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了对西洋钟的喜爱。明朝时，利玛窦送给万历皇帝两座钟，一座为大型楼式、镀金铁制、带有悬锤的大自鸣钟；一座为手掌大小、发条驱动的青铜镀金制小自鸣钟，引起了万历皇帝的浓厚兴趣。“皇帝一直把这个小钟放在自己面前，他喜欢看它，并听它鸣时。”（《利玛窦中国札记》）
清朝皇帝也延续了这项喜好。康熙为自鸣钟频频写诗，其中一首叫《咏自鸣钟》：“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轮行随刻转，表按指分移。绛帻休催晓，金钟预报时。清晨勤政务，数问奏章迟。”雍正同样爱钟，也写诗赞颂：“八万里殊域，恩威悉咸通。珍奇争贡献，钟表极精工。应律符天健，闻声得日中。莲花空制漏，奚必老僧功。”他曾赐给年羹尧一只自鸣钟，年羹尧进折谢恩：“臣喜极感极而不能措一辞。”在年羹尧的奏折上，雍正的朱批更是夸张：“总之，我二人作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
到了乾隆皇帝，他不仅继续发扬这一“光荣传统”，连他本人也成了一位钟表鉴定大师。
钟表鉴定大师乾隆
乾隆最喜欢的是机械人偶钟，《红楼梦》中冯紫英卖给贾政的就是这种钟。1780年，英国人威廉姆森（Williamson）向乾隆进贡能写字的机械人偶钟，机械人能手持毛笔书写“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汉字。其机械系统极为复杂，有六套动力传动系统。根据方豪《中西交通史》说法，乾隆五十年，法国工匠汪达洪对它进行了改造，使得机械人能写满蒙字体（据其他史料，乾隆下的命令是“要写四样字”，负责技术攻关的工程师的名字是“德天赐”与“巴茂止”）。
《钟表营销与维修技术》一书关于写字人钟的记载更为详细：写字人钟全机械控制，每逢3、6、9、12点报时、奏乐，上层的人展示的横幅，下层的欧洲绅士一腿跪地、一腿半蹲，可写“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中文汉字。横竖撇捺都有笔锋，同时人头左右摇摆。
写字人钟如果以为乾隆只会让外籍工匠改变字体，那未免太轻视他的想象力了。1752年，乾隆曾要求对一台乌木架葫芦形时乐钟加以改造：“着西洋人将此钟顶上想法安镀金莲花朵，逢打钟时要开花，再做些小式花草配上。”制作过程中，工匠们又收到乾隆关于材料的灵感：“莲花着做红铜打色，其小式花草做象牙茜色，瓶做珐琅，配紫檀木座。”
据关雪玲《乾隆时期的钟表改造》一文，除了添加饰品这种外观改造，乾隆还对钟穰（机芯）进行过调整。他交给做钟处一个洋漆亭子，传旨：配钟穰做成带音乐的时钟。在制作过程中，乾隆又产生了新的想法：亭上四面柱子、花牙配做洋漆的，其座子、栏杆、腿、托板俱做铜镀金的，脊上添做铜镀金吻兽。
乾隆还中意与宠臣和珅秘密分享这种爱好，和珅的钟表收藏是他与乾隆关系的最好证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御览抄产单》和民间流传的《查抄和珅家产清单》有些差异。前者记载有：大自鸣钟十架、小自鸣钟三百余架、洋表二百八十余个。后者记载是：大自鸣钟十座、小自鸣钟一百五十六座、桌钟三百座、时辰表八十个。
访华的马戛尔尼使团也带了钟，但熟悉北京高层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告诉这些英国人，乾隆早被惯坏了，“皇帝已有了一只豪华表，奇特的转动喷泉钟，一只能走步的机械狮子，人形自动木偶等。神父们就怕一句话，就是皇帝对他们说：‘好，既然你们能制造一个会走路的人，那么现在你们让他说话吧！’”
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年-1806年）因为信息收集工作不够细致，马戛尔尼带来的钟与工匠都没让乾隆看上，双方的交流也一直在磕磕绊绊的尴尬气氛中进行。马戛尔尼关于乾隆与钟表的信息虽是第一手的，但因为他的使命受挫，故其说法很有可能怀有偏见，从而大大降低了可信度：“在大殿的一角，一座来自伦敦的座钟每小时奏出一段《乞丐歌剧》中的不同曲子。在天子宝座前，座钟不知疲倦地反复奏出的这些下流乐曲，这具有某种超现实主义的色彩。无疑，不论是乾隆还是定期来修钟的耶稣会钟表匠对此都毫不理解。只有英国人才能体会到这种情景的滑稽可笑。……英国商人带往广州许多有些猥亵的细密画的钟表。……和珅迷住了比他大35岁的皇帝。他漂亮、健壮，热爱生活。他聪明机灵，谈吐动人。对和珅的最好形容就是他既是宠臣，又当宠妃。”
当然，其中也有客观看法：“乾隆从爱好自动装置变成了自动装置大师。……在乾隆统治期间，大批座钟、表和自鸣钟从广州进入中国。”
前文提到的汪达洪、德天赐与巴茂止都是“做钟处”的外籍工匠，这些外籍工匠与乾隆的关系极为紧密，据《中西交通史》，外国工匠西澄元需经常进宫，“天天见万岁，万岁很喜欢他，很夸他巧，常望他说话。”后来，乾隆命汪达洪随身相伴，他可能时刻都有转瞬即逝的灵感要与外国工匠交流。
