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正二年大宁路大昊天寺八思巴文汉文对译金牌考

2018年11月19日 16:01 新浪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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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泉痴山人裴元博

  元至正二年大宁路大昊天寺奉旨献宝为众生祈福八思巴文汉文对译金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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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泉之学,辨伪易,断代难。辨伪,有材、形、字、韵、锈五蕴可以参研,钱贩多精于此道,文化人反不及也。断代,虽有史可鉴,然官史民史之食货记载都极其简陋,古泉藏家却少有精于史学者。所以,古泉著作中鲜有断代精准者,妄猜臆说比比皆是,不足怪矣。本文所析之“延祐通宝”背“大昊天寺”折五钱与“延祐三年” 背“大昊天寺”平钱的断代、确定铸主就是典型妄猜臆说例证。断代功夫在钱外。断好代,必须触类旁通,子学经史,金石文玩,都有所了解,所谓借它山之石以攻玉。本文欲借一面元代金牌为“延祐二钱”重新断代确主。非不自量力,实骨骾于喉,不吐不快也。

  一、从祈福贡献宝器说起

  在笔者藏品中有一块难以确定类别的,元代八思巴文汉文对译金牌。说它是符牌吧?它的体积和重量:“高335毫米,宽322毫米,厚14毫米,重6915克,约合13.3市斤重。”任何人都难以成天佩帶。说它不是符牌吧?它又是当朝皇帝亲自下旨责令皇家寺院代替自己献宝祈求神灵垂祐众生的“宝器”。既然是肩负皇帝使命的金牌,自然理应是朝廷的符牌。说它是符牌吧?它又仅仅铸造一面。这不符合符牌的铸制惯例。它也不是纪念奖励金牌,它仅是一件携带皇帝重托的“宝器”。祈福法会后,它将带着皇帝重托,被奉献给至高无上的“昊天大帝”,放入“天宫”,或埋入“地宫”供神灵享用,为大元国众生祈福求愿。左思右想觉得把它归入祭祀用符牌,应该比较符合实际。

  金牌正面镌有汉字57个,由小祥云19朵上下烘托,大祥云2朵托起左右浪尖,金龙2条夹托一面宝珠纹长方形匾额,上镌祈祝词16字。牌边框为金绳纹随锚形从下至上在两侧卷起各向中心扑去的海浪,然后奔向中心托起一朵八瓣宝相花环(西方极乐世界佛国象征)。金牌背面镌有与正面汉字相对应的57个八思巴文词组。其它纹饰与牌正面一模一样。全牌为巨锚形造型,寓意皇帝将引导大元国众生,乘风破浪奔向西方极乐世界,皇帝敬献的巨锚宝器,将为众生平涛镇浪保驾护航。金牌设计匠心独具,寓意刻骨铭沁,工艺精美绝伦。堪称元代符牌中的神品、极品。

  金牌右侧的文字(八思巴文,汉文相同)内容为:“大宁路大昊天寺,赐紫沙门主持慧鼎众比丘僧,恭奉圣喻,虔献宝器,垂佑众生。”中间宝珠纹长方形匾额内文字(八思巴文,汉文相同)内容为:“德胜思隆,帝寿元疆。四海伏波,俱登正果。” 金牌左侧的文字(八思巴文,汉文相同)内容为:“至正二年七月十六日造。”

  右侧铭文白话文的意思是“(大元国辽阳行省)大宁路的‘大昊天寺’得到皇帝赐紫袈裟,勤修道业、息诸烦恼,掌握、处理本寺事宜的出家人慧鼎(携全寺)受具足戒的僧人,尊奉皇帝的诏令,虔诚贡献宝器(金牌)恳请昊天大帝赐予保佑天下所有民众。”中间宝珠纹长方形匾额内16字祈祝词(八思巴文,汉文相同)白话文的意思为“以德为胜的思想日益兴隆坚定,皇帝因此天寿日长。五湖四诲纷乱平伏,举国上下都会得到好的因果。”左侧铭文为题款“至正(元惠宗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第四个年号)二年(公元1342年)七月十六日造。”

  从铭文知道这面金牌是元代最后一位皇帝元惠宗(元顺帝)于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七月十六日铸造的,在大宁路皇家寺院“大昊天寺”奉旨举办的“国家超渡亡灵为天下众生祈福法会”贡献给“昊天大帝”的“宝器”。

  至正二年是元惠宗登基九年扳倒权臣伯颜而亲政的第二年。此时他勤于政事,任用脱脱等人,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想借以挽救元朝的统治危机,史称“至正新政”时期。平息民怨,以求全国和解。是元惠宗“至正新政”的核心,而举办“朝廷超渡亡灵为天下众生祈福法会”,正是妄图缓和各种矛盾,平息民怨,以求全国和解措施之一。所以,他不惜血本铸造了有史以来最大最重的金牌作为奉神“宝器”,以显诚心。

  二、“大宁路”“大昊天寺”

