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定次郎一次从靳伯声那里就买走20多幅石涛、八大的作品。设想一下，现在拍卖公司去征集一件他们的作品都很困难，更不用说一次性买走20多件。
清初以来的画史画论中，“四王”始终牢牢占据画坛的主流地位。而“四僧”作为一个艺术概念的出现，是在民国时期。它既不是一个画派，也不是一个组织。虽然始终未被当时的“正统”艺术所接受，但是，300年后的今天，“四僧”的作品成为世界各地公私博物馆重要的收藏对象，以及市场追逐的焦点。
“四僧”之名从何而来？据收藏家朱绍良介绍，“四僧”这一称呼的起源是由日本人推动。甲午战争以后，大量日侨居住在中国。他们发现石涛、八大山人的作品非常好，但又觉得“二僧”不好听，于是从周亮工的《读画录》里翻出髡残和弘仁组成“四僧”。1914年，上海成立中国画研究院，当时画界的人就提出，要把弘仁和髡残也放进去，所以凑到一起组成“四僧”。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最早由日本人提出“三高僧”山水，即石涛、髡残、弘仁，他们的作品都是以山水题材为主，后来把八大山人加进来，统称为“四僧”。
“四僧展”内 髡残单元南京艺术学院鉴赏老师教师薛翔认为，要探究“四僧”的起源，就要把他们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他对记者讲道：“从明代开始，商品经济已出现端倪，尤其是在南方，繁荣的城市商品经济市场和士大夫、文人、商绅对新鲜事物的追求和艺术品味的转变，影响了这一时期艺术家的创作思想。对于艺术家而言融入城市商业氛围和受到文人赏识非常重要，并且，这一时期的创作思想受董其昌提倡的“南北宗论”影响。在这种背景下一场所谓艺术革命风暴在‘四僧’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苗头。”
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艺术思想的转变带来审美品格和艺术视觉的转变，原来正统的宫廷艺术不再一统天下，消费群体相应扩大，越来越呈现区域风格和题材的专业化。
周亮工《读画记》有记，他最喜欢髡残，认为髡残的画可以和明代文徵明、沈周相较。朱绍良讲道：“实际上在当时石涛、八大山人是主流一派，但由于画作多，最后就变成了一种商品画。尽管如此，石涛、八大的精品仍然要比髡残、弘仁的画价贵。那时的一些盐商、入清不仕的明末遗民对这四人的画寄予厚望，所以他们对隐逸画派这些人的画作进行追捧，也在宣传他们。江西巡抚胡亦堂收藏了八大的绘画，清朝皇室博尔都也收藏石涛的绘画，他们也喜欢一些新鲜的艺术作品。”
弘仁作品拍卖情况统计
八大山人作品拍卖情况统计
石涛作品拍卖情况统计日本人曾大肆收购
“四僧”作品真正受到追捧是在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王亦旻讲道：“相对于‘四王’而言，‘四僧’的作品无疑被当时的人们借以用来摆脱‘四王’绘画艺术程式化的束缚，寻求创新，以及对传统的再认识和禁锢思想的挑战。近现代的艺术大家，如傅抱石、黄宾虹、张大千、齐白石、吴昌硕、陈师曾等的艺术成就都离不开‘四僧’的影响。”
傅抱石从日本留学回国后特意把自己的本名傅长生改为傅抱石，“石”指的就是石涛。海外留学，学习西方绘画的徐悲鸿也接受“四僧”的艺术。齐白石最开始学石涛、八大，但是他冷峻的画风在北京没有市场，后来在陈师曾的教导下，“衰年变法”，最终被市场接受成为一代宗师。
在他们看来，“四王”的艺术是没落的，绘画风格受当朝统治者的影响，具有局限性，后人会把这种风格表现得极致，以至于成为一种模式和套路。而“四僧”身在朝野之外，崇尚自由，他们的作品思想解放、个性突出，与市场结合的更加紧密。所以，尽管艺术是要讨好，只是要看讨好权力还是财富。
