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文
不知为何，时下已经很难读到有哪位收藏家向国家博物馆和国家文物管理部门捐献文物的新闻了。在文物界的权威们看来，自上世纪90年代起，文物捐献的好传统就基本断裂了。
个人向国家捐献文物传统的式微，其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从大处讲，至少有三：一者不愿捐，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使一些藏家更多关注藏品的增值潜力，更多基于为子孙后代“积财纳富”的考虑；二者不敢捐，担心捐了以后，因不被重视而令一些藏品遭冷落以至受损；三者不屑捐，觉得即便捐了，最后也不免落入“捐时热闹、捐后冷落”的窠臼。
鉴于上述原因，为着赓续和弘扬个人向国家捐献文物的好传统，我们必须在全社会大力营造藏家捐献文物的良好氛围，尤其要推介一些收藏大家慷慨捐献的事迹。一代名士张伯驹，毕生酷爱古玩字画，倾家荡产收藏珍迹，最后分文不取全部捐给国家；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孙瀛洲，其一次性捐献的文物数量多达3940件；知名钱币收藏家罗伯昭，将15247枚古钱币捐给了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后又将另一批钱币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著名教育家、《爱的教育》的译者夏丏尊的长孙夏弘宁，在夏丏尊逝世后，由他出面将祖父托其保存的126件弘一大师墨宝，无偿捐献给上海博物馆……这些藏家只是众多捐献者中的代表，正是因为广大捐献者们的积极捐献，其捐赠的不少作品凝聚了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因此极大地增添了国家文物和艺术财富。我们宣传他们的事迹，就是在宣传他们为国家文物保护和文化建设事业而呈现出来的一种无私的情怀、理想与精神，就是在教育和引导全社会和广大藏家坚守一份“抗俗而不为俗迁”的自觉，并渐渐达到生命新高度的大气象、大境界。
任何形式的财富都是流动的，再稀珍再贵重的藏品不会也不可能永远在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手里，连皇宫里的文物都不能幸免，更何况是个人及其家族。因此，唯有捐赠行为才能使藏品归所应归之处。诚如罗伯昭捐献前对家中孩子所言：“我花了无数心血收藏，但是你们没有一人继承我的爱好。我的收藏，在子女手里就是废铜烂铁，把它们捐献给国家，就能得到永久保存。”这无疑道出广大藏家捐献文物的初衷及其一份无可替代的“爱的奉献”。
自然，仅仅只有宣传教育还是很不够的，我们还应该从保护好捐献的文物，以及保障好捐献人的权益上作出积极而可能的努力。藏家向国家博物馆和国家文物管理部门捐献文物，其目的就是为给自己的藏品找更好的去处。既如此，我们就应该加强换位思考，不仅要为这些藏品提供最好的收藏条件和环境，防止出现被损毁遭遗失，甚至流向黑市的情况，而且更应该在提供必要的展示服务上作出合理安排。只为藏而藏，这不应是捐献人的本意，更不能成为有关受赠机构不作为的借口。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借鉴国外的有关经验，为捐献人的权益提供尽可能的服务保障，亦即要善于将《文物保护法》中的“将个人收藏的重要文物捐献给国家或者为文化保护事业做出捐赠的”，“由国家给予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这一规定，转化为“落小落细落实”而接地气、可操作的具体要求。诚如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双舟所表示的那样，我们在立法的层次上还很低，对于捐款捐物，如何根据价格和价值实施减税，对艺术品的定价与评估等问题的规定都还有很不明朗，甚至执法部门、适用范围等也不够明确。现在，英国、美国等很多著名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藏品都主要由私人捐赠得来，国际上对于艺术品捐赠也普遍实施税收减免抵免等方案。有鉴于此，我们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在有关税收政策的调整、文物的定价与评估等一系列问题上作出明确规定，以进一步调动广大藏家和全社会支持并参与捐献文物的积极性。
此外，我们还要反思“重物不重人”的倾向。有些接受捐献的博物馆，看重的往往是“物”而不是“人”。也就是说，其总是将捐献的文物看得很重很关切，但对捐献者看得很轻很淡，“忽略了对捐献者及其事迹的研究，甚至在馆藏文物藏品档案中，有些捐献者的事迹就是空白”。捐献的文物属于什么等级，有怎样的档次，这固然重要，但作为博物馆和其他有关管理部门更应看重捐献者事迹以及从中体现出来的品质、精神和境界。须知道，正是这种品质、精神和境界才支撑，他们作出无偿捐献的决定，并激励更多人成为后来者。因此，加强对捐献者及其事迹的研究，建立相应的荣誉表彰制度，实属必要。
记得5年前，中国文物学会启动《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项目，这既是对半个世纪以来向国家无私捐献文物的人们致以迟到的敬礼，也是对当下文物圈乱象的一种特别警示，更是对国人回归和弘扬捐献文物好传统的真切呼唤。
来源：上虞日报（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