  大宁路是元辽阳行省下辖的一个二级行政单位。大宁路领录事司一、县七、州九。路治所在原辽中京、金北京的大明城。大宁路及大宁县西南至大都(冬都)九百里,西北至上都(夏都)九百里。位置相当重要,是元代皇帝两都巡行必经之路。

  “大宁路”“大昊天寺”在大宁县西一百里香台山,距元上都、大都仅数百里。辽乾统七年建。金泰和六年杜元撰碑。文云:“万壑千崖,群峰争出,咸不相让,惟香台峰玉立特秀,迥出霄汉之外;故以香台名。”(《蒙古游牧记》二,《元一统志》引)

  “大宁路”“大昊天寺”由于离两代上都较近的地理优势,更因为昊天寺是当时蒙古国内唯一的祭天寺庙。所以,自蒙古国时起就一直作为皇家寺院,承担着“为国祈福”的重饪。据元释念常《佛祖通载》大正新修大藏经本,卷二十一载:“丁未年(1247),贵由皇帝即位,颁诏命海云“统僧,赐白金万两,师于昊天寺建大会为国祈福。” 另据元释祥迈《大元至元辨伪录》元刻本卷三载:“辛亥年(1251),蒙哥皇帝即位,丙辰(1256年)正月,奉圣旨建会于昊天寺。(蒙哥皇帝)又令胜庵主发黄金五百两白金万两于昊天寺大作佛事,七日方满,饭僧万余也。”可见当时蒙古皇帝对“大宁路”“大昊天寺”的垂爱。1267年原辽南京、金中都被改为元大都后,“为国祈福法会”是否还在“大宁路”“大昊天寺”举办?史籍无载,不敢妄猜。如今至正二年“为国祈福法会”贡献宝器的发现,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直到至正二年七月,元代皇家“为国祈福法会”仍然在“大宁路”“大昊天寺”举行。

  至正二年“祈福法会”为什么选在远离大都的“大宁路”的“大昊天寺”,而不选元大都“大昊天寺”?原因无它,一是蒙元历代“为国祈福法会”均在“大宁路”的“大昊天寺”举办,可能是蒙元皇家的一个传统。二是此时元大都“大昊天寺”繁华已不复存在,衰败景象已不胜任皇家法会。因而,作为离元“上都”、“大都”最近的皇家寺院,从蒙元早期就受到各代蒙古皇室的垂爱的“大宁路”“大昊天寺”就不得不再担起“为国祈福法会”的重任。

  “大宁路”“大昊天寺” 毁于至正十八年(1358 年)十二月,北伐的红巾军。这支起义军攻占了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附近),烧毁了“富跨塞北”的蒙元宫阙,及周围百里内的皇家寺院道观。珍宝劫扫一空,建筑全部焚毁。处在去上都必经之路的皇家家庙“大宁路”“大昊天寺”自然难逃此劫,从此销声灭迹不为人知。

  三、元大都“大昊天寺”的沉浮。

  《元一统志》记载:大都“大昊天寺”,辽朝所建,占地百顷。辽道宗清宁五年(1059年)由辽圣宗之女、兴宗之姊,道宗懿德皇后之母,秦越大长公主舍棠阴坊府第为寺。其址在今北京西便门大街以西。秦越大长公主身份非同一般;主持建寺的妙行大师又系契丹人,属国舅大丞相楚国王之族,这就决定了昊天寺在辽南京城中不同一般寺院的特殊地位。据《妙行大师行状碑》记载,秦越大长公主许愿舍宅建寺之后,未及实行即病逝。道宗与懿德皇后为酬其愿,计施钱数十万贯。寺成之日,道宗御书其额,以大昊天为名。咸雍三年(1067年),昊天寺遭火灾焚毁,但在皇室捐助下,“不二三年,营缮悉就”,恢复原状。大安九年(1093年),妙行法师又在寺内庭中崇建佛塔,六簷八角,高二百余尺,相轮横空,栏槛缥缈。

  辽亡后,金代和元早中期,“大昊天寺”一直雄踞于燕京城。金代,它曾作为被金俘虏的宋徽宗、宋钦宗至燕京后的相见场所。元代,“大昊天寺”被隔在大都城外,偏僻的位置使它逐渐失去了大型祭祀场所功能。但作为辽代古刹,仍是大都登临游赏的一处胜景和众人熟知的一座标志性建筑。元至大二年(1309年)十一月,昊天寺无因而火。火灾状况如何,给寺庙造成多大损失,当局是否对其予以修复?公私文献均无记载。当是火后劫余,塔殿虽毁庙址尚存,朝廷亦未对其予以修复。

  元末之后,南城日益萧条,昊天寺便随之逐渐荒废了。明代加筑北京南城后,昊天寺已默默无闻。明《析津日记》记:“昊天寺,辽刹也,碑记无一存者。访之惟有万历间山阴朱敬循一啤,其建置本末均不详。塔址已为居民所侵,寺门一井泉特清冽,不下天坛夹道水也。”明末清初昊天寺尚存塔址和寺门,缩为一座小庙。康熙年间陈僖假寓于昊天寺时,已是“暮鼓晨钟,荒烟古树”一片荒凉景象。乾隆时,这座在辽代曾光耀燕京的大刹就已完全湮没于农田之中了。

  大昊天寺辉煌于辽金及元早期240年,但它始终没有成为元代皇家寺院,基本没有承担过国家级大型佛事活动。所以,至大二年(1309年)大火后,朝廷并没有伸出援手将其修复,而是任其自消自灭。命耶,运耶?天数也!

