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戈：我的艺术创作总是围绕瞬间和永恒|艺术|朝戈|绘画_新浪收藏

　　导语：新华书画“走进艺术名家工作室”系列栏目第四期邀请到的嘉宾是著名画家朝戈。新华网书画频道主编袁思陶博士和著名画家朝戈进行了一场关于艺术本质和哲学层面的深度探讨，通过剖析艺术的核心，梳理艺术创作历程，解读表现主义和古典主义，立体地呈现了艺术家的诸多代表性观点。

　　朝戈，生于呼和浩特，蒙古族。1982年毕业于中央美院油画系，获学士学位。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副主任、中国油画学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艺术最本质、最原始的动力是爱

　　袁思陶：您是一名成名很早的艺术家，您认为艺术最本质的动力是什么？

　　朝戈：艺术家创作的过程是将他内心的情感抒发。我认为艺术的核心是一种理念或者精神。我曾思考过一个问题：艺术最本质的动力是什么？有一次同学聚会，有人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当时我便回答说：“艺术最本质、最原始的动力就是爱。但是，爱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会遇到创伤和挫折。”有位意大利专家看过我的作品后评价说，我的艺术有一种创伤感。创伤感是什么？我认为是爱和复杂现实的冲突，于是便会受伤。艺术创作便是这种经验下意识的输出。

　　艺术会面对各种类型的的观众，有专家、博物馆长、艺术家，也有爱好者、普通人，他们像是一个多棱镜，给你不同的解释。前不久，我参加佛罗伦萨造型艺术研究院的一个活动，这是从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时期就设立的沙龙，一直延续至今。我在那里举办了一个展览，同时成为了他们的会员。其中一个专家评价我说：“你有一颗成熟的心。”这位专家认为我的艺术特质中有一种很成熟的情感。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有水平的艺术家进入了你的艺术、你的情感世界，然后对你的情感世界做出的一个判断。

　　艺术很像人生，青年人的作品很有冲击感和爆发力，经过了这一阶段，慢慢沉淀下来，可能就会进入成熟的阶段。艺术家像是一个探讨者，他与社会建立复杂的关系之后，会结出怎样的一个果实，这是他一生都在探寻的事情。

　　袁思陶：您认为，艺术家从事艺术创作的出发点是什么？

　　朝戈：艺术家是比较直接关照人类的情感和精神世界，他们拥有一个有指向的世界。我说的指向性就是指理想，一种美的理想。在这种有指向的世界中，他有理想，他要维护人性中的美，这是他的出发点，也是哲学的出发点。哲学的出发点是什么？就是人到底是善还是恶？艺术家的出发点就是我爱这个世界。当他与这个世界发生接触之后，就会产生复杂的心理。就像戏剧，有喜剧，也有悲剧。

　　在传统社会中人类有基础信念，而在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的西方，对信念是怀疑的。怀疑是一种主流。我认为，思想家、艺术家应该引领人类的感情生活，走向一个美好的方向。因为他们知道人类会发生什么样的感情危险，他更早地预见未来。19世纪一些优秀的思想家、艺术家，他们更早地知道20世纪会发生什么。比如说马克思，他在19世纪发现了人类的不平等，生产活动中一部分人过分地掠夺了另一部分人，他觉得这是人类的一种苦难，我们应该用另外一种方式建立一个社会。再比如尼采，他发现我们原来依赖的世界逐渐在消失，他有两种预判，其中一个是危险的时代就要到来了，在这个时代中，人会变得很冷酷，是一种非人性化的时代。

　　19世纪中后期，一部分艺术家开始悲观，由此出现了象征主义。在此之前都是浪漫主义的、比较积极向上的。象征主义就是一种悲观的隐喻，存在着神秘不清的东西。比如绘画方面的勃克林——他的代表作是《死亡之岛》，诗歌方面的就是夏尔·波德莱尔，还有音乐方面的理查德·瓦格纳。他们打碎了一个界限，指出了这个时代危险的征兆。艺术家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但他们能感觉到我们的情感正在发生一种莫名的变化，比如卡夫卡，他就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们的生活变得非人类性了，社会与人的关系不如预想的健康。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实际就在这个范畴内。当艺术家看到爱被摧残、人性被摧残的时候，萌生一种维护和同情、对人性的惋惜和关心，这就是我说的艺术家所具备的指向。

