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权古器物的当下释读(图)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29日 12:01 新浪收藏 [ 微博 ]

秦权古铜器。 秦权古铜器。 注有八斤度量的秦诏铜权。 注有八斤度量的秦诏铜权。 刻有秦二十六年诏文的石权。 刻有秦二十六年诏文的石权。

  权,不过一秤砣耳。《汉书·律历志》称:“权者,株、两、斤、钧、石也”,《孟子·梁惠王上》也说:“权,然后知轻重。”这里衍生出权衡、权利、权力、权时、权威、权柄、权贵,甚至权术。而秦权,更比古往今来所有的权,都更有衡器之外的历史、文化内涵。传说中“精美的石头会唱歌”,那么秦权就更当高歌一曲了。

  秦权,它是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见证。公元221年,38岁的秦始皇颁布了统一天下诏:“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见图)这个意思是说,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了天下,百姓安宁,立下皇帝称号,于是下诏书于宰相隗状、王绾,统一全国不一致的度量衡。

  我收藏的两枚石质“平阳权”(见图),按古地理图,平阳应当在如今的山西临汾附近,这说明了全国的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有效地实施了中央政府政令、法令的统一,有效地实施了中央政府对全国地方政府的管理。

  秦权,它又是秦始皇推行法治,把法律提高到至高无上地位的第一个皇帝。刻有秦诏文的秦权,就具有了类似古巴比伦国王刻在黑色玄武岩圆柱上的汉莫拉比法典的意义。

  秦权,在无意中为秦始皇立下了中国法治第一人的纪念碑。对我来说,作为一个中国文字和书法艺术的爱好者,最感兴趣的还是秦权对“书同文”在中国文字史和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文字已背离殷商的金文,晋国的“蝌蚪文”,吴越的“鸟书文”,楚国文字的日益装饰化,文字异形,使其越来越丧失了实用性。秦始皇“书同文”,是对战国时期文字繁乱不一的整饬,这样一种整饬是其变革的直接原因,是为求便利、实用,然而由于秦始皇的干预,李斯、赵高和太史令胡敬毋的介入,使其在成为籀文的大篆基础上,删繁化简,成就了这样一种笔划简单、形体整齐,称为“秦篆”的文字。他还将草书加以改造,整理为隶书。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这使秦始皇不仅成为中国标准化的始祖,从世界范围来看,他也是世界标准化的先驱。

  秦始皇巡游四海,先后在泰山、琅琊台、碣石山等处多次刻石。据说这些碑文皆由李斯所书,为典型秦篆。前人评论“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丰匀,方圆妙绝”,在书法史上,上接《石鼓文》之遗韵,下开汉隶之先河,告示了中国古文字的终结。著名旅法美术史论家、书法家熊秉明先生称,刻石“这一种历史纪念性的任务,在别的文化里往往由雕刻(像希腊胜利神)或建筑(像罗马凯旋门)来完成的,在中国则用了书法。如果说中国书法与建筑、雕刻、绘画取得了同等重要地位始于秦刻石,未尝不可罢。”遗憾的是,秦刻石历经磨难,岁月侵蚀,现仅有《琅琊台刻石》和《泰山刻石》残存,《泰山刻石》仅有9字,存泰安岱庙,也有人认为今存者不是原石。

  秦权历来为金石学家所重。这倒不仅仅是秦刻石几近湮灭,秦权更显其珍,而是因为其书体“上承古籀,下开汉隶,气势磅礴”,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甚高。从我收藏的六枚秦权,三枚为铜,三枚为石,除一枚铜权仅铸阳文“十斤”二字外,其余均有《秦始皇廿六年诏》。三枚石权中有“平阳权”三字者分量最轻,仅有500克。因为体量小,所书文字也少,没有刻录诏文全部,但“平阳权”三字篆书却十分突出。这六枚秦权从书法艺术上看,有几个特点:

  一是,篆隶相杂,显示出一种由篆向隶的过渡性特点。这几枚秦权,均已做成拓片,可以看出其体势笔意基本不离秦诏版,仍属小篆,但已夹杂一些隶字,如“皆”字就明显属于隶书。古隶参用,廿六年诏中也有其例。整体看仍是小篆佳作,虽字大不盈寸,然气势韵味并不让刻石多少。

  二是,率性天真,野性与文性并存。秦书有文野之分,文者章法森严,有很强的规范性,野则纵横恣肆、放浪形骸、险中见奇。匠人以刀代笔,直接凿铜石,线条粗细并杂、方笔圆笔皆为。既有商周青铜器铭文的遗韵,又有率性而为,不可复制的精彩,达到了文性和野性的高度统一。

  三是,随性而变,更接近文字的本性。因为刻在不规则的瓜楞形的权上。它比青铜器平面上作铭难度显然更大。就以“平阳权”上的三个篆字而论,看似密不透风,实则宽可走马,上紧下松,与人体造型结构的美感一样,处处体现了黄金分割的比例,给人一种天然去雕饰的美感,用现代的审美观去看,仍然很前卫、很有味道。

  这些年,在市场经济的喧嚣闹腾中,人们的审美观越来越浅薄。一个盛汤的缠枝图案的盘子,因为多了个大清什么年制的款,就被抬到了天价。而秦权这样真正的宝贝,却被打入冷摊。我这六个权都是用很便宜的善价在地摊上一个一个淘来的。“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也不知是中国文化的悲哀,还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抑或是我们的文化政策出现了某种需要反思的偏差。如果说,“弃周鼎而宝唐瓠”,还只是一种浅薄,那么“弃周鼎而宝垃圾”则只能说是历史的大不幸了。呜呼!秦权当歌!文中图片为汉代说唱俳俑。(黄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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