做钟处的前身是自鸣钟处，自鸣钟处位于紫禁城乾清宫东庑之端凝殿南。据《国朝宫史续编》：“端凝殿南三楹，为旧设自鸣钟处。圣祖仁皇帝御笔匾曰‘敬天’……其地向贮藏香及西洋钟表，沿称为自鸣钟。”这里原先是康熙用来存放钟表的，修理钟表也在此进行。雍正时期，做钟处与枪炮处等部门划归内务府造办处。
到了乾隆朝，做钟处迎来鼎盛，中外工匠达到一百多名。乾隆元年就“做过自鸣钟百拾件”，乾隆二年“所造自鸣钟甚多”，以至于感觉“作房窄小”。乾隆二十七年，造办处从广州购得进口的广钢二千九十四斤，打造大小发条134根，供制作以发条为动力、并有擒纵器的自鸣钟之用。由此可见“造钟处”的规模之大。
乾隆与广钟
为了与伦敦的审美同步，乾隆通过粤海关监督让十三行进口钟表，要求是这些钟表的质量不能低。乾隆十六年，乾隆将四件他认为是三等的小洋钟表转交造办处查问，得知是粤海关监督唐英所进，他宽宏大量地只让唐英赔补银两七十五两一钱六分。
但这种宽宏大量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档案记录过一次乾隆的盛怒：“李质颖办进年贡内洋水法自行人物四面乐钟一对，样款形式俱不好。兼之齿轮又兼四等，着传与粤海关监督，嗣后办进洋钟或大或小俱要好样款，似此等粗糙洋钟不必呈进。”
当然，乾隆也有满意的时候，“此次所进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的多觅几件。再有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乾隆帝还曾让人告诉唐英：“嗣后务必着采买些西洋上好大钟、大表，买些恭进，不可存心少费钱粮。”
广州十三行行商在纳税之外，还要承受大量的敲诈勒索，其中最沉重的就是给乾隆买各种珍稀物品（最贵的就是钟表）。开始乾隆还有拨款，后来拨款逐年降低，加上官员“需一索十”，十三行只好走上自主研发制造钟表之路。方豪说：“造钟业以广州最早。惟发条皆来自外洋尔。”
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三行商人用“广钟”进贡的秘密被乾隆识破。乾隆明示两广总督硕色，他本人对此事忍了很久不想再忍：“从前进过钟表、洋漆器皿，并非洋做！如进钟表、金银丝缎、毡毯等件，务是在洋做者方可！”（《潘同文（孚）行》）
“在洋做者”一语道破玄机：十三行商人用外国工匠在广州造的钟表在乾隆看来不算洋钟。北京“做钟处”有外国工匠，乾隆自有创意。广州不过是个通商口岸，做好进口就行了。乾隆悉心交代广州官员与粤海关监督，其他西洋商品都不要了，“惟办钟表及西洋金珠奇异陈设，并金线缎、银线缎或新样器物皆可。不必惜费，亦不令养心殿照例核减，可放心办理。于端午前进到，勿误！钦此！”
但广钟生产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啸亭续录》记载，“近日泰西氏所造自鸣钟表，制造奇邪，来自粤东，士大夫争购，家置一座，以为玩具。”《清代贡物制度研究》则认为，在乾隆年间，尤其是乾隆中后期，广州自鸣钟制造达到了高峰。广钟的珐琅是举世闻名的，广钟装饰风格往往洋味重，又融入了中国传统工艺特点和艺术风格，具有中国南方独特风格并兼有摆设和娱乐功能。
清乾隆 铜镀金跑鸭转人亭式钟，也叫“鎏金转鸭钟”（以下图片均由魏广文先生提供）
清乾隆 御制铜鎏金珐琅嵌宝石、白料石西洋式座钟
清乾隆 御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
清乾隆 鎏金铜镶嵌珐琅料石转花花盆顶水法音乐钟《我在故宫修文物》中的主要人物、故宫钟表修复专家王津写过一篇论文《广州制造“LONDON”（伦敦）钟表的考证》。其中提到广钟分两种：民间产品质量一般，但打上“LONDON”很好卖；贡品质量上乘，并非乾隆一眼就能看出的。
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去世，嘉庆面对白莲教乱造成的财政困难，就钟表说过一段话：“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矫情虚饰。至于钟表，不过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
从此之后，广州自鸣钟贸易与生产转向衰败，宫廷钟表采办也日益减少。广州十三行大多数行商在朝廷的敲诈勒索中倒闭，仅有的潘家、伍家等行商早就无心经营。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十三行歇业，进贡的广钟也在历史中销声匿迹，为民间生产的广钟则一直艰难维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