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梦——《出走与逃亡》之四

　　我的大学·梦

　　——《出走与逃亡》之四

　　苏丹

　　1978年，我进入初中，而此时正值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拐点。

　　文革结束后是中国社会迸发巨大能量的时期，如同一个被去除束缚的身体，长久麻木的神经开始恢复知觉，痛感和幸福重新回到我们的意识之中。未来出现诸多的可能性，但现实却变得复杂起来。历经两年肃清“四人帮”流毒的阶段似乎告一段落，社会进入到一个思想解放并知识崇拜的阶段。知识分子开始被重用，高考成为社会中最热点的话题和最靓丽的风景，各种科研神话和各种高考英雄层出不穷。不食人间烟火的数学呆子陈景润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壮举；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十三岁考上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神童宁铂；十一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超级神童谢彦波……他们俨然是新时期的平民偶像，对于激励全社会学习文化课，对于个体期望变幻成为超体极具蛊惑。这其实是英雄主义流毒继续发作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且这种表现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助于发展四个现代化。

　　连环画进入失落期，而科普型书刊如《少年时代》、《我们爱科学》成了少年、青年阅读的对象；伤痕文学改编而成的电影暂时告一段落，《第二次握手》这种讴歌爱国知识分子的影片场场爆满；同时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美国、日本的科幻电视剧如《大西洋底来的人》、《铁臂阿童木》也出现在黑白电视机的屏幕上，让中国人民看得如醉如痴……不久不甘示弱的中国文艺工作者也拍出了自主的科幻片——《珊瑚岛上的死光》，民族主义在关键的时候的确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对我们这个社会发展会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

　　校园内外

　　继1977年作家刘心武的《班主任》出版掀起伤痕文学的疾风之后，华国锋主席在1978年发起了“学习学习再学习，团结团结再团结”的号召。中国的社会舆情开始转变，大众迅速从沉湎于精英阶层的批判性和痛切回忆中解脱出来，开始投入到憧憬未来、拥抱幸福的现实中。那些曾经受到批判、封杀的文艺作品接二连三地解禁，重新登上银幕，人们从过去的文艺所酿造的人性余温中获得了欲望的萌发。由于电影胶片易于保存和再现的原因，中国社会情色残留虽然归功于手抄本，但全面解禁却是从电影开始的。

　　1961年拍摄的《刘三姐》的重映获得了巨大的反响，这是长时间禁欲主义所造成的症候表现。当时在矿机宿舍区里，当工人俱乐部播放这部今天看起来略有几分浪漫主义风格和隐晦的爱情故事片时，用万人空巷、一票难求去形容是一点不过分的。最出格的事情居然都是发生在工人阶级阵营中的，几位年轻的工人因为一反常态连续观影而引起了团组织的注意，据说当时观影记录在他们之中不断地被打破，观影次数最多的一位男青年居然连看16遍，进入了如醉如痴的状态。当装傻充愣的团干部找他谈心，问他为什么看这么多遍时，这位青年坦诚地告诉对方：“我想看看阿牛为什么那么有福气，找到了刘三姐……”这真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来自普通人的故事。

　　1980年上映的《庐山恋》也是一部改变中国电影历史，影响社会风尚的电影。郭凯敏、张瑜两位俊男靓女所扮演的角色，在片中的大胆示爱引爆了这个社会追求情爱的激情，同时女主人公在影片中令人眼花缭乱的着装扮相也掀开了中国人民新时期的生活美学。当然保守势力依然存在，这部饱受争议的电影在我那个子弟中心就被一些老师斥为“流氓电影”。但是这种诋毁和防守已经无济于事，多如牛毛的“流氓们”率先效仿电影中的着装，试图在现实中塑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庐山恋”。

