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福寿山石
笔者展示一枚“西夏通货”供泉友鉴赏。这枚钱币顾名思义与西夏有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西夏”这一称谓只是历史上“宋、辽、金”对割据在我国西北地区“大夏”国的“别称”，“大夏”政权对此仅仅予以默认而不曾见他们自称“西夏”。直到今天我国史学界只是习惯于沿用“西夏”来称谓这段历史。既然如此，笔者展示的这枚“西夏通货”就显得有些神秘了，它究竟出自何时何地乃至它的真实用途值得研究探讨。
“西夏”是历史上由党项民族在我国西北地区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其国号“大夏”（公元1038-1227年），定都兴庆（今宁夏银川），因地理位置居于中国西部，史称“西夏”。历经十帝，享国一百八十九年。
“西夏通货”是近年新发现的一枚钱币，它最早见诸于《中国历代珍稀钱币鉴赏与投资》一书P125。此书的作者柳冬青先生出生于收藏世家，成书期间，柳先生时任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并在辽宁、内蒙、沈阳等文博组织担任要职。该书出版于2009年，全书为铜版纸彩色印刷，书中介绍的珍稀钱币均为柳先生个人收藏。遗憾的是柳先生未对此币做详尽阐述，仅标注了尺寸重量。
后来本人又在《新浪博客》看到“古泉园丁”先生及“泉缘大叔古钱展馆”亦有“西夏通货”展示，除此而外再未看到其它介绍。仅凭这一点，足证此币的存世相当罕少，它极具研究与收藏价值。
“西夏通货”诸谱未载、史料缺失，想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并非易事。单从字面解释，此币铸于“西夏”王朝存续期间是没有任何异议的，至于它出自何处，是“大夏”还是同时期的辽朝、金国仰或北宋所铸仍是一个需要破解之谜。如果是“夏”国某位君主所铸，那又为何将此币的名称定为连他们自己都不曾使用过的“西夏”来铸币呢？这一现象大大违背了常理，很难让人采信。如若不是“大夏”所铸又是何人所为呢？我们不妨回放一遍“宋、辽、夏、金”史及货币发展史，个中或许可以看出一些倪端。
北宋王朝重文轻武，经济文化一派繁荣，但对北方各少数民族的统治却缺乏强有力的手段，以致造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他们分别由过去给宋朝纳贡变为理直气壮地向朝廷索要，时常正手为云反手为雨，后来形成与大宋王朝相抗衡互鼎立的局面。那个时期中国北方自西 向东分别产生了“大夏、金国、辽朝”等国家。他们相互间时而兵戎相见、时而又和好如初。纵观宋、夏两国历史，二者基本就是战争关系。
从李元昊立国称帝（公元1038年）到北宋灭亡89年间，宋、夏两国的大型战争就发生了五次，小型摩擦基本不断。李元昊称帝当年即爆发了第一次宋、夏战争，其间就有四次重要战役。直到公元1044年双方签署了《庆历协议》，宋、夏两国才“罢战修好”。以宋朝每年给“大夏”提供银五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另每逢节日再赐银2.2万两、绢2.3万匹、茶1万斤的代价才换取了一时的和平。可见，宋朝武备不足造成的这一无奈之举，让人瞠目结舌、贻笑大方。这一阶段两国间虽然恢复了边贸活动，但仅以民间交往为主，规模不是很大。宋朝仅按时给大夏提供“馈赠”以兑现合约，此间没有大规模的贸易交往。仅此也好景不长，过了短短二十余年，即公元1064年第二次宋、夏战争爆发，至此两国战火延绵不断，直到北宋被“金国”灭亡（公元1127年）。
由此可见，宋、夏两国是宿敌关系，宋是不会铸造“西夏通货”与之进行大宗贸易的。即便是宋朝为抵消给“大夏”的“赠银”而铸制此币，不可能史籍不载。再从目前“西夏通货”存世稀缺的情况看，证实此币不像泱泱大国宋王朝所铸。
排除了宋铸的可能，再来看看“辽朝”与“大夏”间的关系。早在1031年辽就将兴平公主（辽兴宗的姐姐）许配给了李元昊，但夫妻关系不睦，政治联姻并未达到目的。兴平公主病死后两国反目为仇，以至后来发生了两次“贺兰山大战”，战争细节暂且不谈，但双方均付出了惨痛代价。“大夏”通过与宋、辽的战争为他自己争取到了相互平等的待遇，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但辽、夏间从此却结下了梁子，辽不可能铸“西夏通货”和“大夏”过密交往。再从地理位置看，辽处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大夏”却在我国的西北地区，两国间的贸易因受地域影响，辽不可能舍近求远与夏有大综贸易往来，当时辽主要的经济贸易伙伴是“北宋”王朝而非“大夏”。再说从近年发现的大量辽代钱币来看，辽当时并非缺钱，古时各国货币通用，辽没有必要铸造他国国号钱用于流通。