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勃朗、维米尔、哈尔斯:莱顿收藏荷兰黄金时代名作展”在上海开幕当天,大型巡回系列讲座第一场在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开讲。讲座嘉宾陈丹青和尹朝阳以《我与古典大师》为题,呼应了世界艺术史上的荷兰17世纪“黄金时代”。
艺术大师可以从后人的态度判定,但“古典”却不是一个容易下定论的词。
艺术家陈丹青在讲座中表示:当我们笼统说古典艺术的时候,其实我们几乎没有说出什么。我们得分清楚,古典艺术是指文艺复兴、巴洛克还是指19世纪?因为这些都可以笼统地称为古典艺术。另外我们不能随便说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从库尔贝开始的,此前没有这个概念;我们说巴洛克也要分几个地方,不能一概而论。但古典从字面上说,时间是先于现在的,他们的眼界远没有现在开阔,知识非常有限,但能做出非常重要的画。当时的中国,董其昌在松江这一带,离我们现在的地方很近,地方非常小,到南京都很远。那个时候的艺术圈非常小,一小群人在一个小地方待一辈子,有一些来往,现在天南海北地交流,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其实科技情况、交通情况、学习情况在不同时代的艺术是起很大作用的,它会葬送前一个阶段的情况。而学生时代逃掉美术史课的尹朝阳也渐渐意识到了古典艺术的重要性,它最大的作用,“其实是在学艺术的过程当中,提供了一种坐标”。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写道,“有人说:‘死去的作家离我们很远,因为我们比他们知道得多得多。’确是这样,他们正是我们所知道的。”艺术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会断然说学识丰富会消磨艺术的敏感度,但艺术家还是应该知道得愈多愈好,了解艺术的源起与流变,清楚自己的位置,只要不妨害他必需的感受性和必需的懒散性。
在讲座伊始,陈丹青就此次展览内容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这次展览三分之二是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是比较完整的17世纪荷兰绘画的集成。”“完整”与“系统”是陈丹青在提到美术馆和博物馆时多次强调的两个词。据他介绍,国外有一种博物馆脉络非常清楚,地理上按几大洲分区,时间上从古代到近古到现代,系统性强,比如大都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和冬宫博物馆。脉络清楚很重要,从曾祖父到祖父到爸爸、儿子、孙子,清清楚楚地交代体系,能让观众形成清楚连续的印象。但这样的展览太少,此次展览以伦勃朗、维米尔、哈尔斯为线,区域特色和时间已经很清楚了。
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少年时期的陈丹青,没有画册,只有一本黑白印刷的傅雷著《艺术哲学》。他从中了解到伦勃朗、维米尔、米开朗琪罗等西方艺术家,发烧发狂般地迷恋,“做梦都会叫伦勃朗的名字”。对比当年,现在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欧洲的原作有些都拿到中国来展览,甚至达·芬奇的原作(熊头素描)也首次进入中国。但是那种“热”却冷了。人们不是不知道这些大师,但知道的艺术家太多了,很难有封闭时代那种疯狂。上海博物馆《清明上河图》展出的时候人们会排五六个小时的队来看,如果《蒙娜丽莎》可以来中国,相信也会出现同样的盛况。然而这只是到此一游,最多拿出手机来拍照。这叫博物馆时代、旅游时代,在这个时代艺术与看的人是否还有过去那种真挚的关系?现在伦勃朗来了,大好的事情,却出现时间、文化上的错位,但伦勃朗还是要来,而且来的还不够、还不多,来的顺序性还不够强,他在时间里的脉络、在文化里的因果我们总是没有机会想清楚。
错位空间里,古典艺术似乎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过时论”不可避免。陈丹青说印象派过时了,二战以后的抽象艺术过时了,甚至最近90年代以来像达明安·赫斯特也过时了,他们正在过时,因为有一个时的概念笼罩着他们。有位一度非常权威的批评家宣布至少具象绘画已死,将来是抽象派的天下,但是80年代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发现这已经过时了。这一百多年的艺术因为有一个时的概念,所以艺术呈现阶段性,长则30年短则10年,过时的速度越来越快。反倒是古典艺术不太容易过时,最早的艺术最难过时,比如埃及艺术、古希腊艺术、罗马艺术,还有中国的先秦艺术、汉代艺术,大概我们离他们足够遥远,有些艺术到今天还能给你提供新的感受新的视觉冲击,甚至还能给你带来灵感,例如马蒂斯就到非洲艺术寻找灵感。赶潮流、赶时髦,越可能过时得快,经典的、永恒的东西反而不会过时。
艾略特认为,一位艺术家,“必须明了欧洲的心灵,本国的心灵——他到时候自会知道这比他自己私人的心灵更重要几倍的——是一种会变化的心灵,而这种变化是一种发展,这种发展决不会在路上抛弃什么东西,也不会把莎士比亚、荷马,或马格达钵时期的作画人的石画,都变成老朽。” 每一位新的艺术家,都是以前艺术家的总和,古典艺术事实上已经融入后代艺术家的基因,无论正视与否,都会在不同的时期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