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 双寿图 设色纸本 镜心 68×33.8cm 齐白石 墨叶紫葡 设色纸本 镜心 68.5×33.7

　　发生于明嘉靖年间的“海瑞罢官”本身似乎算不上什么大事件，但在后来的演义中却渐渐成为可左右明晚期政局的关键。自然，这也是对明君期待和清官政治一直抱有强烈幻想的中国人最为耳熟能详的事件之一，其影响至今不少衰。后世甚至据此大为敷衍，不仅炮制了数量可观的文艺作品，京剧中的《海瑞罢官》即出此，更将之无限拔高为某种政治暗讽或隐喻或工具，历史学家吴晗便是这一政治铡刀的牺牲品。

　　民国时位居“四大须生”及“后四大须生”之首的马连良(1901-1966)同样因“海瑞罢官”罹祸。1966年文革初起，马氏即因演出《海瑞罢官》被迫害致死，此事甚至牵连至吴崇仁。吴氏为马连良世交，马所生七子取名均以“崇”为辈，长子马崇仁甚至直接以吴氏名字命名——此种机缘，似乎并非单纯的巧合可以合理解释的。

　　马连良是杰出的京剧表演大师，同时也是出色的书画艺术家。一因幼时门风，一因受马连良的影响极深，吴崇仁不仅醉心于戏剧表演艺术，同时亦酷嗜中国书画艺术。他与当时一大批梨园风流如俞振飞、李万春、李少春、杨宝森等过从甚密，且多诗酒往还；又因马氏而结识当时驰名艺坛的诸位大师名家如齐白石、陈半丁、徐悲鸿、吴湖帆、张大千、唐云等，同时又与前清翰林如潘龄皋、商笙伯、胡嗣瑗、高振霄、邢端、张海若等有相当的交往。故其箧中多有诸人所赠墨宝书迹，洵为大观；此批由吴崇仁家属释出的凡四十余件，皆出其藏。

　　齐白石的《墨叶紫葡》、《双寿图》、《多利图》及《东篱秋艳》作为领衔。有趣的是，除了《东篱秋艳》径署“崇仁”上款，其余三件白石作品均为唐云旧藏，此亦可窥吴崇仁与唐云等人厚谊非同一般；且三件尺寸同一，当为四屏之三。四件杰作，题材各异，均为白石老人最得意之笔。《墨叶紫葡》承袭白石老人“墨叶红花”一贯做派，只是以紫葡萄做了置换，而水墨淋漓、婀娜极致。《双寿图》则尽见齐氏画桃家法，举凡洋红写桃、藤黄缀蒂、浓墨勾筋、淡墨勾缘、敷色变化等等，均可自此幅中得窥一斑。以毛栗入画而成的《多利图》，其题材尽管在齐白石作品中似不常见，但其中技法却是相当熟稔的，基本上仍袭取画桃的经营布置而加以恰到的改良。此幅中，位于枝条最下端的毛栗部分掩映于叶后，并以赭色涂出一块，示其成熟壳已剥落之意，令人不得不有天真之叹。作于1948年的《东篱秋艳》绘篱边四茎菊梗、五簇菊花，虽见不过草草之笔，而腾挪跌宕、明晦阴晴，在在可感可见。

　　“刘海戏金蟾”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风行的题材之一，各地流传有相关的文化作品，如根雕、年画、塑像之类。不过，徐悲鸿1946年初春以此为题入画，似乎并非简单的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和挖掘。1946年1月，与蒋碧薇刚离婚的徐悲鸿又与廖静文举行了婚礼；随后被聘为北平艺专校长。《刘海戏金蟾》即创作于此时。画绘仅着上裳、以树叶蔽胯的刘海，腰间别着酒葫芦，一边前行一边用手中所握鞭梢的铜钱去戏耍盘在其肩上的金蟾。令人颇费猜详的是，下肢袒露在外的刘海，两腮及下颌却多丰满，且唇色红润，这种当是有意的、半隐半显的处理似乎颇能透露出徐悲鸿当时欲语还休的复杂心境。

