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喻盈 发自北京

　　3月5日，下午3点。天气晴好。天安门广场的入口处正排着长队，例行的安检有序进行。广场的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正门前，照例不乏驻足留影的游客。午后的阳光下，建筑立面上鎏金的“国家博物馆”几个大字，熠熠生辉。

　　阶梯上的大门紧闭。并不是每个游客都知道，绕过这幢巨大建筑的西墙，从正对长安街的北门入口，你有可能入内参观展览，只不过在3月17日前你需要手拿单位介绍信、以团体的方式、并提前两天预约。从3月1日至16日，是经过四年闭馆改扩建的国家博物馆，在正式开门、重新迎客前的“适应期”，每天只接待3000名团体观众参观，而媒体的采访证，每天也限定只发放七张。国家博物馆正在一步一步、以渐进的方式向世人展示它的新形象。

　　难以确定还有多少人会记起，孔子像背后的建筑，曾经的名字是“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而南北狭长的建筑物北端，正是“革命史”的展示厅，分属“革历博”中的“革命博物馆”。

　　“革命”的语境，已渐成历史。2003年2月28日，“中国革命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两块大牌匾被从天安门广场东侧摘除，淡出公众视野，而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题写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牌匾，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注目下，正式挂上了空出的柱面。

　　从中国国家博物馆挂牌成立的那一天起，原馆的改扩建就已是筹备中的事宜，几经周折、延宕，2007年3月工程破土动工，国博告别观众已然四载，直至2011年3月1日，改扩建工程竣工暨《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复展仪式，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的主持下举办。

　　改扩建后的国家博物馆，由过去的6.5万平方米增加到19.19万平方米，展厅49个，馆藏藏品达106万件。《人民日报》在报道中称其为“世界上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而国博馆长吕章申告诉媒体记者，国家博物馆的场馆规模和硬件设施都已达到或超过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博物馆的水平。“与大英博物馆、卢浮宫比肩的一流馆舍，充分体现崛起中的中国大国地位，真正成为展示五千年中华文明成果的最高殿堂”，《中国艺术报》在2010年底一篇有关国博的报道中这样写道。

　　一座以“国家”作为馆名开头、投入25亿元改造的博物馆，成为了大国形象的新名片。如果拉长镜头，在历史的“景深”中审视这张名片，其中变幻会更加真切：“革命”二字正渐渐褪色，“文化”二字浓墨重彩地显现。

　　“政治统帅业务”的建筑大跃进

　　87岁的王炜钰，还能清晰地记起53年前那场全国建筑精英汇聚的动员会。那是1958年秋天，中共中央刚刚结束了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决定为迎接新中国建立十周年的举国庆典，在首都北京兴建十大建筑，其中分列于天安门广场西侧、东侧的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更是重中之重。“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管基建，代表党中央开了一个会。动员报告相当隆重。政府提出要发动群众、集思广益、发挥集体的作用，大跃进。我们建筑专业的人，听完非常非常兴奋。”

　　1924年出生的王炜钰，称自己是“经历过旧社会的人”，“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当时的成长过程里经历的都是战争、动乱、物价飞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年，也非常艰苦，一穷二白。虽然学的是建筑，但当时北京市看得见的高楼大厦，差不多都是西洋人做的。中国人能接触这种建筑的是极少数。”首都十大建筑的规划，让时任清华大学建筑系讲师的王炜钰感觉，多年所学、所教，终于有了实践的机会。

　　南京、上海、广州、北京，全国各大设计院都派人集中，清华、同济等建筑专业强校也都成立了国庆工程专门小组。清华建筑系抽调师生，分成三个组，分别参与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大剧院(后来没有建)的设计方案竞赛。王炜钰被分到了革命历史博物馆小组。这个组里除了她，还有两名更年轻的教师，以及十名建筑系五年级的学生(当时实行的是六年制教育)。

　　让王炜钰震动最深的，是动员会上对建筑师“个人英雄主义”理念的摒弃，“以前我们总觉得建筑是建筑师才华的纪念碑，但那时候强调年轻人胜过年老人、集体的力量胜过专家的力量。这使我对自己专业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凯旋门”式的构想

　　时间紧迫。1958年10月以后才组建的设计小组，1959年10月之前，包括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天安门广场整体建设工程必须完工。在1958年底冻土之前，工程最好能够开挖。

　　王炜钰印象里，那段时间开夜车是常事，“经常夜以继日，有时凌晨三四点钟才骑着自行车回家。不知道当初怎么拼过来的。”

