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翟梓宏 校/曾四凯
“高居翰与中国”学术研讨会当天，知名学者范景中委托曾四凯博士代读了一篇文章《好人贡布里希》，此文是高居翰的一篇回忆文章，记录了他与贡布里希、范景中之间的交往，也与范景中此次为研讨会准备的发言内容不谋而合。
常言道，看一个人是否是好人，只要看他在得知别人有难时是否愿意帮忙，实实在在地帮，去减轻遇难者的苦难，而不仅仅是人情到位就算了。
这种好人我认识几个。我女儿萨拉［Sarah］是其中之一；我自己不是——这不是谦虚，而是事实。恩斯特·贡布里希爵士（1909-2001），是这种好人。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下文将出示我的证据。
上星期（2009年10月），我在伯克利的旧房子里，偶然找到一个标题为“范景中”的旧文件夹。很多人都知道，范景中可以说是中国最好的艺术史家；除了他的个人贡献外，他对国外新兴的思想与研究方法最为开放，而且也亲自翻译和出版了贡布里希、巴克森德尔［Baxandall］和沃尔海姆［Wollheim］等西方著名学者的译著。
从1989年起，在我的妻子星原的帮助下（那时候我们才刚结婚一年），我开始准备邀请他来伯克利作一年的访问学者，之前我已成功邀请过几位著名的中国艺术史专家和博物馆员，然而这次却徒劳无功。现在，我会根据文件夹中的详细资料按年份记述此事。最终这个故事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我会把贡布里希给我的两封信抄下来，制成pdf文件，放在我的网站以供阅读。）
1989年4月23日。我写信给范景中，感谢他寄给我校图书馆一套由他主编的《新美术》期刊，并且告诉他，我和星原会在这个夏天来杭州，期待着与他见面。
1989年10月至11月。我开始申请美国国家科学院提供给中国青年学者的奖学金项目，用以资助范景中在1990至1991年来访伯克利，最终通过汉学研究所主席吉德炜［David Keightley］教授完成了申请。
1989年10月20日。贡布里希来信支持我们为范景中的申请，虽然他们素未谋面，却“已相识多年”（这是贡布里希回复我给他的信，可惜我没有留下副本）。由于范景中的研究计划“过于广泛”，贡布里希建议他“尝试研究某一时期中国艺术在西方的反响。”（而这恰恰是范景中的学生洪再新所从事的长期计划。）贡布里希在信的结尾处提到：“也许我应该补充一下，范景中为我做了很多事情，我非常愿意资助他的旅程和生活费，如果这样能帮助他获得奖学金的话……”
1989年10月23日。范景中回信感谢我和星原与他们学系的友好关系，并对我向《新美术》投稿致以谢意。信中附带申请所需的履历和出版目录。在另一封写于1989年11月17日的信中，范景中提及我的文章和翻译。
1990年2月26日。吉德炜来信告诉我“中国高等研究委员会已经把范景中列为最终申请人之一”，他还建议我们应该和范景中的单位讨论他出国的可能性。我回信给吉德炜（1990年3月20号），告诉他“我们能确定他的单位会让他来这里。浙江美术学院对外交流持特别开明的态度，尤其是美国。”
1990年3月23日。这是一封星原写给范景中的长信，我只读了关于我们希望他来伯克利的部分。这个文件夹里也有范景中和星原的其他通信，也许它们能为这篇文章提供相关资料，但是没有得到星原的准许，我不能公开它们。
1990年5月2日。我写信给贡布里希感谢他的支持，并重申邀请范景中来访伯克利，“这样他就可以跟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巴克森德尔[Michael Baxandall]，我，以及我的专题研究班的学生一起做研究，尽管之前他对西方方法论已经谙熟于心，然而这一次伯克利访学如果可以成行的话，能够进一步加深他在这方面的认识。”
但我继续说：“我用过去式是因为结局是不幸的。资助机构告诉我们……他很可能被选上……当我们兴奋地写信通知范景中时，我们收到他的一封信——之后其他人的来信也证实——他患上了不治的癌症，所以不能出国。（他的来信并没有那么悲观，但其他人都表示他只能再活几个月。）因为个人境况，他的悲剧更为凄凉：他最终结束了上一段不幸的婚姻，娶了他爱的人，据说如今他的爱人已经怀孕；他的生活在方方面面都正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而现在他的生命却要戛然而止……”
