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潘天寿给花鸟班的学生上课。
徐建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有国学中的书画，也有美术中的书画；有国学中的文史，也有学术中的文史。这关联到教育体制的不同，有国学的教育体制，可以培养出齐白石、黄宾虹、叶恭绰、张元济等国学中的书画大师和文史大家，却培养不出徐悲鸿、林风眠等美术中的书画大师和学术中的文史专家。
今天的仿西式教育体制，可以培养出周思聪等美术中的书画大家和学术中的文史专家，却培养不出吴湖帆等国学中的书画大师和梁启超等国学中的文史大师。这里专谈国学中的国画教学和美术中的国画教学。
我们知道，美术中的国画教学，侧重于国画作为区别又相通于油画、版画、水彩画等画种的技法传授，以20世纪初引进的美术学院为典型。
其教学具有严格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是建立在中国画特有的工具材料基础上的。经过专业和文化的考试而入学，专业的考试强调素描的造型功能，文化的考试则同于其他文史哲、数理化的内容而要求甚低。
入学后的课程安排，由素描而速写，由临摹而写生，最后进入毕业创作。不同的年级，由低而高，由浅入深，有固定的教材和课时安排，不能迟到早退，更不能旷课。
分班而教，不同的课程各有不同的教材，由不同的老师讲授，亦各有不同班级的学生听讲，一年级的学生不可能跳级去学三年级的课，而四年级的学生也不需要降级再去听一年级的课。
而国学中的国画教育，侧重于国画作为区别又相通于书法、经史、诗词等“考工”的文化传授，以历代直至20世纪吴湖帆的梅景书屋、赵叔孺的二弩精舍、张大千昆仲的大风堂、江寒汀的荻舫等为典型。
其教学没有严格的科学性，这种不科学性当然也注重中国画特有的工具材料，但更注重的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品行。
学生不需要经过专业和文化的考试，而主要是通过老师的认可而入门，入门后的教学，没有固定的材料和课时安排，学生可以迟到、早退，既可以旷课，也可以常来听课。
入门有先后的学生，可以同堂听同样内容的课，不同的授课内容，没有深浅高低之分，也没有先讲什么后学什么之分，更没有什么时候毕业的分界，所谓“活到老，学到老”。
在老师的面前，他永远是毕不了业的学生，即使他自己设帐授徒了，在老师的面前也永远还是学生。而所学习的内容，直接从临摹入手，包括老师的课稿，也包括前贤的经典。
且其临摹，不仅是着眼于画稿的技法，更潜移默化着老师漫谈的传统文化，包括掌故轶事等等。
看老师示范，听老师讲解、批改作业，当然是学习。但学生在老师的画室中，更多的是听老师谈天说地，有时不是与学生谈，而是与朋友谈，学生们不能参与交谈，而只是旁听交谈，这也是学习。
有客人送来时鲜名果，学生恰好来到，与老师一起品尝，并听老师讲解时鲜名果及其产地的人物风情，是学习。或有客人送来古人墨迹请老师鉴定其真伪优劣，学生恰好到来，听老师讲解分析，这当然更是学习。
老师对于学生，固然要因材施教，但更多情况下，是学生跟着老师的日常生活随时而学。老师的日常生活，单调中丰富多彩，有能预设的，更多的则是不能预设的。而国学中的国画教学，就如同日常的生活，老师是日常生活中的老师，学生则成了进入老师日常生活的学生。
以此反观美术中的国画教学，则迥然有别于日常的生活，老师不是日常生活中的老师，而是课堂上的老师，学生也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学生，而是课堂上的学生。
西学的学术，迥别于日常和常识，国学的学术，根植于日常和常识，由西式的国画教学与国学的国画教学，可以看得再清楚不过。
来源：新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