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结婚证书 八字婚书龙凤帖

　　谢书文

　　结婚领结婚证，这在今天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但在新中国成立前、新《婚姻法》没有出台前却并非容易的事。

　　我们从孙承元老人的手中征集到了两张民国时期的结婚证书，十分有趣和珍贵。

　　这两张结婚证书均为孙老先生和其原配夫人荆女士的。其中一份样子颇似现代的奖状，证书四周印饰有吉祥的图案：寓意高洁的莲花，以及象征爱情的红玫瑰、双飞的春燕、双栖的白头翁、戏水的鸳鸯和嬉戏的彩蝶。下方正中的花篮两旁印有“同心永爱”四个字。证书是由上海粹华卡片厂印制，彩色套印，底色上印着“百年好合”四个大号空心篆字。证书不仅样式别致，而且内容颇为奇特：

　　孙承元 陕西长安县人，民国十三年三月初八辰时生。

　　荆慧贤 陕西长安县人，民国十三年九月十四日戌时生。

　　今由马明德(男方舅父)、樊根实先生介绍谨詹於中华民国三十年三月十八日下午二时，在西安白鹭湾举行结婚典礼，恭请萧屏如先生(省财政厅科长)证婚。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看此日桃花灼灼，宜室宜家，卜他年瓜瓞绵绵，尔昌尔炽。谨以白头之约，书向鸿笺，好将红叶之盟，载明鸳谱。此证。

　　结婚人：孙承元(印)、荆慧贤(印)

　　证婚人：萧屏如(印)

　　介绍人：余老太太、马明德(印)、樊根实(印)

　　主婚人：孙铭乾(印)、荆家贞(印)

　　中华民国三十年三月十八日谨订

　　这是文明结婚的证明，上面新郎、新娘的姓名、籍贯和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的姓名(包含印章)及完婚时间是用毛笔工整填写上的，其余文字都是事先印好的。

　　另外一件，则是几乎绝迹的八字婚书――“龙凤帖”，也就是旧时请阴阳先生根据“乾造(男方)、坤造(女方)生辰八字、属相和‘黄道吉日’开出的婚书”，红纸折子。旧时婚姻讲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书为凭。看过不少文学作品和古装戏剧，知道旧时结婚时男女双方有合八字一说，却不知八字帖究竟是什么样子。今天终于有幸识其真面目了。

　　民国时期，西风渐进。一些留学人士、外国人士和报刊将西方的风俗和文化传播到了中国。到了民国三十前后，身披婚纱、文明结婚已很时髦。所以，孙先生采用了新式婚书，反映了新事物正在成长，为年轻人所喜爱；按说，封建测“八字”完婚在此时已算是旧时、过时之物，但身为官宦人家的孙家(其祖父清末官居道台、其父也为民国省府职员)，同时又依然采用了八字婚书，说明旧习俗根深蒂固。因此，这是一桩亦新亦旧的婚姻。据当事人、即这两件婚书的持有人孙承元老先生介绍，围绕这两件婚书还有一个悲喜交加的小故事。婚书中的荆女士原本是孙老先生长兄幼年时定下的媳妇。不料其兄玩耍时误被废弹击中早夭。孙、荆两家友谊深厚，其父孙铭乾不愿断此姻缘，于是做主又将荆女士配于二儿承元。然而，荆女士长承元一岁，怕二儿有意见(民间有“宁要男大三，不要女大一”之说)，便有意将女方年龄隐瞒。于是，出现了两件婚书上出生时间不一致的情况――新式婚书两人同岁；而八字婚书一个人为1924年(甲子年)生，一个人为1923年(癸亥年)生。二者的不一致，既反映了老人极力促成这桩姻缘的良好愿望，同时也真实地折射出老人更信奉“八字”的守旧心理。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两位当事人最终还是分手了，孙老先生颇多感慨，1963年他曾在“龙凤帖”上写下一段批语：“我和慧贤结婚时按旧俗有此物作为两人可否结婚的参谋，这是‘婚由前定、婚由命定’的封建婚姻陋规，这种勾当不知造成过多少孽。”真可谓是入木三分，别有心得。

　　一件档案印证了一段历史，两份婚书是新旧思想的展现和冲撞的结果，是历史文化不可磨灭的印痕。通过新旧两婚书，人们必定会对民国时期的婚姻、婚俗有更加切实的认识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