　　各大设计院、大专院校之间铆着一股劲革命历史博物馆应该什么样？这么多大专院校、设计院交的方案，中央看了三四轮图纸，足以拍板的形象还是没有出现。

　　应当说，当时的革命历史博物馆设计有很多难点。首先中国革命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是筹建中两个不同的单位，但要纳入天安门广场东侧同一个建筑体当中，还需与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形成大体的体量平衡；但由于国力的限制、工期的紧迫，计划中的博物馆建筑面积却比人民大会堂要小10万多平方米(人民大会堂是17万平方米，中国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只有6.5万平方米)。

　　规划总图提出，革历博建筑的面阔，要跟人民大会堂相近。“看着肩膀是平衡的。”王炜钰打比方。在这些条件的限制下，设计者的头脑中始终存在一些框框，觉得革历博的结构很难突破人民大会堂“中间一个正殿，两边配殿”的设想框架。直到阳历年前，清华拿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

　　那是又一次“务虚”的讨论会。一名平时业务并不拔尖的同学突然发问：“革命历史博物馆，我们应该表现它的什么？应该表现‘革命’这个重点，特别是表现我们革命胜利了这一点！革命以后的建筑跟革命以前的差别在哪儿？它的思想性在哪儿呢？法国凯旋门就是拿破仑留下的胜利永久的纪念碑，我们革命历史博物馆怎么就不能做一个门呢？”如今回想，王炜钰依然感慨这一段发言给她的震动之大，她第一次意识到：作为一个工程人员不能没有政治头脑。

　　正是在“凯旋门”的启发下，清华建筑系革历博小组拿出了一个非常接近于后来革命历史博物馆样貌的设计方案：西面的主要入口以一组细高的方形立柱架成镂空的“门”形，从广场透过门往里看，首先是一个庭院，两边的廊子分别环抱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两个院落。在体量大致平衡的前提下，革历博与人民大会堂形成了一虚一实、一轻一重的设计对照。

　　施工图与具体建设，最终由北京建筑设计院完成，设计院也对清华的方案做了一些调整，比如去掉了清华设计中两个巨大的苏式雕刻。革命与历史博物馆工程建设用时仅十个月，在1959年国庆前顺利告竣，与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钓鱼台迎宾馆、华侨大厦一起，成为建筑界向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也是见证新中国初期发展的国家标志性工程。

　　“祖宗牌位”不能随便放

　　1996年，世界权威的《弗莱彻建筑史》在其出版100周年之际隆重推出第二十版，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与1950年代末北京“十大建筑”中的另外三项一起，被收入其中。

　　央视新大楼的设计者、荷兰建筑师库哈斯则在一次清华大学的演讲中说：“不必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那些东西，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建筑都是经典。”

　　而对于在革历博工作了半个世纪的李保国而言，对于这栋建筑物更深的印象是，几乎从建成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的连年翻修，从小改小补，直到最终的全面改扩建。

　　李保国已经79岁，从1959年革历博建成之日起，就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基建办公室任职。1995年离休后，又被返聘回馆，也是后来的国家博物馆筹建工程专家组组长。

　　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以国子监为馆址，1918年迁至端门至午门的原建筑。1926年定名为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新中国成立后又改称北京历史博物馆。1959年10月，历博以“国家”冠名，占据天安门广场东侧崭新建筑的南院落，与北院落的中国革命博物馆毗邻。在李保国看来，实际上革博与历博，共同承担的是一个“通史”展示的职能：历博的文物陈列，展现从猿到人、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展；革博则以1840年为界，展现中国的近现代史脉络。区分为两个单位，更多是由于当时意识形态的需要，以及对“革命历史”的强调。

　　“在我手里经过的改建，经费从几万到几十万到几百万到千万、上亿，几乎没有断过。”对于为什么要改，李保国认为，主要是革历博建筑存在安全和使用上的问题。“当时博物馆主要是学苏联的。建馆后问题很多，面积分配不合理，展厅面积很大，有3万多平方米，而库房不到1万平方米，为观众服务的设施更跟不上。文物没地方放，很多堆在外面。”十个月建成的革历博，在建筑史上是罕见的快工程，“过去叫‘三边’，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24小时都干”。尽管作为国庆工程，集全国之人力物力财力，所有建材都从各地调最好的，建造也不惜成本，比如“本来放四根钢筋就符合标准的地方，实际放了六根”，但由于赶时间，建筑质量还是遗留了一些隐患。1976年唐山大地震，革历博受到轻微影响，出现小裂缝，“损害不严重，说明建筑结构上还是很好的”。

