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良的《青花红菊》以1450万港元成交。
▲潘玉良自画像。
▲潘玉良作品。
▲潘玉良作品。在每年国内各大拍卖公司的春秋拍上，一般鲜少看到一位画家——潘玉良的拍品，但这个名字却往往会与“中国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联系在一起。而当其作出现时，拍价亦不菲，在苏富比(微博)四十周年夜拍中，潘玉良《青花红菊》1450万港元落槌。2014年中国嘉德（香港）春拍上，潘玉良的《海边三裸女》拍前颇受关注，最终以1667.5万港元成交，拔得全场头筹。有评论称，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藏家在关注潘玉良的作品，其市场规模将会持续增长。
今年是潘玉良逝世40周年。最近，由广东时代美术馆主办的一场特殊的名为“潘玉良：沉默的旅程”展览又唤起人们对潘玉良的好奇。说它特殊，乃是因为由于潘玉良原作的不可得，展览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回顾展，亦无意建立新的关于潘玉良的权威性叙述，更不是要通过一个展览为潘玉良正名。据介绍，1977年，以潘玉良为中心的“中国现代艺术家四人展”在巴黎赛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开幕，这也是她去世前参加的最后一个展览。潘玉良将一个个展机会，转化为四位身居海外中国女性艺术家共同展示的平台，但并没有就展览构想留下片言只语。受潘玉良1977年展览的启发，今年5月开幕的巴黎站“潘玉良：沉默的旅程”邀请艺术家胡昀、黄静远、王之博及艺术史学者于渺组建了一个集合性的研究中介；而9月在时代美术馆的第二站，则加入了44剧场、方璐、秦晋、宋拓针对展览主题创作的新作品。
身世迄今仍充满诸多谜团
与同时代其他艺术家的命运极不同的是，潘玉良的作品并没有都被国内各大美术馆或博物馆所收藏，个中缘由不得不追溯到她的生平。但事实上，潘玉良的身世迄今仍充满诸多谜团。据相关研究记载，潘玉良，1895年生于江苏扬州，双亲相继去世，1903年由舅父收养，十岁时被卖入青楼。这段经历产生了关于潘玉良的种种传说和虚构解读。可以确定的是，她后来遇到了海关官员潘赞化。1913年，她成为潘赞化的第二位妻子，改姓潘，名世秀。直到第一次前往法国时，她才开始使用“潘玉良”的名字。1916年，潘氏夫妇定居上海，潘玉良也学会了读书写字。1917年，潘玉良从师洪野，学习绘画，并于1920年成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首批招收的女生之一。此后潘玉良潜心学画，1921年获得里昂中法大学奖学金，成为该校中国留学生中少有的几位女性之一。
来到法国后，潘玉良先入里昂国立美术学院求学，1923年又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师从吕西安·西蒙和帕斯卡·达仰-布弗莱。留学期间，她与旅居巴黎的华人艺术群体多有往来，结交了徐悲鸿、张道藩、常玉等友人。1925年，从巴黎美院毕业的潘玉良又获奖学金，进入著名的罗马美术学院，进行雕塑创作的训练。在罗马的三年深造之后，潘玉良于1928年返回中国。与同时代受西方美术教育的中国艺术家一样，在中国的现代艺术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潘玉良先后在上海美专和南京大学担任西画系教授，对许多艺术团体的创立和组织做出了极大贡献。尽管成功举办了多次画展，她的早年经历和以女性裸体为主的绘画创作至今仍然产生着许多争议和误解。
1937年，潘玉良再度赴法参加巴黎世界博览会，此后始终未再踏上故土，直到去世。据介绍，潘玉良的作品持续在“秋季沙龙”、“独立沙龙”、“春季沙龙”等颇具声望的展览上展出，1953年还曾于巴黎奥赛画廊举办个展。但关于潘玉良在法国的生活，今人所知甚少。在巴黎，潘玉良获得的认可主要来自同时代的旅法中国艺术圈，譬如她在1945年起担任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会长，而专攻亚洲艺术和古董收藏的巴黎赛努奇博物馆的两任馆长和策展人则对她的创作关注有加。1977年，在她去世前不久，潘玉良应赛努奇博物馆馆长瓦迪姆·叶理绥之邀策划了“中国现代艺术家四人展”。1952年，叶理绥曾委托潘玉良为她熟识的已故前馆长勒内·格鲁塞创作半身像。尽管如此，潘玉良始终难以卖出作品。据知情人称，她晚年生活十分拮据，收入几乎完全依靠法国政府的微薄补贴。
1977年7月22日，时年82岁的潘玉良在巴黎去世。临终前，她嘱托友人王守义将她的遗作运回中国。潘玉良画室中留存的4000余件作品和个人物品先被运往巴黎中国大使馆，1984年被安徽省博物馆（后更名为安徽博物院）收藏，直至今日。
中国现代美术开风气的先驱之一
