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驳清嘉庆御医汪必昌《聊复集·怪症汇纂》未刊稿本无用论
彭令
说明：自2017年7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简称《中医药法》）即将施行，这距离今天只剩不到一个月时间了。习近平主席发出的“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等系列重要指示时时激励着我们！国家对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大力支持，将为中医药在我国医药卫生事业中充分发挥作用带来更多的黄金机会。对此，中医药界更是充满热切期待。
《中医药法》第三十九条明确：“国家采取措施支持对中医药古籍文献、著名中医药专家的学术思想和诊疗经验以及民间中医药技术方法的整理、研究和利用。”这表明了国家对于中医药古籍、民间秘方偏方的看重与支持。中国中医药专家指出，古代中医药界流传的一个个秘方偏方，就是古代中医药名家用我们祖先高昂的身体甚至生命成本，换来的一个个中医药科学成果报告。治疗怪证（疑难杂症）的秘方偏方则更加稀见、珍贵，价值难以估计。我们应当及时对其进行科学研究，验证药效安全、显著后，尽快投入临床应用并开发创新。同时，面对个别人叫嚣的“中医药无用论”，我们要有坚定的中国中医药文化自信，不断增强我国中医药文化软实力，造福社会，造福人民。
本文简目：
前言
其一，我们所理解的某些批评与骂声
其二，汪必昌四种未刊稿本的历史地位
其三，生活在清乾隆嘉庆年间的医学家汪必昌
其四，关于明代嘉靖御医王琠
其五，关于明清御医许绅与刘声芳
其六，毛泽东与中医药
其七，蒋介石、宋美龄与中医药
结语
补充
附录：四种未刊稿本内容特色浅析
前 言
近日，有某知名学者，与我通电话，告诉我，有个别人在骂我们，骂我们宣传的清嘉庆御医汪必昌孤品稿本，骂御医汪必昌孤品稿本中五百四十种（约650个）治疗怪症的秘方偏方（无用），他也替我们在挨骂，似有满腔委屈、满腹辛酸。我们微微一笑，乘兴撰写此文，为坚定中国文化自信，特别是为坚定中国中医药文化自信略尽微薄之力。
其一，我们所理解的某些批评与骂声
对于骂我们，及其骂我们宣传的珍稀古籍的人，我们在轻视之余还是有些感激的。这是实话。之前，我们发掘并公布珍稀钓鱼岛孤本古籍——钱梅溪手稿《记事珠》，有人在美国骂、有人在日本骂、有人在新加坡骂，甚至还有人从国外跑回中国来骂，事关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这样严肃不容侵犯的事务尚且遭到个别人在全世界范围内“围追堵截”地骂，相比之下，涉及医学这种虽然与生活、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但是似乎不温不火，不至于掀起大波澜的话题，尤其是中医药学，挨几句骂，我们反倒有几分庆幸，这是不是说明，大家对中医药学开始重视起来了呢？有不少人说批评即关心嘛。
有一篇“大文”， 作者口若悬河、引经据典的论调让我们不由得“心惊”，似是他看过这稿本，甚至研究得十分通透了。可我们深知，这孤本除了我们之前拜访的古籍版本界和中医药学界的学术泰斗外，几乎无人得见；我们也坚信，像他们那般的大家决然说不出这等不负责任的言论。但现在既然有人专门为此撰文，细数汪必昌稿本定价的几宗罪，那我们也不得不慎重回应，免得有人认为我们是被戳中软肋，默认了这一切呢。
其实稍微细读就不难发现，作者对于汪必昌及其所著《聊复集·怪证汇纂》四种未刊稿本的了解，仅停留在各家媒体均有发布的那一段文字上，兴许是背后也下了一定工夫去查阅资料了，但其所得，怕是没能超出我这个小书贩所提供的范围。在他的表述中，仅仅用“治疗疑难杂症的药方600余个”一笔带过这本书的价值，然后直接选取“按每个药方价值40万元计算，这个稿本的总价将达到2.16亿元”这一看似容易引人误解和激愤的切入点。我们倒是想先问问作者如此剪裁、玩弄数字的用心了。
基于那一段轻易可以从网上复制的简介，作者直接过渡到“其实，御医的医术，通常都不高明；他们的药方，也值不了这么多钱”，所援引的人物事例看着都很唬人，但这其中似乎少了某种必然联系——即使御医真的普遍倾向于无为，那么汪必昌就一定也是这样吗？这种推理置哲学之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原理于何处？
诚然，古人，尤其是在朝为官之人，大多信奉一种“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这本是出于人性本能的选择，不必妄加指摘。想要举出这种例子，真是俯拾皆是。我们替作者补一个更为极端的案例，唐朝宰相、名将娄师德教时任代州刺史的弟弟自保之术——“夫前人唾者，发于怒也；汝今拭之，是恶其唾而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将自干，何唾笑而受之？”（出自刘殐《隋唐嘉话》）位至宰相之人尚信奉“唾面自干”，无权无势的御医想要自保又何罪之有？但是，尽管大势如此，自有人高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自有人不愿随波逐流，与世俯仰。作者不能因为列举其他御医之例而直接定罪于汪必昌，这于古人不公，于研究不正。
