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计量史上，新莽时期的度量衡标准器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因为，当时在王莽复古改制的大旗之下，刘歆组织一 批学者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考订音律和度量衡标准的活动，并根据考订结果，铸造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颁发全国各地使用。通过这场活动，刘歆形成了自己系统的 关于钟律和度量衡的理论。他的理论成为后世朝代制定度量衡标准所信奉的圭臬，人们在考订度量衡制度时，不但要从他的理论中寻找依据，而且还要从他遗留的实 物中寻找当时尺度标准，这就使得新莽时期的度量衡标准器遗物在后世被人们奉为国宝，格外珍惜。

　　虽然历朝历代对新莽时期的度量衡标准器都很重视，但毕竟时事变迁、岁月无情，到了民国时期，存世的新莽度量衡器物已经十分罕见。这种情况下，二 十世纪二十年代，甘肃两位农民很偶然的发现了八件新莽时期的度量衡器物，这些器物挖掘出土以后又经过了十分曲折的经历，才得以保存。这件事，成了中国计量 史上一件奇事。

　　事情始于1925年7、8月间。当时甘肃定西县巉口镇农民秦恭（当年13岁）在放牧时，于今巉口镇铁路大桥东北方向200米处，发现一块露出地 面的金属物。第二天与其兄秦让去挖，挖出了不同形状的八件古铜器。（傅振伦先生《甘肃定西出土的新莽权衡》一文说：1926年夏，甘肃定西县称钩驿〔在兰 州东南一百八十里〕因大雨冲坏山原，发现新莽铜器八件：权五、衡一、钩一、丈一）。当时，本村人不认识这批珍贵文物，秦家把这批稀世珍宝搁置院墙脚。 1929年甘陕大旱。秦家迫于生活，由秦让用手推车将这批文物运到省城求售，兰州古董商马实斋按碎铜价格以六十块大洋收进。后不多久，马实斋又以二百块大 洋转手卖给古董商张寿亭。同年秋，北京古玩商朱柏华得悉后，专程赶到兰州，以一百四十块现洋买走铜衡杆和九斤铜权，其余六件被时任甘肃省建设厅厅长杨慕时 以八百块大洋购得。此后，杨随军东行，因携带不便，交兰州民众教育馆保管。1932年夏天的一个雨夜，陈列在教育馆内的六件文物，除最大的一件石权外，其 余五件全部被盗。该馆馆长张铭青发觉后，立即向省府报告，并四出追踪，但没有结果。

　　朱柏华购得的铜衡杆和九斤权，经人鉴定，知是新莽时物。朱以五千一百元的高价卖给北平琉璃厂尊古斋古玩铺。兰州被盗的五件文物，由时任陕西绥靖 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先生出面，电请全国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马衡，代为在平津等地缉访。1933年7月，终于在天津英租界源丰永珠宝店发现。 经多次交涉，该店拒不交出，并要挟古物保管委员会出价三十万大洋赎回。保管委员会以该店盗卖国宝罪，通知天津河北省公安局将其经理翟捷三及原盗窃犯高灿章 逮捕，才追回了这五件文物，保存在北平团城。尊古斋所购铜衡杆和九斤权，由故宫博物院按五千一百元原价赎回。至此，甘肃定西出土的八件稀世珍宝失而复得。 1934年春，中国学术协会在团城举办“西北文物展览”，这批珍贵文物才公之于众。

　　故宫博物院旧藏有新莽铜嘉量，为了把新莽度量衡标准器集中保管，遂向国民政府申请将这五件文物拨交故宫博物院陈列，国民政府未答应故宫博物院的 请求，而是把它移交给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新莽铜丈初仅存上半截，1934年又发现下半截，1935年中央博物院以五百元买得。解放前夕国民政府把这 批文物中的铜丈、二钧（60斤）权、六斤权、三斤权、秤钩以及新莽铜嘉量运往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原在北京的铜衡杆和九斤权和甘肃的石（120斤） 权，1959年送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现藏国家博物馆。

　　来源：定西安定党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