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于7月8日至23日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展出。CFP供图
●梁江
编者按
由广东省文联理论研究部、广东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之路”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8月31日在广州珠江宾馆举行。“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自7月8日起相继在北京、广州开幕以来，引起极大的反响，观众络绎不绝，对能一次欣赏到广东百年来众多美术名家的经典佳作慨叹不已。本次研讨会汇聚了广东文艺名家及评论家数十位，他们对这次大展取得的成就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南方日报选取部分精彩发言，陆续予以刊登，请读者垂注。
作为中国美术馆研究员，我参与筹划这次百年美术大展。有一些想法希望与广东的评论界、文化界、社科界交流。
“百年大展”的最大贡献是思想上的贡献
我留意到近日媒体采访李劲堃主席的一段话。他说，现在做展览已进入“理论策展、学术策展”的新阶段，我觉得，这一提法很敏锐。他前几年主持做了好几个学术展览，产生了全国性影响。
这次广东百年大展为什么能够成功，何以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我们似乎还没有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是中国美术馆的，很多省份的美术界同行都熟悉，有人说，“广东有钱能做这个”。我说，广东是有钱，但这个展览用的钱并不多。这几年国内有些项目用了一个亿以至几个亿，花费都远远超过这次百年大展。花钱多未必有现在这样的大效果。
我们每年组织创作或者5年搞一次全国大展，大家都盯着金奖、银奖。但是，这次广东百年大展没有一件新作品，全是现成的，推出后却产生广泛影响。美术界、文化界和全国的观众由此对广东刮目相看，赞誉广东是美术强省，这样的效果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没有用多少钱，全是大家早就非常熟悉的作品，却搞出一个成功大展，一般人都能看出这次策展确有创意。而“创意”在哪？在于它有厚实的学术依托，最为关键之处，在于学术背后的思想洞见。
出于多年从事学术研究的职业习惯，从介入筹展活动开始，我便有一个明确想法：这一展览的架构和所有要素，都应指向一个目标——对百年广东美术的再评价。这次大展的要义，在于对近代，尤其百年以来广东美术行程的重新审视、重加解读、重作评价。提炼出“其命惟新”的主旨，便已赋予百年广东美术以新的含义。沿这一精神主线，便能从已有作品中看出原来未曾发见的价值，旧的人所熟知的东西也能焕发出新的意义。
这是这次策展最为出彩之处，有思想才会有理论深度。我曾多次提到，百年广东只谈岭南画派是片面的。原因在于，首先这个说法不全面，广东的西画、版画、漫画、美术教育等都很强，有些影响还超过岭南画派。更重要的是，只强调岭南画派，广东的特征便落到地域性里面去了，价值只在于与京、沪等地域的差异性。而问题的关键点在于，百年广东美术的最大价值不在于地域差，而是时间差。由此，我们便突破了以往与别人比地域差异的思维惯性，站到了制高点上。“得风气之先，领时代之新，走变革之路”，广东美术家是站在时代前沿，引领百年中国美术转型变革的，这才是广东美术的最大贡献和历史价值所在，这才是“其命惟新”的确切诠释。
这次大展的最大贡献是思想上的贡献。是否有思想有学术深度，对于策展非常重要。作品虽然全是旧的、人所熟谙的，但通过新的解读、新的组合，就能做出一个让人印象很深的展览。这是7月份在北京首展，获得好几位专家“既熟悉，又陌生”评价的原因。
广东美术、广东文化由此让人刮目相看，回归到应有位置，这是大展的社会意义所在。在北京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推许广东美术百年大展理论准备充分，定位精准，板块结构明晰，以往被遮蔽的广东美术形貌首次完整呈现出来了。而展览主题“其命惟新”也抓住了广东美术百年的主线和精髓。正如《美术》主编尚辉所说，“广东的贡献重在‘新’字，这体现了从传统美术向现代转型的宏大命题。”而“其命惟新”的自觉意识也正是广东艺术发展的强大动力。
美术和所有艺术门类一样，只是表现形式之一种。没有思想，不会引发创造和创新，没有思想的艺术不可能有文化价值。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过：“人是一支会思想的芦苇。”当代广东的文化也需要思想。这次百年大展是美术，但应当上升到文化视野，尤其要上升到当代文化发展战略层面去思考，这样对广东文化下一步发展才会有更大启示。