“四僧”在民国时期受到极大追捧，不可忽视日本人的推波助澜，古董商山中定次郎就是其中之一。“他主要在北京琉璃厂收石雕、瓷器杂项，还办有山中商会。山中定次郎让琉璃厂论文斋的靳伯声帮他采购石涛、八大的书画。而张大千售卖石涛、八大的作品也都是通过靳伯声，所以在山中定次郎手里就有不少张大千的作品。”朱绍良笑言，“这在陈重远的《文物话春秋》里说得很清楚，山中定次郎一次从靳伯声那里就买走20多幅石涛、八大的作品。设想一下，现在拍卖公司去征集一件他们的作品都很困难，更不用说一次性买走20多件。他们的作品也从原来20块大洋一幅水涨船高至200多块大洋一幅。”
由此看来，现在到海外去征集石涛、八大的作品一定要格外小心。但是，张大千也提供给靳伯声一些好作品，把最精彩的拿到论文斋来卖。朱绍良说：“最著名的泉屋博古馆的八大的《安晚册》，石涛的《黄山八景图》就是张大千从上海买的，然后让靳伯声给卖的。”
弘仁 《雨余柳色图》髡残和弘仁的作品存世量少，其市场追捧度不如石涛和八大。尤其是髡残，当时主要受到周亮工的接济，市井盐商很少有人喜欢他的作品。民国时期在上海，髡残作品几乎没人要，最后被日本藤井善助这些人发现，才开始变得值钱。据朱绍良考证，髡残的作品在市场上少有真迹。弘仁的作品由于构图简单，清末民初时期便开始出现大量仿品。
石涛市场最为复杂
石涛《独树老夫家》5年市场收益情况谈到目前“四僧”作品市场如何时，北京匡时拍卖有限公司中国书画部主管晏旭表示，他们的市场很难表述，难点就在于作品存世量很少且复杂。他讲道：“‘四僧’的作品很难找，至今没有哪家拍卖公司真正实现‘四僧’作品专场，要说‘凑齐’就更是不可能，拍卖不能‘知其不可而为之’。经历了民国时期的收藏、作品的流散分布、藏家惜售等现实因素，想要做好一个‘四僧’专场是有很大难度的，并且不符合市场规律。”
记者通过采访调查得知，全世界各大博物馆收藏石涛的作品有1000多件，髡残作品存世量不到100幅，这在徐邦达先生所著的《古书画伪讹考辨》中有提。而弘仁的作品传世亦不足200件。王亦旻讲道：“作为目前世界上收藏‘四僧’作品最主要的博物馆之一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髡残作品21件（套），其中此次展览展出的4幅大轴作品，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弘仁和髠残的创作高峰期都集中在他们四五十岁的时候，全世界的收藏品中，弘仁有极少的早期作品，髡残则没有。”
石涛《独树老夫家》北京荣宝拍卖供图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四僧”作品全部是1949年之后以各种方式入藏。其中，石涛的作品《高呼与可》在1996年以400多万元的价格于中国嘉德拍卖有限公司购得。徐邦达曾说过，《高呼与可》是石涛作品中既精又少的作品之一，非常难得，属于文物中的一级品。也正是在他的努力下，北京故宫才得以入藏此作。
对“四僧”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王方宇、王世清，收藏最有代表性的是台北“石头书屋”的主人陈启德，以及历经三代对遗民系统有着非常全面收藏的香港“至乐楼”，还有林百里、刘益谦等。日本研究“四僧”有代表性的是中村部哲、山本田二郎、菊池兴堂，三井高树。朱绍良告诉记者，他也致力于收藏“四僧”的作品，但是至今并未收集全，还缺弘仁和髡残的作品。
晏旭感叹：“虽然各大拍卖公司都有过‘四僧’的作品上拍，但真正好的作品还是在故宫、‘石头书屋’‘至乐楼’，虽然想征集他们的藏品，但藏家惜售。想遇到真迹是非常困难的，一旦出现必然会是极高价位。”
据他了解，四僧在市场上的价位，还是以八大山人的作品最贵，目前来讲最受欢迎的也是他；石涛的作品伪作太多，一旦出现真迹价格必然不菲；弘仁、髡残二位则是少之又少，所以在当代他们市场很小。晏旭表示，“买石涛、八大相对容易一点，弘仁、髡残几乎不可能。”