“宫廷制度，让御医没有精进医术的空间”，听起来怎么有种当代怀才不遇者动辄就泄愤于制度僵化的意味呢？况且，各行各业的从业者，本就循规蹈矩者居多，君威于御医这份职业，固然是个很重要的政治因素、制度因素，但如果把一个行业的庸常完全归结于政治，实属轻率而无知。其实这一点不必回应，因为压根同这部手稿没有关联——即便作者的观点成立，那么如果说一个名医因为后期没能丰富自己的知识和阅历，增长专业才干，就可以直接否定他这个人之前的成就和他现有的专业水准吗？未免太过冒失。在大科学家牛顿80年的灿烂人生中，后40年是沉迷神学的，但我们可以因为他后40年的信仰问题而没能进一步作出科学贡献而否定他前40年的科学研究的价值吗？御医身份至少是对汪必昌医术、医德的高度认可，汪必昌未必完全是针对自己的御医经历著书的，他作为一个阅历丰富的医者，既有多年民间行医的庞杂经验，也有作为御医所需的高度严谨；另外不知作者是否读过我所写其他关于汪必昌的文章，知悉他游历诸地的经历？我们着实想不通，以上逐条为何会成为贬低《聊复集·怪证汇纂》四种未刊稿本的论据呢？
至于所谓的“御医医术有限，清末太医院计划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现代医学”、“蒋介石的医官、毛泽东的医疗组，都是学习现代医学出身”的论点更是不攻自破了。所谓“现代医学”，不过就是现在主流的西医，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作者所轻视的古法中医。首先将学术交流的起因狭隘地归结为中医不行相当荒谬，现今国际化程度如此之高，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国际交流络绎不绝，难道主要是出于强弱的帮扶吗？再者，毛泽东、蒋介石时代的医学发展程度和汪必昌所处时代毫无可比性，二者相隔百年，甚至整个国家都变化极大。
个别人最关键的谬误还是，对中医的妄自菲薄。他诋毁中医药，故意对中医药学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的历史事实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信口乱说；其实质就是对中医药学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的历史事实故意抹黑，数典忘祖，别有居心。
作为一个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中国人，我认为无端否认我们这部稿本不是太大的事，但如果妄图借批判这部稿本的价值来贬斥中医药文化，打击国民的文化自信，实在是居心险恶，影响极为恶劣。
其二，汪必昌四种未刊稿本的历史地位
汪必昌四种未刊稿本中，汇纂有从古至今治疗怪症（疑难杂症）的药方（秘方偏方，大多为验方）五百四十种约650个，这在中国医史文献历史上是什么地位？有什么重大意义呢？
根据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专家的全面深入查考，怪症或谓怪病，顾名思义，属于比较少见的、比较棘手的或者说比较难治的病症，也就是疑难杂症。汪必昌《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发现之前的历朝历代，汇集治疗怪症药方的书籍，有哪些刊布流传呢？
此前见于著录，书名明确为怪症、奇病的书籍，仅有三种流传，其稀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中医科学院专家指出，最早的一部是南宋夏子益撰写的《奇疾方》，此书仅记载有三十八个病症（及其治疗药方），由于内容太少，即使单行都无法印刷，所以这本书现在已经逸散了，但是，它经常附在其它的书后面，也因此一直流传了下来。到了明代嘉靖年间，明代医家安徽祁门人李楼（字小山），和当时的御医王琠，他们认为夏子益的《奇疾方》中药方太少，于是他们以《奇疾方》作为基础，再加了四十八个怪症，改名叫《怪症奇方》。
到万历前期，刻书家胡文焕（字德甫）刊行《怪症奇方》的时候，觉得奇方还是太少，他又增补了近一百个怪疾和奇方，将其增加到了178个药方。这本书传到现在非常稀少，《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把这本书影印出版了，书题胡文焕仍沿用李楼的《怪症奇方》。这本胡文焕刊行的《怪症奇方》，为迄今所知已经刊布流传治疗怪症药方最多的书。接下来就是新发现的“清嘉庆御医汪必昌所著《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汇集治疗怪症的奇方（秘方偏方）五百四十种（650个左右），数量上是此前刊布流传的以“怪症奇方”为名称的书籍中之药方总数的三倍以上。
经查核，《本草纲目》记载药物1892种，由李时珍新增入的药物为374种，新增约19.8%，新增比例近五分之一，但是这并未影响其“中国百科全书”的巨大价值与意义。《聊复集·怪症汇纂》未刊稿本，与同类书名中治疗怪症奇疾的药方比，在此前《怪症奇方》178种的基础上，增补（彭令按：不能说是新增，只能用增补，其中有增补的药方见于其它中医药典籍如宋代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与清代汪昂《本草备要》等，也有其它书籍未见收录流传的秘方偏方，尚待中医药专家进一步查考验证）秘方偏方470多个，增补约273%，即增补2倍多。这不能不说是清代乾嘉时期治疗怪症的重大突破， 也是中国中医药史上治疗疑难杂症的伟大奇迹！