梳理“新岭南文化精神”是文化理论的紧迫课题
广东是西学东渐第一站，是中西交汇窗口，处于新思想新观念的前缘地带，开放、兼容并蓄，“新”是广东近代美术最突出的特征。
在中国近代史中，广东作为时代大变革的前沿和中心，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跟社会剧烈的变革直接相关。与北京、上海相比，广东引领风气之先，时代特征体现得最为充分，也最具代表性。譬如上海，固然是中国近代非常重要的对外开放城市，但它跟广东人有非常密切关系。上海著名的四大公司、《良友》画报、几十家电影院都是广东人创办的。出版界巨擘王云五，演艺界名人阮玲玉、胡蝶、蔡楚生、郑君里都是广东人。
广东曾是近代大变革进程的先行者，新时期又成为改革开放排头兵。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长足发展，对广东文化和艺术创作走向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新形态新事物的出现，往往会造成判断和阐释上的困难。这里举个例子说一下，或许对大家的思考有一点帮助。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10多年了，广东“文化沙漠”的说法却逐渐传开。那时候我正在广东省美协主持一份刊物，想起在京读硕士时有个朋友叫祝华新，供职于《人民日报》，笔头很是了得，便给他打电话。我说，以农耕社会时代的文化定义判断现在的广东不合适吧？现在是往工业社会、往现代都市化转型，“文化”肯定不一样，我们能不能找出一些新的东西来？他听了非常感兴趣，就到广州来。就在广东省美协九楼宿舍里，我们谈了很久。然后他花了很大功夫采访广东活跃在一线的各类别文化人，最后写出一篇题为《当代岭南文化的勃兴》的长文，刊发于1994年7月12日《人民日报》。现在回头来看，这篇长文章是当时对“文化沙漠”说法最有理有据的反驳，这也是祝华新记者生涯中很重要的成果。其后，我担任《广州文艺》主编，开设过“新岭南文学走廊”之类栏目，组织过“小女人散文”等研讨，也是试图让人关注广东新的文化，留一点现代都市化进程中的精神轨迹。
对着岭南文化鲜活的景观，按旧的文艺理论框架实难以阐释。有眼光的文化人，应当注意到广东改革开放带来的深层变化。传统型文化在改革开放当中会注入新的因子，前所未见的大变动必然导致文化新形态的出现。今日广东的优势，一般人关注的似乎是其经济实力。若从社会文明进程的视角考察，更重要的却是它所承担的，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先行者角色。40年来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积聚了强大经济实力，也为全国提供了宝贵经验。在传统往现代转捩，在全球化大趋势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等重要命题中，广东已有答卷。而这种从近现代大变革延续而来，“摸着石头过河”积聚的经验，更符合历史和中国社会行进逻辑。
这样，改革和开放之于广东，一方面成了最大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则是最根本价值所在。20多年来我一直在北京工作，会有南北比较。现在广东有些很重要的文化特征，很多人没有留意到，广东人更没觉得了不起。举几个例说，广东人开放兼容，尚新求变，心性平和务实，人际关系较和谐，做生意讲双赢而非损人利己，为人处事重诚信守规则……诸如此类，其实是改革开放40年走到现在，社会文明进步的日渐积淀。做生意诚实守信用是重要商业伦理，平等和谐不争吵是文明社会的行为准则，共赢及互不干涉甚至是国际交往的基本策略，这些却能在广东市井中司空惯见。显然，文化界、社科界能做的空间挺大，若有人对此深入调研，作前后对比、左右对比的研究，一定有意外收获。
山西有晋学，安徽有徽学，贵州有黔学，湖南2012年大声势搞湘学院，好些省都在重续他们的学统。广东粤学鲜见提及，我觉得很可惜。上世纪30年代已有陈寅恪、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等推崇粤学的议论。不过，广东人似乎知者不多。当今广东，有必要重提“粤学”，重新省察“粤学”价值。文化传统是活的，在连接和传衍中会不断增添新的内容，被赋予新的思想。沿着近代史脉络，我们可把广东改革开放近40年来敢为天下先所创造、所积淀的经验，把新时期所呈现的人文内涵和主流文化特征，归结为“新岭南文化精神”。