　　和愈演愈烈的社会幸福图景相比，学校里还是相对压抑人性的。因为每一个学生身上寄托的是整个家庭的期望，他的成功必须以付出自由为代价。那时候华主席、叶剑英、马克思励志的话语用书法方式进行表达，高高挂在墙上，鞭策孩子们努力学习、只争朝夕。最著名的就是叶剑英的“攻城不怕坚，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这首短诗，这是艰苦奋斗在新时期的过渡版本，的确效用不错。但社会风景剧烈的变化对校园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校园中的人文景观是复合型的，由不同类型的学生主导着，子弟中学尤甚。

　　慢班之殇

　　应该说中国的义务教育中分班的历史就始于这个时期，这是在教育整体环境不佳的情况下的一种选择，虽不合法但是有其合理之处。它能有效组织起有限的教育资源，为国家建设提供基本的“优质人口”。但它的“恶”也是强烈且深重的，它铸就了一种糟糕的社会风尚并代代相传成为传统。它的“恶”就在于放弃了教育中最重要的“善”，它功利、它无情、它是培育“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具体措施。

　　初一的时候，我们年级六个班被分为“快”、“中”、“慢”三个等级，“快”班配备了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希望未来能够出现几个希望之星，在升学考试中为学校争光，让职工们对子弟中学抱有最后一线希望。“慢”班汇聚了全年级最不爱学习的问题少年，配置的老师主要任务是肃清“文革流毒”，有效管束纪律，避免他们在学校里和社会上“捅娄子”。由于小学五年级的算术成绩出色，我也得以进入所谓的快班，享受着仅有的些许教育优质资源。但我也亲眼目睹了这种人为的分化除了形成迥异的学习小环境之外，也造成了不良的心理暗示的事实。分到慢班的同学大多自暴自弃，并把他们的不满变为行动不断冲击着学校的教学秩序。这一阶段学校的秩序严重失控，到处都是因调皮捣蛋被赶出教室闲逛的学生。他们三三五五聚集在一起，每天为争夺头领地位大打出手，哗众取宠在快班门口捣乱，挑战老师的权威。

　　慢班其实一点都不慢，他们精力过剩，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非凡的“创造力”。每到考试的时候，他们作弊的方法总是令人意想不到；他们骂人的词汇也不断推陈出新，直抵人类伦理的底限；他们大多好勇斗狠，在每日里相互的殴斗中升级采用的手段，几乎每天都有在打斗中挂彩被送往医院的；另一方面他们还大都早熟，对男女之间的事情比我们更早的得到自我启蒙，并果敢的在校园里展开行动。课间的时候，他们会堵在有他们相中的女生班级门口，放肆地大喊那女生的外号，或抢夺对方的书包文具之类；集体看电影的时候，他们会直接挤在女生旁边坐下然后侧头专注地盯着对方；他们揣着照相机爬到笔直的杨树顶端去拍摄女厕所；他们会采用死皮赖脸和穷追猛打的方式逼迫看中的女生就范，有一次甚至把一个女生的自行车高高挂到铁皮校门顶端的尖刺上。那个时期，校园里充满着暴力和流氓行为，所有教室的窗户上都被迫蒙上了一层钢网，以保护不断被击碎的玻璃。

　　终于有一天，校门口的牌子上被人写上了“矿机动物园”五个大字，这是所有暴力活动中最高级的形式，非常罕见的体现了一次准确性和幽默感。

　　快班之痛

　　“快”班里的氛围也是非常变态的，许多人都突然拥有了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并试图通过竞争继续分化这个群体。在这个班级里，老师鼓励不要命型刻苦学习的同学，强调成绩在对学生评价中的绝对地位。这和小学的时候提倡学雷锋做好事，学习张思德、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邱少云、黄继光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主义精神导向形成巨大反差。因此面对突然变更的价值观，我显得极为不适应。我好动的天性和好奇心仿佛遭遇到另一种壁垒，在一片埋头学习寂静的阵营中，又成了一个边缘人物。无奈，我把所有的创造力付诸“搞笑”的活动中，以此获得一丝存在感。在班级自习的时候基本接管了课堂，和另外几个不安分学习的同道中人彼此呼应着，掀起一波一波的哄笑声。然而存在感虽然有了，但代价是沉重的，每次考试我都名落孙山。全班五十四名学生，期末成绩最差的一次是倒数第四，这个足以让父母蒙羞的记录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期间父母想尽一切办法帮助我跳出堕落的深渊，耐心的启发、树立光辉的榜样、课外的辅导……可这些均没奏效，最后他们使出了杀手锏——大胆采用改革开放之初用于生产领域“物质刺激”，父亲在一次期末前大声鼓励我说：“这次好好考、每进步一个名次，奖励人民币一毛钱！”听到这句话的当时，我仿佛看到了过去国产战争片中国民党军官的形象，听到了“弟兄们、给我冲！”那句陈旧的台词。然而结果是我又一次让他们失望了……