石涛作品的价格落差较大，有几千万元的，也有几百万元的，其中还有伪作，因此，他的作品市场比其他三位更为复杂。晏旭说：“我们经手过的石涛不少，但是不像八大山人那么有代表性。2012年春拍，匡时拍过一件很有名的石涛的《兰竹当风》，是大千大风堂至宝，当时以2875万元成交。”
“四僧”拍卖指数
2006年，北京荣宝上拍过一件石涛的《独树老夫家》，以88万元成交。2010年，此件作品第二次上拍，在北京荣宝以448万元成交。在2011年，北京匡时又一次上拍此作，最终以943万元成交。今年春拍，保利上拍一件石涛的《山水小景》册页（四开），以828万元成交，经专家意见表示，该作为他早期作品。
八大山人的作品，2008年在北京匡时上拍的《仿倪山水》，以8400万元成交，在当时创造了世界性的拍卖纪录，该价位也是“四僧”作品迄今为止的高峰。另一件《孤禽图》，2000年在北京翰海以4400万元成交。后来在2010年此幅作品再次出现在拍卖场上，最终以6272万元成交，价格翻了几倍。
市场统计数据显示，弘仁的作品目前最贵的为2014年中国嘉德拍卖的《西园坐雨图》，5347.5万元成交。2016年中贸圣佳上拍一幅弘仁的书法，当年被文物商店当做赝品标注，后来流通到市场，后该作品被专家认定为弘仁的真迹。
髡残的作品在市场上一直以来比较稀缺，也是“四僧”中有市场记录最少的一位。这些年来，想遇到一件好的、大家公认为真迹的髡残作品很难。据悉，北京宝瑞盈拍卖曾拍出过一件髡残作品。
作伪手段错综多样
300余年来，由于“四僧”的绘画艺术在画坛上的深远影响，使得藏家对他们的作品有着狂热的追求，再加上其画作在市场上的热捧，价格高居不下，使得在市场上出现了不少伪作。
大家最乐于谈的当属张大千对于“四僧”作品的作伪。由于彼时市场并不成熟，对“四僧”的研究还不深入，信息也不发达，大家对“四僧”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市场上对“四僧”作品有一定的需求，因此产生了作伪。后来张大千解密了很多自己作伪的作品，也有一些知名藏家收藏了张大千的这些作品，价格依然不低。
朱绍良回忆道：“张大千曾经伪造过一套假的八大山人册页，这套册页曾在台北故宫展览过。20多年前，这套作品被台湾地区一位知名文化学者收藏，他认为王方宇那套是假的，这套是真的。2011年，他又邀请我去台北，我看到这件作品之后判断，王方宇那套是真的。”
八大山人《山水小景》北京保利供图原来张大千把编入《大风堂》中的这套册页卖给了王方宇，自己临摹了一套留了下来，但是作品上面没有盖“大风堂供养”章，王方宇那套上面有此章。朱绍良解释：“张大千不会在伪作上面写上大风堂供养，承认这是我收藏的。凡是他造伪的作品绝没有他的印章或者他的签名在上面。”
张大千造伪最多的是八大、石涛、唐寅三人，当时在北京琉璃厂悦古斋做张大千的庄家，这一年时间专门造假唐伯虎，张大千去上海之后主要造假石涛和八大。“张大千所伪造的石涛和八大很明显能看出来，只是大家没有深入研究。特别是对八大材料的研究，张大千当时没有完全用八大作画的材料，因为生纸造伪成本太大，一旦这一笔画不好，这张画就废了，所以张大千造伪大部分是用半生半熟的纸。另外，张大千很少伪造石涛的泼墨大写意，这个特别难。”朱绍良说。
石涛的作品由于传世最多，收藏群体最宽。王亦旻说：“故宫所藏石涛作品中，《石涛、博尔都行书五律诗题跋单页》作品就是一件伪作。对开诗博尔都跋，两跋均伪。此件书法把石涛晚年隶书与行书结合的用笔特点加以夸张，属于清代‘扬州造皮匠刀’一路。”
但是，现在的作伪已不再有地域性，天津、沈阳地区的作伪都很严重。但与张大千的作伪功夫相比差得很远，比较容易辨出真伪。
（本文部分场景图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提供）
“四僧”部分高价作品（不完全统计）
来源：艺术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