  四、“延祐通宝”背“大昊天寺”折五钱与“延祐三年” 背“大昊天寺”钱的铸主。

  最早提出元代寺观铸有供养钱的是清代李佐贤《古泉汇》利集,卷十六:“刘燕庭云,有延祐三年钱,背‘大昊天寺’四字,应是当时铸钱施于寺中者。”当代孙仲汇先生曾在《元代供养钱考》指出“元代僧侣是直接参政的官吏,其铸造的寺观供养钱应属官铸性质。”此论甚是,但需补充的是并不是天下所有寺观都有这种特权,而仅是被元朝廷认可的寺观或负责人被任命为僧官的寺观。如同样名为“大昊天寺”的元大都“大昊天寺”和大宁路“大昊天寺”。前者不闻有任何僧侣与官方有联系并被授予任何官职。而后者前有海云大师被任为全国统僧官,后者有慧鼎大师“服紫(三品以上官服)”主持国家佛事。谁有资格和能力在延祐年间不顾朝廷严令铸造铜钱的规定,径自铸造“延祐通宝”背“大昊天寺”与“延祐三年”背“大昊天寺”两种钱,不是一眼明了了吗?

  “延祐(1314-1320年)”是元仁宗的第二个年号。延祐元年,距元大都“大昊天寺”至大二年(1309年)已近五年;延祐三年,更是多达八年。此时,元大都“大昊天寺”如果修复,元朝廷必大肆宣扬此“德政”任命僧官赐予财帛。可公私史籍对此讳莫如深,一字不著,不是正说明元仁宗对大都“大昊天寺”放任自流,未予修复吗?泉坛上一些人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元仁宗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在重修大昊天寺的同时曾铸造了少量的‘延祐通宝’背‘大昊天寺’供养钱。”这一段话不知从何史何典引来?查《元史》仁宗本纪和食货志;《元一统志》、《元典章》、《大元通制》、《至正条格》均无此记载。应是一种无史实依据的臆说。

  元仁宗登基伊始,就“下诏,以鼓铸(铜钱)弗给,新旧资用,其弊滋甚,与银钞皆废不行,所立院、监亦皆罢革,而专用至元、中统钞云”。如此严厉的禁钱令,重修大昊天寺的监修官敢违抗,他的小命是不是不想要了?皇帝诏命,皇帝自己都是不能违犯的。所以皇帝特批,监修官特造的说法都是梦呓绝不可能的。前面第三节已说过大都“大昊天寺”,武宗仁宗两朝根本就没有进行修复。工都没开,何来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庆典铸钱?

  大都“大昊天寺”没资格和能力铸造“延祐通宝”背“大昊天寺”与“延祐三年”背“大昊天寺”两种钱。这个重担,自然就历史性地落在元上都眼皮底下、盛产金银铜的大宁路,香台峰的皇家家庙“大昊天寺”身上。“延祐通宝”背“大昊天寺”信是“大昊天寺”为新皇登基改元铸的祈福钱。同时,还应少量铸造了一些光背元通宝年号钱,分发给参加法会的信众以“分享福份”。“延祐三年”背“大昊天寺”应是叩谢“仁宗三年正月壬戌,赐上都开元寺江浙田二百顷,华严寺百顷。”之事的感恩钱。“大昊天寺”虽非上都寺院,但作为上都大都间第一皇家寺院,赐田绝不会少了它的份。至于“延祐三年”背“宝钞平一”“权钞钱”,应是以钱换钞的试验钱币,是最早的“权钞钱”。比“至正之宝”“权钞钱”要早数十年。

  从以上论述,可知“延祐通宝”背“大昊天寺”与“延祐三年”背“大昊天寺”两种钱均应为“大宁路”“大昊天寺”铸造,是典型的“寺观供养钱”。

  五、结束语。

  一面“为国祈福法会”贡献金牌引出了几段深埋于历史尘埃中的记忆,拂去了笼罩在两座佛教名刹“大昊天寺”和两种珍钱“延祐通宝”背“大昊天寺”与“延祐三年”背“大昊天寺”身上的烟云,还它们以本来面目,给历史以真实的交待。这就是文物会说话,以物能证史、能纠史、能补史的魅力。面对浩瀚的历史文物海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怀着敬畏之心去对待它们,研究它们,热爱它们,祟拜它们,保护它们?我相信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会这么做,因为文物是我们民族之根的说明书证明函。

  泉痴山人裴元博2018.11.18日于京东沉疴康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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