全国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全国古籍领导小组成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余瀛鳌先生，近日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接见笔者时，反复强调，“汪必昌是一位不应该被遗忘的清代名医，应可谓 ‘汇纂治疗怪症奇方的清代李时珍’，中国古代治疗怪症药方（秘方偏方）的集大成者，他将治疗疑难杂症的古代药方之收集推到了最高峰。我们应该抓紧研究汪必昌、全面研究汪必昌、深入研究汪必昌；我们相信，只要仔细研究、认真研究、努力研究，从他汇纂的从古至今五百四十种约650个数量巨大的、治疗怪症的秘方偏方中，争取发现类似如云南白药、雷允上六神丸与北京同仁堂安宫牛黄丸的绝世秘方，应该说是极有可能的。这册未刊稿本中收录有未曾传世的治疗小儿脑瘫（即头骨项天柱骨软）方法、治疗喉癌的秘方、治疗羊癫疯的偏方等奇方，就是有力的证据。”
被余老这等中医大师点名的云南白药秘方、雷允上六神丸秘方、北京同仁堂安宫牛黄丸秘方的价值是怎样一个概念？据“兴业证券”于2015年4月28日发布的消息，云南白药集团2014年年纯利润为22.67亿元人民币；据“新华网江苏频道”，于2013年6月8日有报道《争销售额创30亿元 雷允上铸就品牌文化》一文；据中康研究院李瑞英，于2016年9月29日发表的《零售终端兵家必争？12家药企进入超30亿俱乐部》一文介绍，2015年度，北京同仁堂安宫牛黄丸（大蜜丸）单品，零售占到集团零售药店中总销量（32.4亿元）的18%即5.832亿元人民币。这就是一个个传世百年以上的中医药绝世秘方，它们此刻量化的巨大经济价值，也将伴随着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造福人民世世代代。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师承博士后导师、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冯世纶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清嘉庆御医汪必昌精准收集的治疗怪症的秘方偏方，基本上都是验方。我是搞中医药临床医学的，对验方深有体会，验方就是临床验证过确实有效的药方。古代一般不用小白鼠、小白兔或小白猪当试验品，拿什么做实验呢？就用我们祖先的人体作实验，这一个个治疗疑难杂症的秘方偏方，就是古代名医用我们中华民族祖先的身体甚至生命实验出来的一个个中医药科学报告成果。”
清嘉庆御医汪必昌所著《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中，这样一个个顶级的古代中医药科学实验报告成果，记载在故纸上、古籍中。若它仅仅当作古籍估值论价，那么1923年可口可乐饮料的发明者约翰·彭伯顿，手书在旧纸上，藏在银行金库的配方（秘方），是否也就仅仅作为故纸一张呢？或仅作为书法史上名不见经传的约翰·彭伯顿手稿论价呢？
其三，生活在清乾隆嘉庆年间的医学家汪必昌
《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的作者汪必昌，字燕亭，清代徽州歙县人，生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卒年不详。根据汪必昌自刊本《伤寒三说辨》一书，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汪必昌还曾到吴县（今江苏苏州），向状元潘世恩（字槐堂）为《伤寒三说辨》求序，并计划再次入都（北京），由此推断，汪必昌享年至少在62周岁以上，卒年在农历1816年4月（潘世恩序作于该月）后。正如全国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全国古籍领导小组成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余瀛鳌先生指出的：“汪必昌生活在二百多年前的乾隆嘉庆年间，他在乾隆年间生活的时间应该更多一些，活了41年。”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文化兴盛，曾出现著名的乾嘉学派又称乾嘉汉学，乾嘉汉学是清代最具特色，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乾嘉汉学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对古代典籍的系统整理和传统文化的全面总结，从而使得中国数千年来包括各个学科和各个领域在内的许多专门绝学得到发掘和彰显。汪必昌“游吴越，历齐鲁，至燕赵”、“入京都，仰天颜，瞻帝阙，取入医院，供奉内庭”，结交内阁学士（汪滋畹），得识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状元潘世恩，他在《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中，汇纂五百四十种（约650个）治疗疑难杂症的秘方偏方，应该也是深受乾嘉学派实学思潮的影响。正如汪必昌在其刊本《聊复集》之《凡例》末条所道明的：“无浮文，无余白，一字一句，惟求实学，上保太和，下济世民，非好名泛泛而作也。”
