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青州出土古佛像（资料图）[原标题：北魏时期的山东佛教造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山东考古界频频发现“新大陆”。
1983年9月，博兴县崇德村农民贾效国，在村北200米处取土时，距地表40厘米深处，发现一批铜佛像和一件老子铜像。造像原盛在一个红陶瓮中，出土时瓮已破碎，造像和泥土混在一起。县文物管理所得知后，立即到现场调查、清理。
据该所所长李少南在《文物》1984年第5期中介绍，共清理出造像101件，最大的高28厘米，最小的高7厘米。其中能辨识形体的96件，较完好的77件，有铭文的44件，有确切纪年的39件。时代自北魏太和二年（478年）至隋仁寿三年（603年），长达125年之久，堪称山东地区北朝铜造佛像断代的标尺。
1988年至1990年，诸城市在修建体育中心时，发现一处佛教窟藏遗址，出土石造像残体400余件，分浮雕和圆雕两类，有单尊、三尊和多尊三种。主要组合为佛和菩萨，有坐像和立像两种。刻铭文者24件，其中4件有纪年，分别为东魏武定三年（545年）夏侯丰珞造像、北齐天保三年（552年）造像、北齐天保六年（555年）造像。
诸城市博物馆原副馆长韩岗撰文指出：“造像数量众多，内容丰富，题材广泛，雕造精细，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其中圆雕菩萨通身配饰华丽的璎珞与彩绘贴金，雕刻之精致，表现之细腻，是中国美术史上所罕见的。这批石造像的研究文章分别在《考古》《考古学报》及日本的《古美术》等学刊上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日本、韩国、美国及香港、台湾和大陆的文化艺术界、学术界、宗教界、教育界的学者接踵而至，赞不绝口。”
1996年10月的一天早上，青州市博物馆馆长王华庆，晨练经过益都师范学校新操场扩建工地时，发现推土机推开的土质与周围土质完全不同，且有一个洞口暴露在外。职业的敏感促使他赶紧跑过去，迅速制止施工，让人找来考古专家夏名采。两人动手挖开浮土，赫然发现洞里露出的佛像。
后经扩大挖掘，他们发现了呈三层堆放的佛像。出土的部分造像带有纪年，从北魏永安二年（529年）至北宋天圣四年（1026年）。
造像虽受到严重破坏，但从保存下来的看，雕刻技术高超，集圆雕、浮雕、高浮雕、透雕于一身，表情手势各异，显示出雍容华贵的艺术效果。尤其是一尊北魏至东魏年间的“彩绘石雕菩萨造像”，高187厘米，虽双臂残缺，但造型端庄秀美，周身散发出东方的含蓄沉静之美，面带耐人寻味的微笑，被专家们誉为“东方维纳斯”。
龙兴寺窖藏佛教造像的出土，弥补了中国佛教艺术研究中对北魏和隋唐之间，特别是东魏和北齐佛教艺术研究实物资料的不足，为研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古代雕塑绘画艺术的发展等提供了珍贵资料。尤其是这批佛教造像绝大多数保留着鲜艳的彩绘和贴金，改变了过去几十年对于佛教造像都是素面无色的认识。
这一事件，列入当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又被列入中国20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这三大重大考古发现，共同指向一个重要时期：北魏。上行下效，佛教兴起北魏（386年—534年）是鲜卑族建立的北方政权，也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第一个王朝。西晋灭亡以后，山东成为鲜卑、羯、汉等民族争夺的地区。469年，山东纳入北魏版图，结束了刘宋王朝（刘裕废晋帝自立，国号宋，史称刘宋）半个多世纪的统治。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初步发展。其间，中国本土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僧人，泰山僧朗就是其中之一。
僧朗，京兆（今西安）人，年少时游方问道，后出家为僧。及长，回长安从事佛说。其间拜著名僧人佛图澄为师，学习天文地理及谶讳之说。351年，为避永嘉之乱，来到泰山，看到泰山环境清幽，后兴建了郎公寺，这是山东最早的佛寺。后又在玉符山（方山）建立寺院，这是名闻天下的灵岩寺的肇始。
时值战乱，局势动荡，泰山政权多次易手。僧朗审时度势，进退有节，让各方政权均对其尊重有加，一时竟形成“六帝争请”之势。这种纵横捭阖的非凡能力，让僧朗声誉日隆，成为山东地区佛教领袖，地位非同一般，获两县赋税，有七国金铜佛像；创立寺院，拥百余弟子；大起殿舍，连楼累阁，创北方佛教中心。
北魏皇族多信奉佛教，山东佛教也就逐渐兴盛起来。
