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竹斋笺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中国，国力不断增强，人们多了些闲暇，终于有机会停下来回头看一看距离我们还很近的过去，恍然发现，过去的历史虽然离我们很近，但在感觉上却十分陌生，本来完整的、生动的故事也变得支离破碎，甚至想从记忆中挖掘一些当时事情的细节都已十分困难。回首荣宝斋木版水印的发展过程时，不禁会回忆起一些共同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正是他们的努力与坚持，形成了一个个难忘的故事，将这些故事串起来，即成就了“荣宝斋木版水印”这段不平凡的历史。
郑振铎先生与荣宝斋木版水印
郑振铎先生与荣宝斋木版水印可谓渊源深厚，但是，见诸文字的多是先生委托荣宝斋刻印《十竹斋笺谱》的故事。实际上，一九三四年，王仁山经理和当时荣宝斋的员工一力承担下刻印《十竹斋笺谱》，只是为荣宝斋绝地逢生种下了一颗“善种”， 并以此与郑振铎先生结下了深厚的“木版水印”因缘，在公私合营前后这段时间，先生实际上成为荣宝斋木版水印发展的“领路人”。
一九四九年秋天，当王仁山先生在去台湾开店的途中辗转数月而不能达到目的，沮丧返京后，郑振铎先生的出现给荣宝斋带来了生机，从此，荣宝斋率先走上了公私合营、进而跻身为国有独资企业的“光明”之路，而郑振铎先生也获得了更多“关照”荣宝斋木版水印的机会。
木版水印 新罗山人《花鸟图》一九五二年，荣宝斋终于确定了经营方针后，《十竹斋笺谱》又成为荣宝斋新生后第一个木版水印出版物，郑振铎先生不仅为重新刻印的《十竹斋笺谱》写了序，还提供了一九三四年刻印时的缺页，使重印的《十竹斋笺谱》“终成完帙”。
《十竹斋笺谱》重新刻印成功后，郑振铎先生又建议荣宝斋编辑印刷出版了《敦煌壁画选》。当郑振铎先生看到这部《敦煌壁画选》后，十分高兴，主动为之作序，高度赞扬这一出版盛事。
在完成了这些复制品后，郑振铎先生认为，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术已具备了充足的技术和人才储备，但不应仅停留在此，而应有进一步提高。于是，他从文物局借来了小写意花鸟画——《新罗山人花鸟图》交给荣宝斋研制。从技术上讲，复制这张画要解决几个难点：一是用什么样的纸印刷；二是画中工写兼备的笔法，如鸟的羽毛等如何表现；三是如何表现和控制小写意画的晕染程度。而这些技术在以前复制过程中都没有遇到过，如果能突破这几个技术难点，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术的适用范围将大大扩充，因为，中国传统绘画、特别是明清以后，有许多是小写意画。
这幅画复制出来后，荣宝斋拿给郑振铎先生看，他对复制技术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建议荣宝斋送给叶圣陶先生一幅——郑先生的用意是想借叶圣陶先生这个文化高端平台将荣宝斋木版水印画推广出去。一天下午，荣宝斋副经理王士之与孙树梅一起去趟了叶圣陶先生家，给他送一张木版水印的《新罗山人花鸟图》。
木版水印 敦煌壁画选 封套叶先生家在西城，距当时的中组部不远，是座只有一间房宽的小院，院门在西面，院内北、南、东三面有房。当他们到来时，叶先生已在家中等着了。王士之似乎与之很熟的样子，先与先生寒暄了一阵，之后说：“我们最近印了一张《新罗山人花鸟图》，送来请先生指教指教。”
这时，孙树梅就在旁边打开了画轴，请先生欣赏。先生很仔细地看了一阵儿说：“很好！很好！很像真迹。”接着就问是怎么印出来的。于是，孙树梅就将荣宝斋的历史和印制信笺的传统向先生作了简单的介绍，然后说，我们的木版印刷技术有了很大的突破，不仅能够印制缩小版的信笺，还能按原作尺寸印制，这张画就是听从郑振铎先生的建议试制出来的。在之前，我们已经印过了徐悲鸿先生、齐白石先生的大写意画和《敦煌壁画选》，现在我们又印制了这幅清初画家华的小写意画，并根据原画对印刷所用的纸张进行了作旧处理。今天拿来一幅送给先生，请先生多多指教。先生认真地听着介绍，不时地点头表示赞赏。
木版水印 敦煌壁画选 内页一他说，你们印得非常好，我很喜欢。后来，听去过叶先生家的人讲，先生将这幅画挂在了他家的中厅，并引起了许多访客的关注，而叶先生也就借机将荣宝斋的木版水印介绍给他们。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叶先生还抽空写了一篇题为《瞒过了专家的眼睛》的评论，发表在《新观察》杂志上。叶先生在该文中写到：“我总是觉得，中国画固然可以用彩色铜版复制，可是铜版随你印得怎样，看起来总像照片。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纸是铜版纸，色彩是油墨，物质条件不一样，自然不能完全传出原画的意趣。而荣宝斋木版水印画却不用借助网纹，它根据原画的内容和笔意，持刀如笔，设色如画，用和原作一样的颜色、笔晕，在和原作一样的宣纸上来印刷，因而能够适应中国水墨画的特点，能够逼真地再现原作的真实面貌和它丰富而变化万千的笔墨意趣。不是原作，酷似原作，完全达到了乱真的地步。”
从此，荣宝斋木版水印以专家评论的方式正式推介给了广大读者，并意外地引起了电影界的关注，一九五六年，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专门为荣宝斋木版水印拍摄了一部十几分钟的纪录片，首次以影像形式向公众展示了木版水印的魅力。该纪录片放映后很受欢迎，但由于当时使用的是刚刚试制出来的国产彩色胶片，影像很快就老化了。几年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又为荣宝斋木版水印拍摄了一部时间更长的纪录片，后来我们看到的所谓最早的木版水印影像资料基本上都是第二次拍摄的。
郑振铎先生就是这样精心呵护着摇篮中的荣宝斋木版水印，使之一步步地走向成熟。
（摘自《荣宝斋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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