功效。真正的艺术创新发展可以使既往的传统得以沉淀，历久弥新。类似西方现代艺术流派，并非抹煞西方古典艺术的光芒，而是在对照中突出了后者独立的艺术地位和文化价值。

　　总之，创新是继承的目的，离开了创新的继承是复古。但我们不能造新古董，因为新古董属于赝品，缺乏真正的生命力。新古董的泛滥可能会数量庞大，但从质量上来讲无益于中国艺术的复兴。特别是文化艺术的日益消费化，各种出于商业利益驱动的大展名目繁多，而不计其数的参展作品更是充斥着应景之作，难觅真的体现传统优势的作品。甚至于诸多艺术创作者沦为了艺术商业化的符号。

　　曾经的“穷途末路”论的悲叹也好，原创力匮乏也罢，仅仅是看到并提出了问题，但如何解决问题却是重中之重。

　　来源：美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