　　那又是自己人生中的一个暗无天日的时期，我厌恶上学但更害怕下学回家。因为班主任和数学老师都和我家住在一个单元里，这种便利条件致使每一天我的“错误行为”都会被告知家长，然后就是难熬的一个晚上。久违的体罚又一次莅临我的日常生活，甚至变成了每日晚餐的前菜，让我带着恐惧、就着羞辱和自卑下咽。而且打击的力度也与日俱增，达到了一生中最高的峰值。在班级里我变成了一个反面的典型，恶作剧的高手。

　　不仅年级里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同一班级里学生也在继续分化，而且分化的等级是沿着教室空间轴线方向变化着。从讲台下第一排到最后一排，就是一个班里从优到劣的座次，而我至始至终都坐在最后一排。后排是一个班级里的边缘地带，老师的注意力一般不会投放到此，学生也更容易忽略掉老师的谆谆教导。此地还往往聚集了全班最不爱学习的同学，聚集在一起之后也会产生抱团取暖、同病相怜的效应。

　　摘苹果的时候

　　1981年一部励志电影《莫让年华付水流》上映，对全社会迅速升温的学习状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部电影的主题曲整天在课间的高音喇叭中播放，当时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手王洁实唱到：“哎、年轻的朋友，青春的脚步，似行云水流；生活的道路，要靠我们探求、探求；莫叹息、莫停留，莫叹息、莫停留……青春的心愿，在太空遨游；青春的旋律，为你想在心头；要思考，要奋斗；要思考啊，要奋斗……”这歌每到课间操放风的时候就响起，连给学生松口气的机会都不给，它霸占听觉以至于最后形成了条件反射，一到课间耳畔就萦绕着这八十年代初期的主旋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十年之后才渐渐消失。

　　当时几乎所有的家长都跟打了鸡血似的，统统把注意力都集中到孩子学习这件事情上，每天漫山遍野的晨读和晚自习教室里的人满为患的情形，显示出整个社会一反常态开始拨乱反正、堂而皇之大走白专道路了。我表面上也追随大流参与晨读和晚自习，但完全是在应付。要不心猿意马，要不如坐针毡。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还经常惹出一些麻烦、闹出一些乱子，令老师深恶痛绝，让家长恼羞成怒。

　　许多时候家长会深度参与孩子的背诵语文、政治，解析数理化和学习外语的过程中来，所以晨读经常可以看到父子或父女相伴在人口密度较低的地方朗读、背诵、考核的场景。中考和高考临近的时候，这种现象就会激速增长，成为遍布社区犄角旮旯的人文景象。

　　每年备考期间恰逢卧虎山上果实累累但又青涩之时，漫山遍野一片生机勃勃令人期待的景色。此时，专心学习的孩子看到的是风景，培育的是情怀；但对于我这类不爱学习但又必须应付家长要求的孩子来说，上卧虎山晨读看到的则是果实，是诱惑！终于又一次极富戏剧性的故事诞生了。记得是1980年五月的一天，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装模作样一起去卧虎山晨读。书没看几眼，倒是看中了果树上挂着的那些青涩果子。此时，梨、苹果都只是山楂般大小，青皮的核桃个儿稍大一些。闪身溜进果园，一人放哨、两人采摘，少倾、已是裤兜满满。揣着这份贪婪的“硕果”走出果林，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贪欲满足之后忧虑开始涌上心头。因为为了保证果园的收成，有护林员来回巡视，若被抓住的话，将面临罚款、禁闭、写检查、通报学校等处罚。这时、那装在兜里的果子俨然如一颗颗拔掉保险的手雷，越来越重、越来越危险。