1990年5月9日。贡布里希寄来对我致以谢意的信件，并说已经从范景中本人和其他人那里得知他正遭受的痛苦，但却“十分震惊，因为你说他只能再活几个月。我听说其他类似的病好像可以成功治愈，但可能……不管怎样，我不清楚这些中国专家的水平。我想问你，金钱是否能够帮助他得到更有效的治疗？他为我做了很多事情，我不想错过任何可以提供的帮助。”
1990年5月15日。我给贡布里希写信：“之前得到范景中美院朋友传来的消息，说手术显示他的癌症已经到了无法治愈的程度，但现在的来信表示情况比较乐观。无论如何，我们会在6月10日左右到杭州和范景中见面，以便了解最新情况……你慷慨提议愿意给他金钱方面的支持，我们会牢记于心并慎重询问，之后告诉你我们知道的一切。”我补充说我和星原可能会在“明年夏天”来伦敦，如果是这样，“……期待与你见面畅谈。”
1990年7月5日。中国北京。给贡布里希的一封长信（两页半信纸，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迹），“用一台借来的陌生打字机，”信的开头：“我要马上告诉你，之前关于范景中患病的消息显然是太过于消极：他的实际情况比较乐观……”在杭州我们打听到他的手术很成功，而且“有很大机会复原——就像那些从癌症中真正康复的人。他回到天津，那是他的出生地，他和妻子的家，他们会待在那里直到孩子出生。而且，他希望能继续在北京接受治疗。”我接着告诉他，范景中和他的朋友昨天晚上来到我们的住所与我们长谈。“我告诉他关于你的来信、你对他病情的关心和愿意提供的帮助。他很感动。我们直接问他：你还需要什么？金钱帮助能否有效改善你的境况？他同样也直接回答：你们来得正是时候。这里的医生建议他接受放疗后再进行化疗。他们不确定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应该快了。他们要求先支付5000人民币的押金，但他没有这个钱。”我解释说这个数目在黑市外汇市场上少于1000美元，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和星原就办妥了“这唯一明智的事，”去银行从我的美国运通卡取出1000美元——花光了我们的零用钱——然后把它兑换成人民币交给范景中。我们预计贡布里希会偿还这笔钱——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提前告诉他，更不可能找他取钱。（毋庸置疑，如果没有贡布里希，我们也一定会资助范景中；但终究是贡布里希在金钱方面的资助帮助了范景中，功劳亦全属于他。）
我在信中继续抱怨艺术史在中国的乱象，同时也提到了其他事情。
1990年7月22日。贡布里希来信，我把他信中我能理解的所有内容誊录下来。他感谢我自己预先取钱给范景中，他会通知他的银行偿还我这笔钱，并且问我是否有其他开支需要补偿。他还说他最近认识了“一位将要去上海的中国女士，她愿意帮他带另一笔钱给范教授。”然后他回应了我对中国的艺术史研究作出的评论，并补充说他发现“我们在众多国家的同事都是喜欢争吵的一群人……也许莱昂纳尔多·达芬奇是正确的：哪儿没有证据，哪儿就有争论。”
1990年8月3日，我给贡布里希写信，说我已经收到了他的支票，而我也没有其他方面的额外开支；并且给他范景中的通讯地址。
圆满的结局：放疗和化疗效果不错。范景中已经大致康复，并继续在杭州和其他地方教学和工作。我不知道通过那位“中国女士”，贡布里希到底又给他多少钱，但估计这些钱是用作进一步治疗。范景中和他的同事曹意强最终在1996年6月来到伯克利，但是仅仅从6月15至29日住了两个星期。因为他们的申请没有得到妥善处理，而且他们还有其他事情，所以逗留的时间很短。
另一个圆满结局：我和星原确实来到英国待了一段时间。在1992年或是1993年诺里奇为期数天的研讨会里，我和贡布里希有很多机会进行交流。在众多话题中我们提及他是如何挽救了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史家和最开放的艺术史领导者的生命，这个人就是范景中。
来源：美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