故而“西夏通货”亦非辽铸。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夏、金关系。公元1115年金兴起，9年后夏、金两国即建立起了睦邻友好关系，之后百余年间两国虽有一些小的摩擦但关系基本友好。辽、宋被灭后，“大夏”经济实际被金掌控，历史上还产生过“夏金同盟”，他们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自然非常密切。正因如此，“金国”铸制“西夏通货”流通两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再则，从中国货币史的演化过程看，以“货”字出现在币面的钱币，历史上曾经有之。如战国时期的“莒冶法货”；新莽时期的“货布、货泉”；南北朝时期的“丰货”；五代十国时期的“永通泉货”；辽朝的“通行泉货”；再后来就是“金国”的“承安宝货”。前四种“货”字币与宋、辽、夏、金并非同一时代，风马牛不相及，仅供了解。剩余辽、金两朝均铸过“货”字币，前面章节已将辽铸“西夏通货”排除在外，而最有可能铸造这种钱币的便是“金国”了。金章宗完颜璟承安二年（公元1197-1200）铸有“承安宝货”钱，此时“金国”已进入晚期，“西夏通货”若是在“承安宝货”之后铸造，这也是“西夏通货”至今少见的原因之一。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可供佐证“西夏通货”铸于“金国”。金在历史上铸制过“金国通宝”国号钱，这种钱币目前发现有铅、铜、银质几种形制存世，字体差异还存在不同版别。此币因史料记载不详，具体铸于何时无法考证。恰巧笔者旧藏一枚“金国通宝”其面文书体与这枚“西夏通货”如出一辙，乃真书体且带有“魏碑体”的印迹。当代人把魏碑体表述为“新魏体”，有人认为“新魏体”首创于上世纪四十年代，近年才在电脑普及推广。从而否定夏、金时期还没有产生这样的书法艺术，持有这种歪理学说的人便武断判定带有“新魏体”印迹的“金国通宝”系近代伪作。《新浪博客》“北国盈泉”先生对于这种谬论就进行过有力驳斥，匡谬正俗、很有深意，代表了广大钱币收藏爱好者的心声，在此笔者不与重述。
“西夏通货”与“金国通宝”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均为国号钱；钱型相仿；特征雷同；字体一脉相承”。可以看出它们是同时期的铸币，又一次证明“西夏通货”是“金国”所铸。从钱币的固有特征分析，二币开门到代毫无疑问。有些人仅凭“新魏体”一说判定“金国通宝”为新作，那么笔者展示的这枚“西夏通货”与本人旧藏“金国通宝”文字如出一辙又作如何解释呢？实际上两枚钱币通过比较已经实现了互证，同时也证明我们的老祖宗在北魏创建“魏碑体”之后很快就将其发扬光大了，并非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新发明。
通过二者的互证至少说明两点，“一是“西夏通货”同为金国所铸；一是两者均为真币”。从两种钱币的存世量看，造假者不会使用高成本一意孤行，明知制作数量不足就不会产生经济效益，还去做赔本买卖，除非制假者脑子进了水，由此看来“造假”一说可以排除。所以我们不能听信谗言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要不断充实提高自己的收藏知识以增自信。民藏群体同样要用新观念、新思维研究、探讨中国古钱币的现状与发展，敢于打破条条框框改写中国钱币发展史。
至于这枚“西夏通货”为什么诸谱及史籍不载，推测它可能因为铸期较短、铸量不丰，它的使用范围有限故而影响不大，因此史籍忽略不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古以来中原政权对少数民族统治时期的历史抱有偏见，编史著书大事尚可不记，细节更不会面面俱到。目前看来，这枚钱币均在北方地区出现。纵观以上理由可以判定，“西夏通货”是“金国”所铸是可信的。另从这枚钱币的铸制又可以看到“夏、金”两国经济一体化的缩影。
以上观点是笔者对这枚“西夏通货”钱币的粗浅分析，仅为个见，不足之处恳请指正。
是品铸制及其精美，锈体、包浆自然生成。钱经37.5MM、穿经6MM、厚3MM、重20克。为了便于和“金国通宝”更加直观的加以比较，特将二图一并展示，请泉友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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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通货”与“金国通宝”文字如出一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