　　果然，在下山的拐弯处，突然冒出来三个护林员，其中两个膀大腰圆面露凶光。他们喝令我们站住，然后开始搜身，结果是铁证如山无法抵赖。他们一前两后押送我们去设在牛奶场的办公室接受处罚，这时候我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于是产生各种铤而走险的想法。第一个想法是逃脱，找一个拐弯处有树林的地方撒腿猛跑。可是那盯在后背的两双眼睛时刻保持着警惕，另外下山的路两侧都是开阔的土坡，无处藏身。第二个想法是非常危险的，那就是突袭对方，重创他们之后逃跑。结果刚捡起一块砖头，就听得身后一声怒吼：“住手！你还想行凶么！”喝止我的是身后那个外号叫“大青果”的青年，他住在邻近我家的一栋楼里，这家伙演过话剧《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卫队的成员。这时我才意识到，这回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了……

　　审讯

　　在牛奶场东侧的那排平房里有一间处理治安事件的办公室，进去后我看到一个满脸正义的浓眉大眼的三十岁左右的男子，他双手下按着桌子怒视着我们三个蟊贼。

　　首先是落实罪证，几个人监督我们把各自兜里的果子分堆摆放到桌子上，然后论罪处罚。当时告知我们处罚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罚款，其二是移交派出所。而罚款的标准是一个小青梨罚一元，一个青皮核桃罚五元。由于在路上乘人不注意的时候我扔掉了大部分的果实，所以我兜里拿出来的只有一只梨和一个核桃，核计罚款六元。而另外两个同学一个被核定罚二十元，一个罚十五元。听到这个数字我们三个都傻了，对于被罚最少的我即使六元也是一个不小的数额了，何况另外两位。于是内讧开始出现，另两位同学开始相互推诿果实数量的归属问题，这倒是正中审问者的下怀。

　　非常荒诞的一幕出现了，审讯者拿起一把扫帚塞到其中一名同学手中，指令他抽打另一位同学。这是挑起内部矛盾让两位同学狗咬狗的伎俩，外号“大李子”的同学开始还不愿意拿，结果“啪”的一声挨了一个大嘴巴，接着在一声严厉的督促下开始用扫帚把抽打另一位同学，同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这招的确比较歹毒，之后他两个还真的互相咬将起来了……

　　这期间我被晾在一边，没人理我。也许是他们看我比较“油皮”一点，先惩处另外两位，杀鸡给猴看，试图起到震慑作用。待到恐惧的氛围营造得差不多了，他们开始把矛头转向了我。

　　“你爸爸叫什么？”“你的学校和班级？”“你知道不知道你犯下了严重错误！”

　　……

　　连珠炮似的发问，对答如流的回答。

　　“小刘、马上给派出所说一下，中午把人送过去！”他们开始动用最严厉的威吓。

　　“要么罚款，让你们家长拿钱来领人！”

　　我说：“没钱！”

　　“啪！”旁边那个黑不溜秋，膀大腰圆的后生一个巴掌扇过来。我当时就急了，操起一个铁皮簸箕对他大骂道：“别牛逼、出去练练！”

　　“嘿、小子、敢顶嘴！看你到派出所还敢不敢硬气！”

