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王子婴次炉 春秋晚期 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出土 图3 鸟兽龙纹壶 1923年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

　　西安·铸万  雪痕

　　民国时期青铜器的出土

　　民国时期发现的青铜器，虽然多数未经科学发掘，但与1911年之前的发现还是有着差别的。从北宋到清代末年，青铜器多是被偶然发现或盗掘所出，资料并不算少，而且很重要。例如毛公鼎等，由于资料比较零散，看不出器物与器物之间的关联，只能是孤立地研究。民国时期则不同，尽管不少属于盗掘所出，但这些青铜器多数是作为一个器群出现的，它们之间的关联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下来，从而使研究者可以更多地从群体的角度而不是个体的角度来考察。经科学发掘的青铜器，则更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文物价值。现择其重要者介绍如下：

　　河南新郑乡绅李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竟然在郑国国君的大墓上生活了那么长时间。1923年8月末，这个石破天惊的秘密就在不经意间被发现了。由于连日的干旱，李锐决定在自家宅院旁打一口水井。井水没有打出来，反倒挖出了4件青铜器，第二天又挖出了10余件。他遂将大鼎1件、中鼎2件以800大洋卖给了许昌的张庆麟。不久，李锐挖宝的消息就传扬了出去。新郑知事姚延锦获悉后，立刻出面干涉，禁止李锐继续挖宝。很快，国民党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巡防至此，认为“钟鼎重器，尊彝宝物，为先代典型所寄，应该归于公家，垂诸后世”。可谓军阀统治时期为数不多的有远见卓识的一位军官。迫于军威，李锐不仅不敢继续偷掘，反而交出了大鼎6件，小鼎3件，簋4件，鬲6件，簠(fǔ)2件，甗(yǎn)1件，罍(léi)1件。靳云鹗又命人从许昌追回流失的3件，后又在开封查得鼎4件和甬钟1件。

　　为了避免乡人继续盗挖，靳云鹗遂组织劳力扩大发掘范围。9月5日得镈钟4件，甬钟17件，鼎6件，鉴1件，簠、簋、方壶(图1)各4件，圆壶、罍、卮(zhī)各2件，方炉、盘、匜(yí)各1件，碎铜片500余块。7日复又得鬲3件。9日得小鼎、兽尊、盘、兽身人面像、圆壶盖各1件，卮、匜、立鹤饰各2件，碎铜片40余块。加上追缴回来的，共得铜器94件，碎片数百块。所获铜器尽数运往开封，交由河南古物保存所保存。从墓中出土的方炉铭文可知，作器者乃“王子婴次”(图1)，因而所有有关李家楼铜器墓的年代及墓主身份的判断均由这件铜炉展开。王国维认为王子婴次是春秋中期楚庄王之弟令尹子重，郭沫若认为是春秋时期郑公子婴次。由于墓葬非科学发掘，新郑大墓的墓主身份依然扑朔迷离。

　　与民国时期其他地点出土的青铜器相比，李家楼铜器群是最为幸运的。虽然它们现在分藏于海峡两岸，然大体未出国门，这与当时阻止盗掘、及时追缴、抢救清理和集中保管的措施是分不开的。

　　1923年山西浑源李峪战国青铜器

　　浑源县位于山西大同盆地东部的浑河谷底，恒山山脉三面环绕，浑河穿境而过。李峪村就坐落在县城西南方约7.5公里的恒山北麓坡地之上。1923年正月的一天，李峪村民高凤章像往常一样去地里干活儿。然而，这看似平凡的一天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高凤章正在田间劳作之际，锄头突然触碰到一些坚硬的物件，他连忙刨开上面的浮土，一件绿锈斑驳的青铜器赫然映入眼帘。纵使他大字不识，却也知道挖到宝贝了。这一挖不要紧，竟然挖出了整整三背篓的宝物，据说有60余件。除了绿锈斑斑的铜器外，还有金光闪闪的鎏金器。几天后，高凤章挖宝的消息不胫而走，三乡五里的村民都扛着锄头铁锹蜂拥而至，平静的小山村一下子变得喧嚣起来。寻宝心切的乡民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将这二亩多地翻了个底朝天。