　　“大风堂”艺术是此批作品极为耀眼的部分。其中尤以由大风堂弟子、曾任上海大风堂艺术研究会主席的顾翼(1917-1993)旧藏的张大千《神仙眷侣》以及张善孖《深山虎啸》《山居观瀑》等作为最。张大千《神仙眷侣》为1929年旅居日本时所作，仅绘两株水仙，一前一后置于画幅中。在以仿制石涛闻名画坛之前，张大千以水仙享誉一时，乃至有“张水仙”之称，此幅可窥其一斑。不过，《神仙眷侣》的重要价值还不在此。张大千在题款中称：“己巳秋日客居日本，遣兴写此。内子正仪索题记，留置闺中。”“正仪”当即“正容”，可知其妻曾正容见此作后极为喜爱，故请张大千再为题款，留内室作为信物。此作后为张大千学生顾翼所得并珍藏，后转入吴崇仁之手，不仅递藏脉络清楚，且为张大千早年与发妻间信物，其珍贵性非同寻常。

　　张善孖1934年所作《深山虎啸》绘一只斑斓猛虎乘月色出巡。虎的姿态神情极为逼肖，显示了张善孖“虎痴”之并非浪得虚名。而1928年作《山居观瀑》则是其平生少见的纯山水作品。该作绘一道水系在丛山中蜿蜒而下，或流或瀑，一高士独立画幅下端桥上，仰首观瀑。揆诸史实，张作其中人物或有自况之意。只是画中山梁、水系、渠坝之类物象，尚多带有清晚以来山水作品中符号特征，可见张善孖用心前人之力。此外，大风堂弟子曹大铁(1916-2009)1987年仿张大千的《白荷图》，以水墨辅以浅草绿等颜色绘就，笔锋凌冽而生动，几乎可以乱真。

　　成扇形制大约始于宋元，随后成为最贴近文人意思的作品形式；同时，这种形制比立轴更方便，也更容易附加其他的意涵，因此受到普遍的欢迎。吴崇仁此批收藏中，十余件囊括齐白石、吴湖帆、陈半丁、唐云等京沪派大家的成扇作品是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湘妃竹装制的齐白石《葡萄》成扇作于1948年，亦为应吴崇仁请而作，仅以浓淡水墨刷出肥大的叶子，以色点出葡萄，复以墨点突出葡萄果蒂，极为简赅而生动传神。吴湖帆绘竹二茎、吴徵书李商隐诗、配以湘妃竹扇骨的成扇亦如此。而郑午昌和邓散木分别书画的《湖山消夏·集百寿文》成扇当也是难见之作，郑午昌所画工致精细，颇有意趣；邓散木集各青铜器所得百寿文，似乎也是目前仅见的邓氏此类题材作品。令人莞尔的还有梨园名家李万春、李少春合作的《红果灵芝·行书七言诗》成扇，画红果灵芝图，书题画梅诗，扇股由“青云”刊刻；而前清翰林商笙伯、高振霄所作《牡丹·行书七言诗》成扇，扇股上刻薄意山水，均各各精彩之至。

　　一批鉴证吴崇仁早年与各位梨园名家、前清翰林等人密切交往的书法作品也堪称精彩纷呈。俞振飞《行书范石湖七言诗》、杨宝森《行书姜白石词》均署吴崇仁妻柏龄女士上款，而字迹灵动，颇与两位舞台上角色相互交辉。前清翰林胡嗣瑗《楷书论诗句》、邢端《楷书朱彝尊七言诗》、张海若《楷书赵嘏七言诗》、高潜子《行书王阳明诗》、潘龄皋《行书七言联》、谭泽闿《行书颜真卿文句》均为应吴崇仁之邀而作，胡书论韩愈独重李白杜甫二人，邢书作于1948年，张书楷中带隶，高书、潘书多有馆阁意，谭书则脱馆阁而自成一家，数作自成系列，颇为难得。而海派名宿吴湖帆《行书七言联》两件、国民党大佬吴稚晖《集石鼓文》、京津画派名家祁崑《行书七言诗》也属难得一见之作。

　　近半个世纪前，“海瑞罢官”曾标志了一个时代的开始；五十年后，由与“海瑞”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吴崇仁先生珍藏的这批作品，应将标志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揭开沪上艺术拍卖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