　　……

　　正当我们在激烈争执的时候，院子里传来熟悉的青年朗朗默诵课文和中年人循循善诱的声音。我心里猛然一紧张，“不会吧！难道是爸爸和哥哥的声音？”。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果真是父亲陪着哥哥在复习政治路过这里。我一想这下麻烦了，赶紧降低了吵闹的嗓门。但是“大青果”认识我父亲，他出去直接把我父亲叫了进来，这下可尴尬了！看来我严重干扰了父亲望子成龙的良好心情，那时每当他为老大畅想美好未来的时候，我总像是掠过他思绪的黑影。这次看到我糟糕的状况他肺都气炸了，几步抢上来就要抡开了揍我。当听到审我的那位说我不服审问，还要和人家出去“操练、操练”，估计他当时已经天旋地转了……

　　这是初中阶段我最后一次给家长惹麻烦了，从此以后我鬼使神差一般逐步步入升学考试而学习的正轨。

　　高考英雄

　　父亲的一个老同学张伯伯在祁县的军工研究所做政委，常来我家里。他倒是一直非常器重我，提醒我父亲给我更多的关注。张伯伯的儿子大虎比我大四岁，但却是我非常好的玩伴儿。大虎从小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在学校和生活区制造过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但是1979年高考，这家伙居然一鸣惊人考上了大学。在太原读大学期间，大虎有时候会来家里吃饭，他的饭量大的惊人，一次可以吃满满四大碗米饭。

　　大虎的饭量和他当运动员有关，他喜欢排球，在大学校队里担当副攻手。来我家里的时候常穿一双蓝色的旅游鞋，这是一款来自现代社会的、超越传统回力球鞋的新风尚。这种鞋体现了一种新的美学系统，即追求健康同时兼顾美观。八十年代初期这种款式的运动鞋和羽绒服一样，都表现出运动美学特有的气质，偶尔会出现在运动员和流氓的群体之中。表现出勇于创新，不拘一格的生活态度。大虎当时的穿着是混搭性的，脚上的装扮俨然已经迈向了现代性，但上半身依然穿着古板的蓝色中山装。我认为这就是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它们相互映射、相互影响着。

　　大虎所在排球队的成绩是非常优秀的，是全省高校比赛的冠军。1980年的时候他们代表山西省参加全国联赛，临行前他来到我家里小住了几日。他和父母谈到了很多大学生活中的事情，学习、生活、运动、情感……旁听的我第一次对大学产生了一个生动具象的认识，因为过去我所有关于大学的认知尽来自于两条线索：高尔基自传改编的连环画《我的大学》和电影《决裂》。高尔基所说的大学就是复杂艰苦的社会环境，这个对我没什么吸引力，因为我所处的环境更乱、更惊险；《决裂》中描绘的电影基本上是被丑化之后的“人性堕落的巢穴”。而大虎所介绍的自身体会折射出了大学的安宁和浪漫，令我向往。当他说出自己在重庆参加完全国联赛去长江三峡旅游的计划时，我被这种生活的丰富多彩彻底迷醉了，我开始产生了一个非分之想——上大学。

　　大学梦

　　《花城》上登了一中篇小说《谁与我同行》，是以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大学生恋爱为主题叙事的中篇小说，散文式的叙事风格。连续几天晚上睡觉前，妈妈都会把这部小说分段读给我们。当时我虽情窦未开，但文章描述的大学校园的静谧、建筑的典雅、学习生活的多姿再一次吸引了我，我想独立，想再一次逃离灰暗的现实寻找一种理想的境界。那时能考上大学的孩子都是社区里的英雄，他们受人羡慕，不仅他们的事迹被人们添油加醋后传扬，家长也会满面春光。我们这个子弟中学在以往的高考历史上，最好的记录是一年内考上两名本科生，之后就基本上每年“光头”了。如果要上大学，就必须首先在升学考试中考入市属的或省属重点中学，否则基本上就进入绝望的境地了。

