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杭
16、17世纪法国禁奢法令中出现的这些变化，与此时兴起的绝对主义和重商主义密切相关。随着绝对君主制的发展，不断强化的王权开始利用禁奢令来限制贵族的力量，且更多地着眼于创造全体法国臣民的认同并强化其义务。绝对主义在经济领域的举措体现为重商主义。当时盛行的重商主义理论认为，金银等贵金属的拥有量是衡量一个国家财富的标准，由贵金属构成的世界财富是一个常量，各国应力图使本国保有更大份额的贵金属。然而，16、17世纪法国流行的奢侈品中很多是国外生产的，尤其是意大利生产的奢侈品，占据了法国市场很大的份额，从而使得法国金银流失国外。因此，以科尔贝为代表的法国重商主义者不断通过颁布禁奢令来禁止外国奢侈品的进口、销售和使用。同时，法国政府还资助创办一些专门生产奢侈品的工场，如戈贝兰、博韦的挂毯工场，圣戈班的玻璃工场，兰斯和阿郎松的花边工场，圣莫尔-雷夫塞的丝绸工场等，生产能和外国奢侈品竞争的产品，以此扭转法国的对外贸易逆差尤其是和意大利的贸易逆差，促进法国经济增长。
启蒙时代的“奢侈之争”
科尔贝等法国重商主义者认为奢侈能使穷人依靠富人的开销过活，并能培养良好的品位，促进艺术的发展。这种观点受到了法国高级教士费奈隆的猛烈抨击。他在1699年出版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中把奢侈描写为一种全民的腐败，认为在奢侈的支配下，“整个国家将走向毁灭；所有人都过着超出他们等级和收入的生活，一些人出于虚荣炫耀他们的财富；另一些人则出于不应有的羞耻感而掩饰自己的贫穷”。费奈隆对奢侈观念全面、深入的批评，在18世纪法国社会中引发了一场激烈、持久的争论，即著名的“奢侈之争”，其核心问题为奢侈对社会是否有益。
首先反驳费奈隆的是定居英格兰的荷兰哲学家曼德维尔。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对“奢侈能毁损整个国家的财富”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追求奢侈可以刺激消费，从而促进特定产业和商业的发展。《蜜蜂的寓言》一书传入法国后，对主张奢侈有益社会的论者让-弗朗索瓦·梅隆和伏尔泰产生了很大影响。梅隆认为，奢侈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是经济发展中一个自然和必要的阶段，源于政府的富裕和稳定，普通人只有通过极其努力的工作才能享受奢侈，需要从法律上予以制止的，是懒惰而不是奢侈。伏尔泰则主张“奢侈会毁灭穷国，却使伟大的国家变得富有”，奢侈对法国经济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它将富人的荒唐转换为穷人急需的工作机会。
18世纪中叶，以魁奈为首的重农学派思想家则承继了费奈隆的观点，对奢侈加以谴责，认为奢侈对生产投资是一种阻碍，对不从事生产的阶级是一种鼓励。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明确指出奢侈必然会造成风尚的解体和趣味的腐化，并对支持奢侈的哲学家们进行了犀利批评：“我知道我们那些富于独特原则的哲学家们，会不顾各世纪的经验，硬说是奢侈造成了国家的昌盛；然而纵令把禁止奢侈的法律的必要性置诸脑后，难道他们能否认善良的风尚对于帝国的存续乃是最根本的事，而奢侈则是与善良的风尚背道而驰的吗？”18世纪的这场奢侈之争延续几十年之久，吸引了众多文人、学者参与讨论，使得奢侈问题一直是法国旧制度后期公共领域的热门话题。
启蒙时代的法国，随着等级秩序的松动与早期消费社会的出现，禁奢令淡出了历史舞台，思想家们有了充分的空间争辩奢侈的利弊，并在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旧制度下的奢侈绝非仅是书斋里的论辩题目，同时也是现实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凡尔赛的宫廷贵族生活奢靡，互相攀比，仅服饰一项便开支不菲。贵族们为了穿上华服，不惜债台高筑。宫廷的奢侈之风在旧制度末年引起了广泛的抨击，王室与廷臣都给人以腐化堕落的印象。反奢侈、反贵族的话语相互结合，不断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旧制度统治的根基。可以说，现实政治的演进也为启蒙时代的“奢侈之争”提供了一种答案。
（作者：顾杭，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副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