　　村民们不知青铜器的珍贵，一味搜寻“黄货”，很多铜器甚至被砸碎卖掉。在村民们如火如荼地挖宝之际，古董商们也闻讯而来。这其中就有法国的古董商王涅克，他收购了约20余件青铜器。不久，这些造型精美、纹饰华丽的青铜器珍品就在法国展出，震惊了欧洲。

　　时为浑源知事的谢承恩得知后立即派遣警力奔赴李峪村，清查没收了30余件铜器。然而这位知事没收古物并非出于义举，而是为牟私利。他打着“以古兴教，以古兴农”的旗号，成立了所谓“浑源彝器处置董事会”，拍卖活动随之展开。就这样，剩余的浑源彝器精品又继续颠沛流离，辗转于古玩商之间，最终沦为欧、美、日等国的一些公私收藏。国内浑源青铜器保存最多的是上海博物馆(图2、3)。

　　1928年陕西宝鸡戴家湾(斗鸡台)西周青铜器

　　戴家湾遗址(旧称斗鸡台)位于陕西宝鸡渭河以北的黄土台塬上。这里依山傍水，地理位置优越，一直以来秦冢汉茔、官墦私墓数不胜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斗鸡台乡人就曾盗掘出铜器20余件，其中包括著名的“柉禁十三器”：禁、尊、觚、斝(jiǎ)、盉、爵、角、斗各1件，卣2件，觯4件。这些器物后被清末大臣端方收藏，并著录在《陶斋吉金录》中。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端方卒于四川，由于家道衰败，这批珍贵文物就经其后人之手流散出去，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1928年，盘踞在凤翔一带的军阀党玉琨又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这里。党玉琨，又名党毓坤，绰号党拐子，据说他年轻时曾经在北京的古玩店当过学徒，深知古物的价值。他曾经将3件珍贵的铜器送给了某军阀，该军阀回赠他两挺机枪、3把手枪、子弹万余发。党玉琨欣喜若狂，萌生了大肆盗掘古墓葬以换取枪支弹药的念头。1927年秋至1928年春之间，大规模有组织的盗掘活动在戴家湾地区展开。党玉琨设立了专门的挖宝机构，并召集桥镇、贾村、蟠龙、陈仓等80多个自然村的村长议定：千河以西各区、里、村摊派600民夫，轮流出工，人数最多时达1000多人。党玉琨甚至从西安请来了古董商做技术指导，还命专人进行器物登记和分类，最后还要清洗和照相。这种颇为“专业”的盗掘在民国时期还是比较罕见的。据当年的参与者回忆，这次盗掘共发掘墓葬50余座，挖出铜器1500余件。除此以外，还有玉器、金器等等，种类繁多，数量惊人。这些器物自盗掘后就不断流失，至今多数下落不明(图4)。

图4 乳钉纹四耳簋 西周时期 1928年陕西宝鸡戴家湾(斗鸡台)出土

　　1928年河南洛阳金村战国青铜器

　　有人说，金村是一座建在“金銮殿”上的村子，这话一点不假。自周平王东迁洛阳之后，历代的周天子和身份显赫的贵族都葬在这里。东周王陵分为周山、王城和金村三大陵区，其中尤以金村发现的8座大墓，数千件精美的铜器、玉器而闻名世界。

　　金村大墓的发现还得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村里接连发生的怪事说起。金村离洛阳白马寺不远，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沛。然而，让村民们无法理解的是，有些井明明水源充足，却会在一夜之间干涸；有些井水匮乏的井，又在一夜之间满溢起来；除此而外，在雷电交加的夜晚，大地有时也会传来隆隆的轰鸣声。这些难解之谜终于在1928年的一天解开了，由于洛阳一带连降大雨，金村东面的一处农田突然塌陷，露出一个大坑。村民在这个坑里发现了被泥水包裹的编钟。原来，这里是一处古墓群，坑洞相连，井水常常会渗入墓中。而大地的轰鸣声则是雷声震动的频率与编钟的频率相同时，地下钟鼓齐鸣发出的声响。谜底揭开了，金村古墓的厄运也随之而来。