　　1980年代，革历博的在职员工迅速增长，几乎翻了一倍，办公场所不够用了。李保国作为管基建的领导，在历史博物馆里“天上加、地上挖”想尽了办法，在原来的庭院里建起两三层高的简易楼。

　　从1985年开始，中国历史博物馆就考虑要搬出天安门广场，另觅地点再盖一个新馆，“这个博物馆的面积只够一个馆用，要不‘革命’要不‘历史’。”申请计划报到中央，国家批了，也立了项，允许历史博物馆重修7万平方米。结果却在选址问题上遇到了难题。

　　一开始有两个选择：中南海对面，或鼓楼后的中轴线上。前者由于中南海警卫司在那里盖了楼房，要拆迁很难；后者由于牵涉到胡同区平房改造，国家投资太大，最终都搁浅了。又有人建议历博搬到现在的亚运村一带，被首都规划局的领导否决：“他说历博就像是‘祖宗牌位’，不能随便放。”

　　这一拖，又是十年。其间为防火，历史博物馆里的木结构吊顶被拆除、改换成全钢结构；地板由可燃的橡胶全部撤换成防火的橡胶材料；墙面经过了由人造石换成天然花岗石的改造；又利用新技术，进行整体抗震加固。

　　1995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良镛提出在历史博物馆原馆内进行改扩建的建议，被中央采纳。吴良镛找到王炜钰，两人共同指导一位研究生，专门以历博的改扩建为课题做研究。李保国则是历博方面的改扩建负责人。方案出来后，历博很满意，无奈当时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仍属两个单位，“一个整体性很强的建筑，如果只改一半，另一半不变，总是显得奇怪。”项目再次搁浅。

　　转机直至2002年才真正出现。那一年，中央再次作出重大规划，调整天安门周边布局，国家大剧院与国家博物馆的建设同时立项，李保国至今保留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的批文，“朱镕基讲，国家博物馆在某种意义上比国家大剧院还重要。”

　　革命博物馆与历史博物馆的合并已成定局。在李保国的印象里，此前革命博物馆已经在考虑改称谓，“革命淡化了。一般人们都知道天安门有历史博物馆，不知道有革命博物馆。一说革命博物馆还以为指的是西长安街的军事博物馆呢。”改革开放后，中国历史博物馆迈出国门，常常到国外举办展览，“革命博物馆怎么出国啊？你输送革命谁要啊？输送革命人家害怕你。”

　　最大限度地服务公众

　　如今的“国家博物馆”称谓，免去了革博改名的麻烦。国博馆长吕章申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基础上合并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并不是简单改名，也不是简单的两馆合并，而是意味着中国博物馆事业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我认为除了新馆建设之外，最值得称道的是国博展陈方式、服务观念的变化，从过去侧重历史类收藏、研究、展览，转为历史和艺术并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均衡考虑，要建立的是具有国际目标和世界影响的综合性博物馆。”《复兴之路》、《古代中国》两大基本陈列，某种程度上是之前革博、历博陈列的延续、深化，而丰富的国际、国内交流展将是未来国博展览的重头戏。

　　新国博开放后率先亮相的临时展览将是潘天寿、李可染和黄胄三位20世纪美术大师的作品展。以馆藏珍贵文物为主题的中国古代青铜艺术、佛造像艺术、瓷器艺术等展览也将在3月下旬陆续开放。4月1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及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联合推出的大型主题展览《启蒙的艺术》，作为新国博的首个国际交流展将率先开放。4月28日，国博还将与秘鲁文化部共同举办《印加人的祖先—公元一至七世纪的古代秘鲁》展览。

　　一个专为故宫珍品特别开辟的展厅，正在筹划之中，深宫幽闭、平时不易与观众见面的故宫皇家文物将被全面展示；为文物捐赠者单独设立的展馆，以及轮流展示各省市经典文物的地方馆，也在考虑设置中。

　　在强调国家尊严的同时，吕章申也强调观众走进新国博所能感受到的“个人尊严”：基本陈列免费参观，与国之重宝的亲密接触，还有剧场、影院、电视演播室、咖啡馆、可以眺望故宫的顶层户外休息区等大量观众服务空间的规划，使国家博物馆增添了亲民的气质。“最大限度地服务公众”，成为新国博的准则。

　　仅仅从外观来看，如果你不够细心，并不易发现改扩建后的国博与曾经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之间的区别。经过招投标与漫长的中标方案再修改，国博最后保留了1959年建筑的北、西、南三个立面，原有的6.5万平方米拆除3万平方米，再向东、向地下扩建15万多平方米，新馆镶嵌于旧馆之中。

　　历史，在天安门广场留下了它应有的痕迹。而这个国家的改变也从未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