汪必昌是生活在乾隆、嘉庆年间的名医，《中医人物辞典》（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285页如此简介他：“汪必昌，清医学家。字燕亭。新安人（今安徽徽州地区）人。御前太医。著《医阶辨证》一卷（1810年），辨内外证候之有病状相同而病因或异者，计一百三十九则，简明扼要。”由此，我们知道了，汪必昌被当代中医药类权威工具书确定为“医学家”，而非一般大夫，也非一般御医。
作为医学家的汪必昌，十分重视中医药实践，他因“严老慈病”（父亲年老母亲生病），弃文学医，就能“以除母恙”即医治好自己母亲的病。汪氏认为“凡病有名有证，有机有情。因名立方者粗工也，据证定方者中工也，能于证中审察病机病情者良工也。”（见汪必昌《聊复集》刊印本之《自序》）
汪必昌在已刊本《聊复集》的《自序》开篇即说：“予家世业儒，先大父宁斋公、先君子恒园公、叔父颖园公、服兄陶邨公，专研究于诗古文词，各有著述”，由此，我们知道了汪必昌的先人们与御医无关，他这个御医不是世袭的，是实干出来的。据《聊复集》已刊本《自序》“昌生不辰，严老慈病，亟求生计”，汪必昌出生后，其家因“严老慈病”，而必须“亟求生计”，显然，家中已经没有余钱余粮。汪必昌“游吴越，历齐鲁，至燕赵”，无疑就是凭着自己的医术，治病救人赚取盘缠，这必须有“实践型”的本领，必须药到病除，才会有人掏钱（给他）的。汪必昌“入京都，仰天颜，瞻帝阙，取入医院，供奉内庭”，那就更是凭借自己的高超医术；嘉庆皇帝决不会如个别人臆想的那样，傻到找一个“草包”为自己保健调理身体九年，更不会在其医术平庸的情况下，于嘉庆己巳（即嘉庆十四年，1809年）五旬万寿庆典上，不仅仅褒奖这位御医本人，还封赏其先人。
从以上史实，我们可以明了，清中期医学家汪必昌，治病救人，下到黎民百姓（父母乡亲），中间王公权臣，上至帝后嫔妃，无不实效显著；汪必昌治疗黎民百姓（父母乡亲）实效显著，才有人出钱，筹足路费，让他游吴越，历齐鲁，至燕赵，入京都；治疗王公权臣实效显著，才有人推荐、担保，才能“取入医院（彭令按：即指太医院）”；治疗帝后嫔妃实效显著，才得以“供奉内庭”九年，且在第八年时（嘉庆己巳）受到皇帝褒奖，汪氏先人也得到封赏。这一路走来，时时处处都展现出医学家汪必昌，靠真本领吃饭与发展，绝非空谈忽悠之辈。
医学家汪必昌不但治病救人疗效显著，并且，对历代名医诸书皆能认真攻读，并深探赞叹古代名医：立言广，发前贤之未备，足开后人之学术，各逞家技，不一而足，分门别类，寒热消补，而治之不为不详矣。赞叹之余，汪氏认为各书犹未尽善，遂萌发纂辑医书之念。汪氏著述简而明，浅而易（懂），使学者察而精之。则临疑似之证，即有下手处，一定不可移。他以此为平生最大之乐趣。其主要著作有，已刊本《聊复集》五卷，于嘉庆庚午（1810年）由京都琉璃厂韫宝斋刊刻流传。五卷分别为：卷一《医阶辨脉》、卷二《医阶辨证》、卷三《医阶辨药》、卷四《眼科心法》、卷五《玉钥集》。此外还撰有《伤寒三说辨》，有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汪必昌自刻本。另，汪必昌的已刊著作《聊复集》之《凡例》倒数第二条中记载：“予仍有《伤寒妇科》五卷，缘南旋之心切，不暇琢磨，俟归田之后，从容续刊，公诸同好。”当代首届国医大师李济仁先生也叹息该书之不传。
其四，关于明代嘉靖御医王琠
提到明代嘉靖御医王琠，我们就必须针对那些故意混淆视听，说什么“御医们致力于‘既不任功，也不任过’”、“ 用药决策权在‘圣裁’；皇帝常爱篡改御医的药方”（彭令说明：此谬论其实与汪必昌《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沾不上边，“一字一句，惟求实学。上保太和，下济民世”的汪必昌是在其御医本职工作之外，为治病救人汇纂的此未刊稿本，其中绝大多数秘方偏方与嘉庆皇帝无关，嘉庆皇帝会去篡改吗？个别人的主观臆想，只会使其本人越来越偏离方向，滑入深渊）、“御医医术有限，清末太医院计划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现代医学”（彭令说明：持此论者，先不说其本质上的谬误，他糊涂到连汪必昌撰写《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的时代也未搞清，或者故意自欺欺人，实在可笑；《聊复集·怪症汇纂》作者汪氏是清代乾嘉时期的国医圣手，乾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中医药文化等比晚清兴盛得多，当时文化界的“乾嘉学派”至今影响深远，众所周知）等 “宫廷制度，让御医没有精进空间”的片面观点，针对性地简列出御医王琠生平。
据首届国医大师李济仁先生主编的《新安名医及学术源流考》（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4年，第130页）所载：“王琠，明·嘉靖时祁门历溪人，生卒年月不详。王琠辨证施治常有独到之见。《祁门县志》称他为：“医不泥古方”。嘉靖年间，王氏游学京师，适逢皇子病剧，经多位医生治疗无效，由中官保荐，王氏治之立愈，为此被授予太医院医官职。”对于王琠这样“治之立愈”的御医，若还有人以他为例，说御医没有真本领，那显然就是睁眼说瞎话。
其五，关于明清御医许绅与刘声芳
一个思路狭隘、管中窥豹的论证过程，得出的结论是否能代表全局？恐怕也只是不严谨的一孔之见。
清代同治皇帝寿命仅十九周岁、光绪皇帝仅活三十七周年，有人在其“洋洋洒洒”的“大文”中，多罗列这两个短命皇帝时期的御医事例，故意回避汪必昌生活的乾隆（乾隆皇帝寿命八十八周岁）、嘉庆（嘉庆皇帝活了六十周年即满古人的花甲之年）两朝御医不提，实乃恶意误导，居心不良。