　　古墓中的奇珍异宝刺激着村民们那跳动的神经，也吸引来一大群眼红的古董商。这其中就包括那些以传教为名，在河南一带大肆搜刮古物倒卖海外的外国奸商。在内外利益的共同驱使下，金村古墓一挖就是6年，盗掘的“甲”字形大墓就有8座，出土文物数千件。据不完全统计，金村大墓被盗的文物流散于欧、美、日等10多个国家。金村古墓已经成为那个时代记忆中永久的伤痛(图5、6)。

图5 人物立像 战国时期 1928年河南洛阳金村出土

图6 错金银铜鼎 战国时期 1928年河南洛阳金村出土

　　1931年河南浚县辛村西周青铜器

　　辛村坐落于河南浚县西南，是西周时期卫国的属地。这里三面环山，淇水蜿蜒而过，自古就是风水宝地。辛村卫国贵族墓地就位于村旁的平缓坡地上。辛村墓地延续的时代较长，从卫康叔受封到卫国灭亡，大约两百余年。这片墓地亦是命运多舛，卫国灭亡之后不久，这里就遭盗掘。民国20年(1931年)乡民野蛮的盗宝行为更是令这里雪上加霜，先是辛村人刘金华串通一古董商在村东头挖开一座墓，盗出青铜鼎彝若干，并以高价售出。其他村民闻讯后纷纷效仿，盗掘之风即由此盛行开来。为了获取更多的古物，村民们甚至拉帮结伙，一时间小小的辛村墓地竟聚集了上千人，如同集市一般，熙熙攘攘。与早期盗墓贼的盗法不同，这些村民首先挖一个长方形的竖穴，深达棺底，见有朱砂出现后随即向四面横凿出隧道，在隧道中肆意挖取，直到墓中遗物殆尽为止。这种地鼠般的盗墓方式使得辛村墓地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

　　辛村墓地上除了挖宝的村民之外，还云集了众多古董商。一旦遇到珍贵文物，立刻高价收购，然后辗转海外，获利良多。因此，遇到分赃不均，械斗在所难免。河南省政府知悉盗墓的消息后，立刻下令严查，不仅裁撤了县长，还通缉匪首，这股盗墓的风气才逐渐被打压下去。民国21年，李济、董作宾亲赴开封与河南省政府商议建立“河南古迹研究会”，由李济出任研究会主任，郭宝钧正式主持浚县辛村墓地的考古发掘(图7)。

图7 康侯簋 西周时期 1931年河南浚县辛村出土

　　1933～1938年安徽寿县朱家集战国晚期青铜器

　　寿县位于安徽省中部，淮河中游的南岸，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古城。距寿县东南约25公里，有个叫朱家集的地方，再向东南不到两公里就是李三孤堆。这个大土堆子高出地面两米以上，直径约百米，村民中早就流传着堆里埋有宝物的说法。

　　1923年前后，当地村民们在田间农作时，经常会捡到一些铜车马件、铜镜、带钩，甚或是铜鼎、铜壶等重器。那个时候，就有国内外的一些古董商前来收取古物，村民们渐渐知道这些东西原来价值不菲。1933年至1935年间，由于当地发生了严重的灾荒，民不聊生，于是就有一些地方乡绅联合那些胆大的村民，挖取古物卖钱。据说当时挖出了大大小小3000余件，辗转运至上海、南京等地兜售，一时间轰动全国。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得知后，下令禁止盗挖。后虽仍有一些盗掘行为，但大的气焰已被打压下去。

　　没过多久，真正疯狂而野蛮的挖宝行动出现了。由于安徽省主席换成了第五战区总司令李宗仁，大小军政官员就换成了桂系人马。地方乡绅为了讨好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投其所好，向他透露了大墓的讯息。1938年，李品仙命令驻扎在寿县的部队开挖大墓，一直挖出了棺椁。盗墓期间共动用了3个运输连的兵力，耗时3个多月才结束。此次盗掘，出土文物甚丰，据说有四五千件，其中青铜器1000余件。仅有少数分藏于北京故宫(微博)、天津、上海、安徽等博物馆，余皆流失海外(图8)。