　　相信如果当时我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的话，一定会被周围人们当作一个笑话的，因为我糟糕的学习状态也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学校曾经不止一个老师对我妈妈说过：“你们家苏丹，还想考大学？门儿都没有！”这话对当时的我算不上什么打击，因为我从小就做好了上山下乡的准备，只是社会制度的突变和风尚的急剧转变令我猝不及防，但周围同事这样的评价的确会让父母蒙羞。初中三年级开始后的一天，妈妈正襟危坐，把我拉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说道：“爸爸、妈妈没有能力给你转学了，你要想实现自己的梦想，考上大学，就靠你自己努力吧。”这次谈话非常简短，没有说教、没有比较、借鉴，也没有情绪化的煽动和警示，但在我的心里引起的震动还是非常大的。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没多少时间，我要奔向自由的人生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了……

　　物理老师和天主教徒

　　我在最危险的时候遇到两位老师，一位是小学四年级时候的算术老师郭秀清，另一位就是这个时候遇到的物理老师郭增禄。神奇的是她们都是天主教徒，一个在“兵荒马乱”的时期关注到我熟读《水浒》这件事情，让我对学习有了些许的兴趣，从此悬崖勒马、另辟蹊径；另一位在我青春叛逆期并准备背水一战，绝地求生的时候，给我施以援手，助推我抢滩彼岸。她们用包容和爱接纳了我，让我重新审视自己发现自己的潜质然后释放。

　　矿机厂向南一公里，解放路东侧有一座体量巨大的天主教堂。那座土红色的建筑被隔离在高高的围墙后边，即使这样，它尺度巨大的立面还是突出于围墙之上，构成了解放路沿街立面富于变化的轮廓线。那布满盲窗罗马风格的建筑立面独特、构图严谨，有别于遍布北城区的工业建筑和四平八稳的办公楼建筑。应当说相当醒目，同时也充满神秘感。由于文革期间对天主教的丑化和污蔑，小时候路过这座教堂的时候，总以为这座没有光线的建筑里面隐藏着阴谋和罪恶。歌颂义和团、小刀会、白莲教的连环画，还有后来的电影《黑三角》中的诽谤和虚构都强化了这种意识。但是这两位老师用他们具体的行为感动了我，也令我对过去的宣传产生了怀疑。

　　郭增禄老师戴着一副宽大的黑边眼镜，操一口标准的太原方言，她的面孔永远保持着一种少有的冷静。据说她曾是文革前太原主教区代理大主教郝鼐的秘书。更重要的是她的物理课上得朴实、厚道，注重实验对理解和记忆的影响。而所谓厚道就是不刻薄，课堂上多鼓励少批评，尤其不给学生过于轻率定性。这种态度首先让我如释重负，忘记了“讨厌鬼”、“坏蛋”等身份，专注于知识本身。这种意识上的松绑迅速地影响着自己的状态，进步的速度甚至经常令自己困惑，好在时间不多了无暇纠结。

　　物理课成绩的变天引发了连锁效应，我的数学、化学、语文成绩也开始全面提升。一个学期过后，我竟然进入班级前十名的行列。这个成绩应当说就是很有希望考入重点中学了，中考的时候尽管英语只考了34.5分，但还是如愿以偿考入了省重点中学太原六中。这也意味着我即将离开生活了十二年之久的矿机宿舍大院，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学习，这简直是一个具有魔幻感的人生历程。每次回想起来都还有点不可思议，仿佛是冥冥之中循着暗示和指引前行，但从现实意义上看，这是自己朝着梦想迈进的第一步。

　　直到现在我对两位郭老师一直心存感激，是她们在最危难的时候拯救了我，每逢想到这里，冥冥之中我似乎领悟到了一个宿命的暗示。近十几年来我多出入于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等天主教国家，每逢看到那些伟岸、沧桑的殿堂，看到信徒们虔诚的目光，我就会想起我人生中遇到的两位善良的老师。后来听说郭增禄老师一直居住在美国，两年前和郭老师通过一次电话，可惜她耳朵不好无法听到我时隔三十多年之后对她表达的谢意。

　　最后，由衷的感谢为本文提供作品支持的艺术家宋永红、王兴伟先生，感谢专门为文章拍摄天主教堂照片的张晨光先生，感谢为文章提供老照片的尚晓东、任慧龙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