提及明嘉靖御医许绅，有些人只记得“许是被吓死的”传闻；谈及刘声芳，恨不得把“雍正长期服用丹药，重金属中毒”引发诸多症状全数怪罪于刘声芳的无能。若是历史研究工作者、评论员都似这般偏好断章取义、本末倒置、混淆视听，不仅民众无辜被愚弄，就连纯净圣洁的学术园地怕是早也被搅得昏天黑地了。
笔者历来主张，公开发表的文章要多积极少消极、多正面少负面、多鼓劲少泄气。许绅的医术，研究明史者都知其高超。1542年“壬寅宫变”中嘉靖皇帝气绝昏倒，明代中期大臣、史学家郑晓（1499年—1566年）在其《今言》一书中记载了嘉靖皇帝获救的经过：“（许绅）用桃仁、红花、大黄诸下血药，辰时（上午7-9点）进之，未时（下午1-3点）上忽作声，起去紫血数升，申时（下午3-5点）遂能言，又三四剂，平气活血，圣躬遂安。”
至于御医的心理素质，自古就有伴君如伴虎之说，遇到皇帝“气绝昏倒”的突发事件，若救不活皇上，那是要株连九族，祸及亲人的，此情此况下谁能不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呢？更何况，素质能与医术水平生硬挂钩吗？关公有马虎大意的心理素质不足，我们难道就能得出关公武艺能力不足的结论吗？两个方面搅和在一起乱扯，个别人实在是“见坏不见好”的思维偏多。
真实的清代康熙、雍正间御医刘声芳，笔者辑录如下零星史料，可资参考。刘声芳因医术精湛，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在康熙帝第四次南巡时被发现并应召入宫。据《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中的史料，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病重，康熙帝心急如焚，对先前给赫世亨看病的大夫大发雷霆，同时朱笔批示：“刘声芳系朕从南方携来之新大夫，可令伊诊治。”经刘声芳调治，赫世亨渐有好转，身在热河的康熙皇帝知道后，表达喜悦之情的方式是朱批“闻赫世亨已大愈，未尽报朕言，待朕回宫，断不宽肴，必将赫世亨交与其妻掐死。”康熙帝与赫世亨开起玩笑来了。若无刘声芳妙手调治，哪来帝皇的如此喜悦。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帝刚经历前一年废太子和皇十八子薨逝两大非常之变，身心遭受重创，诱发严重心脏病，刘声芳数次为康熙帝把脉、调理。若无刘声芳妙手调治，或许就难有康熙皇帝续命十二载，在位达六十一年的奇迹。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五月，皇太后由京城前往热河，考虑到旅途劳顿，恐有闪失，康熙帝特谕：“皇太后启行时，令大夫刘声芳来。”此处皇太后指仁宪皇太后，即顺治的继后孝惠章皇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二月薨，年七十七。
据《清太医院医家研究》（杨叔禹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年）第67页介绍：“刘声芳善于运用独方、验方、奇方，方药平和、稳妥，主张慎用大寒大热、功效峻猛或有毒之品。用其方剂，量小味少，注重机体自我们调摄，故时人谓其方药‘醇正尚和缓，平淡见神奇’。”
如刘声芳这样康雍时期的国医圣手，个别人还罔顾史实，只谈刘的失误，不提刘的成绩；这样的“评论家”只有消极决无积极、只有悲观难有希望、只有糊涂没有明白。我们总不能以偏概全，因为拿破仑（1769年—1821年）打过一些败仗，就否认他是世界历史上的军事家、“战神”地位吧？个别人若习惯只看暗流，不观主流，迟早会有意或无意地做出祸国殃民、害人害己的蠢事来的。
其六，毛泽东与中医药
个别贬低中医药的人，举片面之例，妄想证明“毛泽东相信西医药，不信中医药”的虚假观点。现摘录《毛泽东对中医药情有独钟》（游和平撰，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管主办的《党史博览》2007年第11期）一文中的部分史料列如后，以供参阅。
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那时，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内科病都是用中医治疗，多数是采用自制中草药。毛泽东曾经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他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当时，红军医院收容200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
在延安时，由于环境条件恶劣，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一次，开明绅士、名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说，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那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他们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毛泽东则力排众议，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