当代广东社会与经济的进程，已为文化的新发展作好坚实铺垫。目前文化、艺术和众多艺术家亟需接地气的理论阐释。认真归纳、梳理、阐发和推广“新岭南文化精神”，突破广东文化理论瓶颈，是文化界、社科界、学术界及所有艺术家面前的紧迫课题。
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力促文化艺术再创辉煌
这次百年大展，让当今广东人更增加一份文化自信。而成绩已属于过去，在北京和广东的学术研讨会上，广东如何在下100年再创辉煌，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再者，广东社会和经济发展走在全国的前面，要更多一份责任和担当精神，也理应在文化建设上进一步为全国提供鲜活的、有借鉴价值的经验。
一个深化改革开放的时代，也会是充满活力的时代，会给文化发展提供充沛动力，我对此抱有信心。但，艺术的发展和繁荣有自身逻辑，我们仍然需要合力营造让文化繁盛的社会氛围。有良好的社会土壤，有适合的生态条件，才能有绿草茵茵百花盛开，才能让幼苗长成参天大树，揠苗助长是不行的。大展之后的思考，已落在如何持续发展再创辉煌。关于工作重点，在另外的场合，我曾谈及强化、深化广东学术研究，再增加培养青年人才力度等看法，这里再提几点建议。
其一，做好顶层设计，文化和艺术决不可交由市场决定。借用“顶层设计”说法，是说主管部门要在深入论证前提下，制订出近、中、远期的文化发展战略目标，做好周详规划，确定实施步骤，保证有符合推进需求的人力物力投入。
其二，让社会公众更多参与文化。这次大展的最大成功之一，是它成了公众致敬经典的文化大餐，创了广东美术馆开馆20年参观人数新纪录。文化建设本就是服务公众的，理应体现社会与时俱进的诉求。通过普及、宣传、交流、互动等环节，让文化艺术与公众走得更近。这样，社会对于文化的认知也会更全面更准确。比如，常有人把艺术市场的拍卖价格当作艺术价值高下的标尺，这次通过大展了解到哪些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艺术，什么才是经典，这便纠正了误读。公众了解艺术的规则，去除了不太准确的认知，反过来会支持好的文化艺术，这是营造良好社会土壤和良好文化生态不可或缺的要素。
其三，鼓励艺术家和文化人积极进取的敬业精神。李铁夫曾说，“美术为革命运动之武器，革命为艺术之推进机，二者不能须臾离。”这是百年来广东美术家的写照。以艺术参与社会变革，推动社会前进，艺术也因此蜕变升华，这是相互生发的互动关系。艺术参与时代变革，与社会与人生连为一体，这是广东百年美术的重要特征，也是其生命力之所在。实际上从没有脱离社会土壤的单纯的艺术。从中到外，从古到今，艺术跟社会跟时代的关系，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的艺术瑰宝，如希腊艺术，与当时的希腊社会连在一起。西方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他们最经典的作品都与宗教有关。广东这100年的美术历程再次告诉我们，只有为时代立言，着眼于社会进步前行，成为一个历史时段精神足迹的创作，才能成为美术史的经典。
广东美术百年大展获得广泛好评，但这只是下一步工作的新起点。一个以作品为主体的展览，规模再大也无法覆盖全部，更何况有些领域并不是以作品形态呈现的。这样，大展之后便生发出不少新任务，留给我们许多新挑战。
诚如几次研讨会上专家们提醒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从广东写起，中国百年来的书法史需从广东写起。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流史也要从广东写起。前面说到，广东的西画、版画、漫画、美术社团活动等都很突出，有些影响还超过岭南画派，需要分门别类切入作更深研究。还有，广东百年美术教育经验还没有总结出来。现代美术教育存在第三条道路，这与徐悲鸿、蒋兆和体系，与潘天寿的道路不一样。从“二居”的写生授徒，“岭南三杰”留学东洋去日本研究所按科学法写生，从黎雄才、杨之光在广州美院推行的中国画新教学法，“岭南式”美术教育体系肯定跟央美和中国美院的“双行道”不一样，只是目前还没有梳理清楚。我们需扎实把史实理清，从中把规律性东西归纳出来，上升到理论高度，成了思想资源便能反过来推动创作和实践。
站立潮头，续薪传火，开拓创新，连结百年的精神主线在当代广东这里再次接合了。超越百年、重筑辉煌，这便是当今广东文化人的使命。
（作者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国美术馆副馆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