　　20世纪的艺术家产生了一种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但我自己不是一个典型的20世纪艺术家，我是有指向性的。我认为艺术是有目的性的，艺术不是一个纯靠直觉得出的产物，它是人性、思想与这个社会发生关系之后的综合思考，是来源于对人类的爱、对世界的爱，在受到创伤后对社会正向的理解。

　　我的艺术创作总是围绕瞬间和永恒

　　袁思陶：能否请您分享一下您自己艺术创作的心路历程？

　　朝戈：1990年，我创作了《敏感者》，想通过这幅作品表达一种非常紧张的情感，里面充满了冲突感。这幅画作在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引起了轰动，展现出一种很新鲜的情感，在此之前没有多少人表达过这种情感。表面上看，它是某一个画家的作品，这个作品与画家个人的情感有关系。其实，这个情感又与这个社会广泛的情感产生了普遍的联系，或者说是一次探讨，亦或者是一种下意识地承载。这个情感的背景还是爱，受到挫折以后，你紧张，你无法解释世界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内心产生冲突，这是90年代以来，进入一个新社会的精神特征。我当时的艺术观就是要表达正在发生的思想情感，但后来慢慢逐渐发生变化。

　　其实，我最初艺术观的产生是从90年代初开始到90年代末。那时有一种极大的冲动，这种冲动我自己认为还是很珍贵的。90年代末期，我的艺术就变得情绪化了。表现主义的特点是传达一种情绪，你会不断地回顾这些情绪。从1990年一直到90年代末期，当时的社会问题还是非常多的。这个时期对我的艺术观产生了新的挑战，我的艺术开始跟着这个社会的情绪变化。但到了90年代末，情感和精神的疲惫让我感觉没有最初那么有意思了，所以我又做了新的调整。2000年以后的这次调整，源于我有了新的动力，它让我与这个社会产生对话，产生了一种紧密的关系。

　　随着社会前进的速度越来越快，产生了很多对“快”的新的理解。这个“快”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不断地扬弃一些价值观、不断抛弃着一些东西。其实，在90年代后期，我就开始准备改变，我想要表达一种永恒不变的东西。我要提炼出一种永恒，以不变应万变，才能跟这个时代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当社会在不断变化、不断扬弃某些东西的时候，人性也开始变得复杂，甚至多元。

　　永恒事物的背后是价值，它要有意义、有精神理念，要健康和具有高尚的情感。所以，从2000年开始，我创作的这类作品，其中大部分是肖像人物作品，表现出的是一种稳定。我之前在画作中所要表现的情绪不见了，我不再选择时间上的片刻。这样画了几年之后，积攒了二三十张作品，我请批评家们来看，他们感到失望。有个批评家我注意到，虽然他不想让我伤心，但他在看的时候瞳孔都缩小了。我问他们，为什么感到失望和伤心？他们觉得原来的朝戈不见了，那个充满情绪的朝戈消失了，突然一下子变得很恒定，看不到未来。那段时间对我的打击非常大，我在作品中凝聚了很多情感，但没人能看出来。比如我画了一棵将死的树，他们只停留在一棵树上，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感受它。而那种内心的孤立才是我想要传达的。

　　但是，我自己对这些作品还是很有信心的。2004年，我在中国美术馆和丁方老师一起举办了“精神的维度”朝戈、丁方画展，反响还不错。王华祥老师说了一句很中肯的话，他说：“摆在一起看就明白了。”当三、四张作品摆在一起产生共鸣以后，它们就会对外叙述。这种叙述就把内在的关联阐述清楚了，观众就能理解了。其实恒定这种倾向是我90年代以前就有的倾向，不是新的发现，那时创作的《盛装》就含有这种倾向。

　　袁思陶：在您的艺术创作中都存在着哪些倾向？

　　朝戈：一个音乐学院的朋友曾经和我探讨过，中国的艺术倾向有两个：一个是表现主义，比较感性；一个是古典主义，比较理性。我现在虽然向古典主义回归，但表现主义的部分我也一直都是有的。表现主义容易成为某种情绪的俘虏，它是某一时刻的冲动和灵感的表现，富有鲜活的情感，而古典主义却完全不一样。

