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在众多抗战史的书写中，货币是一个鲜见的角度。经济战是抗日战争中极为重要的一幕，交战双方无不为此而运筹帷幄、浴血厮杀。但它的来龙去脉却被烽火硝烟和隆隆炮声所掩盖，这条战线很隐蔽，但却更为残酷。深入研究抗战时期的货币和货币战，必将有助于我们对抗日战争全貌的深刻了解，这也是抗战史书写的新领地。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血肉和金钱支撑了抗战，支持着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为此，全民族忍受了通货膨胀等一系列巨大的经济苦难。这种苦难，在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战争掠夺留下经济顽症
侵华战争时期，日本除在华中、华南发行了大量的军用票，直接抢掠中国的资财、物资外，还先后在中国扶持设立了诸多伪银行，如伪满洲中央银行、伪蒙疆银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伪中央储备银行等，这些伪银行一方面大发伪币，变相搜刮。同时还操纵、控制了一批发钞的金融机构，如伪冀东银行、伪华兴商业银行、伪河北银钱局、伪河北省银行、伪山东民生银行、伪江苏财政厅、伪厦门劝业银行等等。通过这些金融机构，日本对中国的掠夺、对中国经济的破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尤其使人气愤的是，日本在即将失败和宣布投降后的一段时间里，为转嫁战败后的处罚和布署遗害，日军仍操纵占领区伪银行大发纸币，遗害中国。本来1945年7月日本投降前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伪币已达吓人的80余亿元，但到11月13日国民政府派人接收该行时，其货币发行额竟扩张到了136亿元的天文数字。三个月又增发了一半，可以想象这些货币对东北市场和人民生活的冲击以及对日后国家政府收回这些纸币的压力。日本投降后，台湾银行券8月底发行额为16.5亿元，一个月后竟增至22.85亿元，10月末再增至28.98亿元，较日本投降前增加了两倍多，较“七七事变”前增加了38倍。这最后的掠夺，给中国留下了难以医治的经济顽症。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为日后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打下了伏笔。
与日伪货币对阵厮杀的两种货币
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有两种性质不同的货币在与日伪货币对阵厮杀，一是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一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敌后根据地发行的根据地货币。
抗战中，法币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对日伪货币而言，抗战初期的法币是中国人民奋起抵抗侵略、与敌进行殊死搏斗的经济战、货币战的主力。法币在国统区担负着振兴后方经济的使命，是加强大后方建设、支持政府财政的重要经济武器，是大后方战时经济统治的重要工具。国民政府能在大后方建立西南、西北金融网，限制地方纸币发行，使大后方经济达到与战争需要的高度统一、集中，与法币的作用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法币还承担着支撑前方抗战的使命，不仅要保持汇率，外联英美经济；还要内控省地方银行纸币，在法币外沿与敌伪货币对阵，甚至天天在市场与其厮杀，在比价上拼刺刀。
虽然法币在皖南事变后、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益加强了对根据地货币的限制，并成为对根据地进行经济控制、封锁的工具，但我们绝不可因此低估法币在抗战初期对根据地货币体系建立的支撑作用。法币在抗战初期是成功的。它的失败，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错误的货币整理政策及继续战时经济特有的通货膨胀所致。
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在抗日战争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是法币的盟友，是沦陷区法币的护卫神。尤其是在1941年以后，根据地货币逐渐独自承担起在敌后抗击敌伪货币、发展根据地经济的任务。它是中日经济战中极为重要的利器，是插入敌伪心脏的钢刀，使得日本人不能在沦陷区经济上为所欲为，在市场上也是磕磕绊绊。
抗战中的货币战，在黄金、白银、纸币等方面都有充分展示，同时在外汇、物资、物价及人民生活等诸多方面也都有表现。当然，在与日本侵略者的货币战中，中国金融界既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也得到了许多教训。在对中国货币的研究方面，日本也煞费苦心。抗战前和抗战期间，日本陆续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货币的调查和研究专著，这也是国民政府在中日货币战中屡屡被动的原因之一。
经济斗争和军事斗争、政治斗争不同，它的复杂性是后两者难以企及的，但三者关系又十分密切：一方面经济斗争如极强的暗流，冲击、影响、决定着政治、军事斗争的成败；另一方面政治和军事斗争又极有力地反作用于经济斗争。本书想讲一讲抗战时期中日双方的货币、货币战及货币运动的故事，并试图总结出一些战时货币运动的规律，并为看清有关金融、货币领域的一些问题提供参考。
（选自《金钱与抗日战争》序言）
作者简介
戴建兵，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钱币》《中国经济史研究》《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杂志编委。在《中国社会科学》《光明日报》《近代史研究》《中国钱币》等国内报刊杂志上发表钱币学论文百余篇。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已出版《中国近代纸币》《金钱与战争》《中国近代银两史》《中国钱票》《钱币的专题收藏》《中国近代银行》《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中国钱币大辞典·县乡纸币卷》三卷本等专著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