图8 楚王鼎 战国晚期 1933～1938年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

　　1928～1937年殷墟的考古发掘

　　殷墟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个传奇，也是中国考古学的开端。自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派董作宾前往安阳小屯调查开始，标志着对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正式拉开序幕。发掘的地点首先选在了一个叫小屯村的地方，村子不大，名气却不小，这都要归功于那里出土的一片片带字的甲骨。时至今日，清末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入药的“龙骨”上发现了古老文字的故事已经为人们所熟知，甲骨学也因此而诞生。收藏甲骨一时成为社会风气，很多国外的收藏者也加入进来，甲骨的价格随之水涨船高，真是一字千金了。在利益的驱使下，1900～1928年间，先后发生了9次大的盗挖行为，无知乡民的胡乱挖掘，造成了大量甲骨的损坏和流失。中央研究院——当时全国最高的学术机关成立后，旋即展开对殷墟的调查和发掘。发掘工作从1928年10月开始，到1937年抗战爆发才暂时告一段落。10年中，先后对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发掘地除了小屯外，还有洹河北岸的侯家庄和武官村等地。殷墟第一阶段的发掘收获甚丰，不仅找到了商王朝的宫殿区和王陵区，基本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器。由于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地层关系及共出的其他器物，这些青铜器为商代晚期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图9)。

图9 牛方鼎 商代晚期 1928～1937年殷墟发掘出土

　　1935～1937年河南辉县琉璃阁春秋大墓的发掘

　　辉县，位于河南北部，太行山南麓，也是晋豫交界之处。辉县历史文化悠久，商代即为王畿内地，周初武王世子凡伯封于此处，春秋时期又属卫国，因而辉县境内的古墓葬、遗址分布密集。

　　1935年至1937年间，中央研究院、河南博物馆在辉县进行了3次大规模有计划的科学发掘。共发掘商代墓3座，东周时期大型贵族墓葬8座，中小型墓39座，汉代墓葬33座，出土文物数千件。其中又以琉璃阁墓地甲乙两座大墓出土的青铜器数量繁多，制作精美，尤为珍贵。

　　琉璃阁甲乙两墓为并列的两座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墓，甲墓长约11米，宽约10.3米。乙墓长约9.1米，宽约7.6米，从墓室面积、随葬品的数量与种类等综合来看，甲墓的墓主应为男性，乙墓墓主为女性。当年主持发掘的郭宝钧先生认为这两座墓是夫妇异穴祔葬墓。据参与者回忆墓葬发掘的情景时说：“四周殉器，铜器累累，周匝逼近人体，器上及墓底，满布漆绘，人体四周，玉饰之类，亦颇充牣。”虽然琉璃阁大墓为科学发掘，然而抗战爆发后，大量的文物和资料不得不辗转迁移，从而导致了甲乙大墓出土的原始资料丢失，文物也分散在海峡两岸的7个博物馆中。琉璃阁大墓的族属和墓主到现在依然是个谜，究竟是战国魏墓，还是春秋战国时的卫墓，抑或是春秋战国之际的范氏墓呢？考古学家们虽然可以触摸到那一件件真实的文物，然而它们背后的故事却在沉淀了千年之后，越发让人难以捕捉，于是关于它们的一系列猜测和研究吸引着众多学者乐此不疲，这就是考古和历史的魅力吧。

　　民国时期青铜器的研究 

　　民国时期对于青铜器的研究逐渐跳出了旧金石学的羁绊，摆脱了“以字考经，以经考字”的纯粹为经学服务的狭隘范畴。青铜器研究亦从少数达官显贵的风雅爱好逐渐走向学科化。这一时期，研究的学者众多，著述颇丰，囿于篇幅，仅介绍几位代表性的学者。他们的贡献不仅在于专著文章上，更在于思想方法上的创新。他们的观点理念不仅成为现代青铜器研究的基础，也规划了未来青铜器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