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这一宝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出发，提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
1954年，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同年，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名医，于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其七，蒋介石、宋美龄与中医药
也有个别人，摆出蒋介石遗体图片，并注明“在对其抢救的过程中，使用的完全是西方医学技术”；还说蒋介石身边医官也都是西医，并列出了“吴麟孙博士”等西医。
此人高举西医于头顶，贬低中医，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当蒋介石还在世时，1941年于重庆，他夫人宋美龄的胃病十分严重，无法进食，并伴有咳嗽之声，间或痰中还有些脓血。蒋介石的侍从人员王正元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医官吴麟逊（孙）博士悉心治疗，收效不大”，接着把重庆所有著名的西医都请遍了，宋美龄的胃病仍不见好转。
今人张存悌所著《欣赏中医》（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5至6页即记载有这个《张简斋治愈宋美龄》的故事。1941年夏天，宋美龄在重庆患了严重的胃病，蒋介石身边所有医官与重庆所有著名西医都来为宋治疗过，仍不见病情好转。蒋身边的一位侍从家眷，得了重病曾得张简斋治愈，因此向蒋举荐张简斋。张简斋三剂中药将宋美龄的胃调适，又数剂中药彻底治愈宋美龄的胃病，使宋美龄的胃病直到晚年也始终没有复发。张简斋的这个传奇故事，被蒋介石的侍从人员王正元记录。可以说张简斋改变了深受西学影响的宋美龄对中医药的看法，1964年12月宋美龄在致张学良的信中，还写道：“休小看草药的神力，这也是我们多年的经验。”
现在，我们回顾历史，民国时期，反对中医的主要是后来沦为汉奸的汪精卫、褚民谊之流。
《欣赏中医》（张存悌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3页即记载，蒋介石于1929年3月23日，接见中医中药请愿团时说：“我们对中医中药绝对拥护”。
结 语
大家心中都有杆秤，真正了解明清两朝御医史实的人，都知道“一个普通医生至少需要花十年的时间磨练出类拔萃的医术，同时还要有相当的医学道德品格，方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御医。”（《明清两朝御医》，赵阳著，故宫出版社，2012年，第31页）“御医要有临床真本领。他们服务的对象，帝后嫔妃、王公权臣、皇亲国戚，是特殊的人群。尤其为帝王诊病，责任重于泰山。伴君如伴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其压力与风险可想而知。所以，御医最重疗效。”“御医们必须磨砺医术，个个身怀绝技，处方下药，效如桴鼓之应。”（《清太医院医家研究》，杨叔禹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年，《前言》第8与9页）不由分说地把正品、高手等等本应赋予正面意义的事物也都批判一通，把古今的事例叠罗汉似的铺陈，随心所欲地解读，妄图显露自己的“大智慧”，倘若这样的人都能称作评论家，那么公众人物的话语权会被滥用，学术责任感会被轻视、践踏，整个社会都可能弥漫着荒诞的氛围。
我们要努力贯彻执行习近平主席的指示，“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清嘉庆御医汪必昌在《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中，记载了五百四十种（约650个）治疗怪症的秘方偏方，若能及时对其进行科学研究、临床应用及开发创新，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将远远不止2.16亿元人民币，或许216亿元人民币也远远不止，伴随着经济效益带来的显著社会效益，必将更加为大家所关注。
我们热爱中医药，我们也热爱西医药，我们提倡中医药的长处与西医药的优势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与相互促进。热爱、珍视、弘扬中医药文化，从来不支持以对立中西医药文化、贬损西医这样剑走偏锋的思路来达成，反而是，使得二者的长处强强联手，尽力合作克服各自的短板，不让狭隘的民族主义阻挠中西医药文化的深度交流，阻挠医疗卫生大业的长足发展！
同时，在中医药学被个别人恶意曲解、抹黑的今天，我们更要有坚定的中医药文化自信，更要以高度文化自信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