　　在2000年以后，我有一次艺术观的大变动，让我苦恼过。因为纵观艺术史，几乎全部艺术家都是从一而终、一口气走到底的。而我在追寻自己的本质时发现，我有两种：一种是情绪化的，一种是恒定的。它们在我的艺术创作中都是存在的，而且具有周期性，大概十年是一个周期。

　　我经常会观察自己，比如我发现2007年开始创作的作品中同样出现了这两种倾向的融合。在《星辰》、《蒙古的山》等这些作品中，我情绪化的抒发再次出现，但是整体的语言还是比较恒定的。

　　2015年，我在维也纳举办了“朝戈：瞬间与永恒”展。瞬间和永恒恰恰对应着表现主义和古典主义。这两方面是矛盾的，结合起来非常困难，但这总结了我在艺术创作上的两种倾向。我希望能将瞬间与永恒融合在一起，古典主义是永恒的，加上某一时刻的情绪，就变得敏感了，这就是艺术有趣的地方。我现在力求做的事就是平衡它们的关系，碰到不同的事物、模特，传达不同的心情。分寸的拿捏非常重要。

　　艺术创作要具有普世的价值

　　袁思陶：您对艺术创作的最终追求是什么？

　　朝戈：这是一个宣扬个性的时代，我们受到的艺术教育强调的是特性，而不是广泛性。每个人都希望不与人同。然而我恰恰追寻一种普世的价值，它应该是存在于所有个体之上的人类共同光辉的东西。它应该是一种大爱，即人类之爱。以爱作为发源，从而对丑恶进行抵抗。这种大爱是平和的、包容的，是人性精神的价值。

　　袁思陶：您特别强调“绘画要有精神性”，它在您的艺术中为何如此重要？

　　朝戈：19世纪是文学的高峰时期，当时的绘画就是在讲故事，它传达的是一种文学似的感伤。到了20世纪，这种叙述故事的能力被其他方式取代。而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通过单纯的形式表达精神指向，直接进入人的内心世界。有些朋友见到我后会跟我说：“老师，你的画最大的特点就是直指内心。”我听到之后非常高兴，说明他看懂了我的艺术。

　　“直指内心”是我要的，我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通过艺术打动观者。能打通渠道的基础，一是要具有叙述的能力，另一是要向世界传达出最优秀的东西，通过心灵反射出这个美好。比如梵高，他是位主动的艺术家，坚持、甚至付出生命地告诉大众一种不妥协的情感。他的力量非常强大，他的思想精神和艺术中都有这种力量。再比如贝多芬，他的生活环境和身体状况都不是很好，但他并未感到悲伤，反而通过这种力量营造了一个恢弘的世界。只有完成这两个基础，他的艺术才称得上伟大，具有普世价值，否则会大打折扣。

　　伟大的艺术家要像火把一样发光，给这个世界带来光明，具有引领的力量，让人类看到希望；而不能像一面镜子，只单纯地反映出现实生活。艺术家要一直肩负一种使命，你的艺术要给这个世界力量、光明和启迪。这就是我说的“绘画要有精神性。”这个精神性包括光明、温暖的爱，也就是真善美。

　　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就是让精神和物质重新达到相对的平衡

　　袁思陶：您认为艺术家的创作和作品对时代和社会能产生什么作用？

　　朝戈：今天是个物质丰满的消费时代，衣食住行丰足，但这些也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比如人的精神价值、基础道德都发生了变化，很像地震一样，有些人震晃下去了，有些人还保持不变。如果谈艺术在其中产生了什么作用，我是比较悲观的。比如我们每天看的肥皂剧、听的娱乐性音乐，都只停留在了物质层次，回避了精神层次的问题，进而造成了一些精神价值的稀缺，社会成为了一个物质的、商业化的社会。艺术家、文学家、音乐家应该是很重要的存在，但他们在这个物质社会的生存是困难的，因为有低级、低俗的价值占领着市场。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谈到，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现在这个社会的需求是自我的，不是层次的。以前我们会寻找最好的音乐，现在是选择听得舒服的音乐，消费时代的到来会产生精神和物质的失衡，我们文艺工作者应该扭转这种态势，让精神和物质重新达到相对的平衡。

　　最后，我认为艺术的传播是隔代的、隔时间段的，梵高在世的时候画作不被看好，但之后却被人们广泛地接受。我们优秀的文学、艺术、音乐作品要有一种未来感，这点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