山东纳入北魏版图后，孝文帝将青州、齐州名门望族和百姓迁至代郡（今山西大同）一带，其间恰逢云冈石窟开凿、佛教经典翻译兴起。朝廷兴佛，后来因代郡撤销而回到故地的移民，也将佛教信仰带回故乡。佛教在山东稳定发展，并由此走向兴盛。
佛教的兴盛，带来佛教造像的兴起，于是推动了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北魏在中国境内开凿了无数佛像，艺术造诣非常之高，如著名的山西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佛教造像，特色鲜明目前，山东博物馆、青岛市博物馆、青州市博物馆、潍坊博物馆等场馆，均藏有北魏时期的佛教造像。
遍览北魏佛教造像，你会发现一个显著的特征：微笑。佛的微笑给人一种深邃之感，庄严中透着几许慈祥，宁静中透着几许博爱，目光中流露着对众生的关注，比起早期北魏的石窟造像，已经开始迈出世俗化的步子，给人带来一些亲和之感，除了宗教的圣洁之外，还具备人性之美，所以更容易博得大众的喜爱。
目前传世最早的山东佛教造像，为刘宋元嘉28年（451年）齐郡（山东临淄）刘国之所造的弥勒像。此像是山东为数不多的南朝佛教造像，面额丰满，双肩消瘦，身材修长，气质温婉。
北魏时期，人们崇尚以瘦为美，所以这个时期的佛教造像也追求“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艺术风格，大多趋向活泼、清秀、温和。
太和（477年─499年）晚期，山东佛教造像的秀骨清像人物造型日益流行，身着宽袍大袖汉式服装的佛像逐渐增加，同时出现了一佛二菩萨题材。
山东博物馆馆藏的神龟元年（518年）孙宝喜造立佛三尊像，就是一佛二菩萨题材。原高152.4厘米，是山东北魏晚期有明确纪年的大型石造佛像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可惜，佛像背光的上半部分全被毁坏，主佛的头部、双手和两位胁侍菩萨的面部严重亏损。
北魏晚期，山东出现了许多摩崖石刻。在济南千佛山南边，隔旅游路就是海拔412.5米的罗袁寺顶山，此山主峰西侧山阴处有北魏至东魏时期的黄石崖造像，乃山东省存留最早的佛教摩崖石刻群。
北魏时期，石雕数量增加，逐渐取代了金铜造像，成为当时山东地区佛教造像的主流，艺术风格有重要突破，地域特色也日趋明显。
北魏时期山东佛教造像艺术有什么特点？学者刘鹏先生作过专题研究。在他看来：
其一，山东早期佛教造像，以451年刘国之造弥勒佛像的年代最早。469年山东入北魏以后，由于大举迁徙青州、齐州百姓于平城（今大同）一带，山东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迟缓。太和（477年─499年）初年，百姓东返以后，佛事活动日渐频繁，逐渐兴盛。太和元年以后，造像数量明显增加。到北魏晚期，山东佛教迎来鼎盛期，造像数量激增，但并没有如西安、洛阳等城市形成具有重大影响的佛教中心，即便是泰山、青州、千佛山等，也只是地区性的佛教中心。
其二，青州、齐州造像数量众多，而南青州、兖州和北徐州，只有零星造像的发现，说明鲁西南地区虽是山东佛教最早流传地区，但到了北魏时期，鲁北地区的佛教发展比鲁南地区活跃。其中，青州出土的佛造像年代不仅最早，而且数量最多，远远超过了齐州造像数量。说明到北魏时期，青州已取代齐州位置，取代四世纪中叶山东第一个佛教团体——泰山僧朗位置，成为当时山东最重要的佛教中心。
其三，山东佛教造像所使用的材质，早期以金铜为主。正光（520年-525年）以来，石雕数量开始增加，逐渐成为主流。不过金铜造像在山东佛教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虽然北魏时期部分金铜造像仍延续旧有传统，风格趋于保守，但还有一些金铜造像在表现技法、衣纹饰物的处理上，有了新的突破，反映出当时工匠不断求新求变的理念。工匠们将新的造型、技巧在小型金铜造像上运用熟练之后，便广泛地应用到大型石雕上。所以山东地区金铜造像虽然尺寸不大，但在山东佛教造像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北魏时期的山东佛教造像，与周边地区文化不断交流，吸纳河北、南朝、印度等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不断发展。到北齐时期，艺术风格呈现出地方特色，逐渐形成了具有山东特点的“青州样式”，衣薄如贴体，如刚从水中捞出，从而赢得“曹衣出水”之美誉（“曹衣出水”是北齐曹仲达创造的中国古代人物衣服褶纹画法之一，多用细笔紧束，似衣披薄纱，如刚从水中捞出，后人因之命名），成为具有影响的时代样式，也成为佛教造像楷模之一，最终发展成为独树一帜、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山东佛教造像体系，其艺术水平之高、风格之独特，在中国雕塑史上写下了辉煌一页。
来源：大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