笔者从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的角度，觉得有必要补充一些，看似刻薄其实并不刻薄，看似多余其实一点也不多余的话：缺乏中华文化自信的“专家”、“杂家”或“评论家”等极少数人，对中华传统文化一知半解，却经常似懂非懂地急着跳出来，盲目为西洋文化或明或暗地摇旗呐喊、贬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化自信背道而驰；这极少数人总让我们查核、对照民国史上反对中医药的汪精卫与褚民谊之流，他们这一撮人，离文化汉奸到底有多近多远，值得全国人民高度警惕、密切关注、深入挖出。国家安全无疑也包括文化安全，只有牢牢树立起中华文化自信，捍卫中华文化安全，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017年 6月5日彭令于拾稿斋初稿毕，10日修改。
补充：
关于《聊复集?怪症汇纂》未刊稿本四种的来源，有人说它可能曾流散于市场，近年刚收集齐，重装成完璧四卷。藏书界都知，不凡之物分分合合，那是不太少见的事，如《红楼梦》后四十回原稿，今仍不知所终，有朝一日若能于万幸中合璧，那就是天大的喜事！《聊斋志异》稿本更是多次经历波折，才得以传至今日。据汪必昌已刊本《聊复集》之《凡例》所载“予（汪必昌）仍有《伤寒妇科》五卷，缘南旋之心切，不暇琢磨，俟归田之后，从容续刊，公诸同好。”今未见该稿本，更不见刊印本，不知散佚何方，首届国医大师李济仁先生，也曾感叹：“汪必昌还将《伤寒杂病论》中有关妇科内容汇辑成《伤寒妇科》，既有益于伤寒研究者，也利于从事妇科临床医家参考。此在新安医家中如此专题研究《伤寒论》尚属少见，惜该书目前未发现见存。”（首届国医大师李济仁先生主编的《新安名医及学术源流考》，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4年，第61至62页）有朝一日若能寻得，那也必将是人间至宝。众所周知，元朝黄公望（1269年一1354年）的《富春山居图》传至今日，一部分在台湾，另一部分在大陆（浙江），至今仍未成完璧，这也丝毫不影响其极高知名度与巨大价值。
因此，我们就没有太多必要去挖他人家庭隐私、某家公司的商业机密，共同努力，保护好其中尚未公布的治疗疑难杂症的秘方偏方，进一步牢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基础，才是正事。国外有可口可乐的配方（秘方），被视为世界秘密之一；我们站在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台基上，发现一种乃至几种绝世秘方（配方），努力挤身世界秘密之列，那也底气十足、信心充分。
关于《聊复集?怪症汇篡》四种未刊稿本的价值，应该与和氏璧相类，和氏璧无人认时，那就是石头，不但不值钱，还害得持有者被剁了脚。对于某些宝物，识货者视为宝，不识货者有时甚至看成假货废品；价值四个多亿的青花瓷器，流落在国外时，据说还曾被用来放“鸡毛掸子”之类的杂物呢。明代手写《永乐大典》的原件（零本一册）无比珍贵，也曾被山东莱州农妇拿着压鞋样。
多一点中国传统文化自信，多学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练一练看清看透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法眼，您也许就能于废纸杂件中发现“奇珍异宝”，造福国家，造福社会，造福人民。
2017年6月5日补记
附录：
清嘉庆御医汪必昌《聊复集·怪证（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
内容特色浅析
该未刊稿本内容特色，主要在疑难杂症、切实可用与周到细致三个方面。
其一，疑难杂症。
整册未刊稿本分为四个部分。开篇《怪证（症）汇纂》标题即可看出，是直接谈“疑难杂症”。 第二部分，批注《陶氏杀车三十七槌法》也主要是梳理治疗“疑难杂症”的方法，如其中（总）第十三叶前半页第六行起，有“如圣饮”治疗“刚柔二痉，摇头口禁，身反张，手足挛搐，头面赤”，显然就是治疗杂症的偏方。第三部分《针灸论》，其中提到的“竹杠法”，现基本已失传，稿中论述的针灸治疗肝硬化、肝癌、羊癫疯等怪症之法，亦极罕见，颇珍贵。第四部分《怪证（症）方法》，收集、整理五百四十种（约650个）治疗疑难杂症的秘方偏方。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出，整册手稿都是围绕“疑难杂症”在收集整理中医文献史料，特别是收集整理治疗疑难杂症的秘方偏方。
其二，切实可用。
如拙文《治疗癌症等疑难杂症的御医秘方偏方五百四十种被发现》征求意见稿（下文简称《发现》）中提到，该御医未刊稿本第五十六叶前半页尾，作者朱笔增补 “小儿夜啼，用蝉退（“退”为“蜕”的通假字——彭令注）七个，取后半焙干为末，用薄荷汤少入酒调服，而啼自止。若不信，用蝉退上一半，一样调服，仍啼如旧。”，若如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金陵初刻本，1993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影印）第四十二卷第七叶后半页记载有“普济蝉花散”：“治小儿夜啼不止，状若鬼祟。用蝉蜕下半截为末，一字，薄荷汤入酒少许调下。或者不信，将上半截为末，前汤调下，即复啼也。”一般人极少知道，“一字”是指分量，即为一钱匕的四分之一量，御医汪必昌却明确用七个蝉退（后半），显然操作更方便，更加切实可用。
又如，未刊稿本第三十四叶后半页，第五行“十年青盲，取白犬生子目未开时乳点之，狗子目开，人目亦见”偏方，无疑也方便实用。
再如，未刊稿本第三十六叶前半页，第三行“卅年耳聋，酒三升，渍牡荆子一升，七日去滓，任性饮之。”此偏方或许仅适用某种体质某种病症，但是其切实可行性，却是十分明显的。
其三，周到细致。