令人欣喜的是，以安徽博物院为轴心，潘玉良及其作品的影响力逐渐从这里往外发散。今年3月至5月，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和安徽博物院主办的“关于爱的‘情书’——潘玉良的绘画世界”展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举行。而由江苏省美术馆和安徽博物院主办的“月是故乡明——潘玉良艺术作品展”目前正在江苏省美术馆举行。此外，由安徽博物院主办的“潘玉良美术作品展”也正在安徽博物院展出。
作为20世纪美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女性艺术家之一，潘玉良的作品富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时代印迹。她以油画著称，其彩墨、白描也独具功力。同时，她还涉猎雕塑、版画的创作。在极其艰辛的艺术实践中，坚持“合中西于一冶”的绘画理念，彰显出其作品的独特魅力。尽管如此，但她迄今要获得应有的艺术地位和成就上的广泛承认依然困难不小。对此，广东时代美术馆策展人蔡影茜坦言，一方面，官方美术馆展示机制当中，潘玉良及其画作并不属于主流，我们只能接触到安徽博物院馆藏4749件潘玉良作品中的极少部分；另一方面，在网络上搜索“潘玉良”的结果，绝大部分与基于她生平的影视剧有关，她内容丰富的年表和履历，往往被精简为戏剧化的寥寥数语，对她的生平和艺术价值的认识并无裨益。
“在基本由男性美术家构成的早期中国现代美术舞台上，潘玉良的存在格外突兀，卑微的身世来历、女性的身份方式使她在这群人中显得另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姚玳玫在接受深圳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美术活动的特定格局中，潘玉良是一位奇特的人物。所谓奇特，指她身为女性凭借卑微的出身和近乎文盲的知识准备，有意无意地闯进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神圣的领地。她以近10年（1919-1928）国内国外刻苦求学的履历，以独具的天资、强烈的自我拯救意识和充沛的艺术激情，跻身于原本不该属于她的这一时期中国美术的前沿地带，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开风气之先的几位先驱者之一。
一生都在画自己画女人
裸体画，可以说是潘玉良艺术的一个重要标识，而这也为她带来许多争议。姚玳玫介绍，据说，潘玉良进入上海美专后首次公开展出的作品是以自己为模特儿而画的一幅裸体自画像。在人们对身体尚讳莫如深、上海美专因启用女体模特儿、学生习作展因展出人体素描而招来各方非议的当时，潘玉良这一举止是石破天惊而且耐人寻味的。“这位文化程度不高、在世上除了‘我’一无所有的女子，开笔之初，便以‘自我’作为艺术表达的角度和起点，极有意思。”姚玳玫认为，除自画像外，潘玉良一生中画得最精彩的是女子肖像画和女人体画，那是她自我表达的另一种延伸。蕴含着她对女性性别角色的理解，对女性生命微妙之处的把握，镂刻着她自我生命的印痕。
记者了解到，潘玉良的人体画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多次得到认可。在西泠印社2006春拍上，潘玉良的《非洲裸女》成交价达902万元，据称是当时整个西泠印社春拍的最高价格。在北京保利2012年春拍的“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油画”专场上，潘玉良的《非洲女人》以747.5万元成交，成为全场之最。在保利香港2014年春拍的“中国及亚洲现当代艺术”专场上，潘玉良的《窗边裸女》以2000万港元起拍，最终以3450万港元成交（加佣金），刷新了潘玉良个人世界拍卖纪录。
“潘玉良一生都在画自己、画女人。她文化程度不高，没有因袭的文化负担，没有故作高深的形式招式，潘玉良的画面充溢着一种‘无邪的赤裸’，一股‘蛮性’，一种赤子般的单纯、真诚和坦然。”姚玳玫说。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吴冠中在回忆潘玉良时曾讲到：“她的画比较大胆，她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在姚玳玫看来， 潘玉良的人体画充盈着那种“无邪的赤裸”的气息。“人物身体可以是美的也可以是丑的，它有权利保持自己的原样。潘玉良本人长得并不美，她没有为自己润饰，她用高度写实的笔法为自己画像，于其中透出自信和坦然。”也因此，诚如姚玳玫所言，作为一个出身低微的女性，潘玉良不屈不挠，以艺术为支点，撑起自己的一片天空。“艺术上，她忠实于自我生命体验，以自画像为主要构型方式，形成自己的形象序列，在众多的男性同行中脱颖而出，自成一格。她的画面充满自怜、自爱、自守、自强的气息，充满‘自述’的意味，那是她对自我生命的叹息和承担。”
（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