如未刊稿本第五十四叶前半页第五行起的“东垣治李叔问”病例，《古今医案按》（卷十 幼科 胎毒）、《名医类案》（卷十二 胎毒）、《医学纲目》（卷之三十六·小儿部 生下胎疾）与《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四百零一）也记载了这个病例，但是都只强调丈夫 “忌酒肉辛热之物”，而未提及其妻，而该未刊稿本中则明确为“俱忌酒辛热之物。”千万别小看这个“俱”字，同样的病症，据传世的《古今医案按》、《名医类案》、《医学纲目》与《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所载医治、调理，丈夫“忌酒肉辛热之物”，其妻若不忌口，则可能疗效不佳，甚至毫无疗效。
又如，未刊稿本第三十六叶前半页，第四行“雷公用骨碎补，治耳鸣，耳亦肾之窍也。”在该条下，作者特别用小字补注：“按：耳有五般，停耳、脓耳、缠耳、底耳、囊耳，虽有五名，而治则一也。”首先说明五种耳症，用同一方法治疗。接着仍小字补注“用龙骨散吹，勿令见风，或用纸捻醮药亦可，日吹三、四次，复吹时须用棉花引出前药并脓。”如此细致周到，足见御医治病救人之严谨、认真。由此，我们也知道了，若患耳疾，点滴耳药，首次点滴后，后续每次用药，都应“用棉花引出前药并脓”，不知当今耳医是否也都如御医汪必昌一样，如此细致周到叮嘱患者用药。
再如，未刊稿本第三十七叶前半页末至后半页首，记有如下怪症：“有人口内生肉球，有根线长五寸余，吐球出，方可食饮，以手轻捻，痛彻至心”，作者记下用降火药加射香散治疗法后，并在后半页天头细致补注“喉癬惟此最，迟久则失音不可救”，接着详细补注“西牛黄、真山羊血”共八味中药的另一个秘方，并作说明“共为细末，每一茶匙药，用蜜一茶匙调之于舌尖上，徐徐咽下，一日五次，两月可愈。”作者详录药方，接着仔细记载服用方法、治愈此症所需大致时长，再补充“或加蜒蚰、梅炭更妙”。笔者不太懂医药，不过分明觉得，御医汪必昌此处所记，极可能就是两个治愈喉癌的秘方。
药方好，服用方法正确，并巧妙加上辅助药物，只有如此细致周到，御医汪必昌收集、整理的秘方偏方才能出实效。
5月21日研讨会后，全国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全国古籍领导小组成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余瀛鳌先生，进一步补充道，“我们真的不知道这册稿本能值多少钱，若不深入研究，或许就是破纸烂书一册，如深入研究核实，其中发现类似云南白药、雷允上六神丸、同仁堂安宫牛黄丸等绝世秘方，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一旦发现，谁都知道其价值将远远大于二、三亿元，不可限量。我们这样说，是有比较充分依据的，研讨会上，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专家郑金生研究员指出，此前汇集公布治疗怪症奇疾的药方，最多的是明万历胡文焕刊行的《怪症奇方》一书，也就178个方，而汪必昌这个《怪症汇纂·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有五百四十种约650个治疗怪症的秘方偏方，是此前的三倍以上，新增470多个，应该能感觉到发现稀见秘方的几率很大。”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师承博士后导师、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冯世纶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清嘉庆御医汪必昌精准收集的治疗怪症的秘方偏方，基本上都是验方。我是搞中医药临床医学的，对验方深有体会，验方就是临床验证过确实有效的药方。古代一般不用小白鼠、小白兔或小白猪当试验品，拿什么做实验呢？就用我们祖先的人体作实验，这一个个治疗疑难杂症的秘方偏方，就是古代名医用我们中华民族祖先的身体甚至生命实验出来的一个个中医药科学报告成果。”
北京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北京市武警总队第三医院中医科主任陈建国，结合自己多年的行医经验，对照已公布的此稿本中几个秘方偏方，明确肯定御医汪必昌著书诚如其言“惟求实学”，其中秘方偏方切实可用。陈建国主任认为，《聊复集·怪症方法》未刊稿《目录》第四页所列治疗“乳癌乳瘫”、“治乳癌”与“乳癌初起”的秘方偏方，值得深入研究，可能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乳癌有差异；稿本第二十八叶所记，用青果、明矾等中药巧妙搭配治疗“羊癫风”的秘方，想必切实；稿本第三十七叶所载，“西牛黄、真山羊血”等八味中药治疗喉癬的偏方，应该就是治疗现在的喉癌秘方，理应可用。
笔者查考所见，该册未刊稿本，字字有如珍宝。如该册稿本第八十二叶（前半页）所记，治疗紫白癜秘方即为三味中药加常见的生姜和醋，治疗（赤白）汗斑仅为两味常见中药巧妙组合，最绝妙的是治疗脸上黑子（黑斑）一味中药即可。又如人体腋下狐臭（胡臭）难治，该叶（后半页）就汇集有秘方四个，均是常见中药与食物组合，应能产生神奇疗效。中医药专家一致认为，以上所列，显然切实可用，便于开发推广，所载秘方偏方可以说是字字值万金！
2017年5月5日彭令匆匆补充，6月8日再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