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著名设计教育家，知名设计评论家，艺术策展人
“进山”与出关
——《出走与逃亡》之五（完结篇）
苏丹
李天元作品《解放》，1992年我的高中校名叫“进山”，在此学习三年之后我实现了“出关”的夙愿，不仅走出了“娘子关”，而且一个猛子闯到了“山海关”以外。
进山中学
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中国社会重新贯通了个人在社会公平上行的途径，正确疏导了生命能量流动和制动的环节，于是文革以来的一切乱象逐渐趋于平静。接下来就是理性的个体开始寻找成长的温床，其中优秀的中学就成为全社会的宠儿和焦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教育资源的匮乏和不均衡构成了一对愈演愈烈的矛盾，强的愈强、弱的愈弱。这对既相生又相克的矛盾破坏了整个社会的教育环境，收益的只是那些处于优化之后小环境中的人。
生源一直被看做是功利色彩下追逐教育成果重要的资本，高中如此、大学亦如此。当时（估计现在也如此）一个城市中的优质高中汇聚了两种类型的学生，其一是通过自己努力获得优异成绩的学子，另一类是拼爹的学生。像我所处的子弟中学这类教育机构，就是典型的处在下游不断败坏的环境，教师和优质生源不断流失使得知识的流动阻滞愈加严重。早在初三之前，一些同学已经通过家长的努力实现了“移民”的梦想，他们捷足先登进入优质的中学。而我们则必须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能在日后的中考中实现这个愿望。
1981年9月我正式进入太原六中读高中，省重点中学校园的气象和子弟中学差别太大了，这让自己一开始感觉到有几分惶恐。那时的六中像一个大隐于市的庙宇，深藏于残败市井细碎的机理之中，其内涵锦绣、古木交柯，参天蔽日；其克己复礼，学舍俨然、庭阶寂寂。走进这个校园，立刻就会感受到它非凡的历史和执着的理念。而一部校名的更迭史总是密切关照着政治的历史，我的高中太原六中原名是“进山中学”，创建于1922年9月，是一所曾经享有盛名的学校。1952年更名为太原市第六中学，1985年又恢复原有“进山中学”的校名。非常幸运的一点是，在“进山中学”的校训中有两条对我的人格和素质塑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条是强调劳动和学习的关系，另一条是提倡多样化的培养。同时我入学的时候恰逢中国高中开始启用三年制的过渡时期，于是同一个年级分两年制和三年制，入学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进行选择。父母出于对我基础的担忧以及哥哥高考时间整体规划等方面原因，最终让我选择了三年制。这样在此后的三年高中学习中，我就得以从容不迫拖泥带水地度过了美好的高中时光。
进山中学校门（张晨光拍摄）南北轴线
进山中学的校园格局体现出颇有几分偏执的中轴线观，一根明确的轴线贯穿了整个学校狭长的地带。校园地势北高南低，因此这条轴线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它起始于南临上马街的平面呈八字型校门，校门的建筑型制采用了“三间、四墩、七楼”的砖牌楼样式，空间叙事的起始就已经开始标示出这个学校执守道统的立场。校园空间前部细长，像一条陵园中的甬道，可以让人们在行进中继续发酵着敬慕的情绪。两列古老的槐树围合筑就了一条狭长的视廊，幽长而深远。这样才能让进入者的视线缓慢抵达教学楼人字形的坡屋顶、灰墙和主立面上那颗红色的五角星，这条被道路、古树、建筑、装饰强化之后的主轴极沉着地渲染出这所历史悠久的学堂肃穆神圣的气质，令人肃然起敬。
空间叙事的高潮就在教学楼一带，它位于轴线的中部，前边辅以整个校园最为开阔的空间。是学校运动场所在，东侧是篮球、排球的场地，西侧是田径比赛的场地。我的高中是当时重点中学中少见的注重学生素质教育的学校，学生课余生活丰富多彩，所以这部分空间一直是校园中最活跃的地方。
轴线的后半段依次分布着教师办公、实验室、图书馆、食堂和校长办公室、后花园。这条轴线大约有近四百米的距离，终结于北端挂着“实事求是”牌子的一个四合院落。那是一个有点神秘兮兮的地方，院内西厢房的门总上着锁，从门缝窥视的时候，看到的是落满灰尘凌乱的家具和散落的书籍。仿佛被遗弃和忘却的一个失落空间，似一个时间的断崖，悬念重重。如果说这个院子是整个校园空间叙事的尾声，那么院子东侧的紫来园就是绕梁三匝的余音，有几分羸弱、几分残缺，但这恰恰又是当时人文状态的一个写照。这里是晨读和晚自习前的调整最好的去处，是涵养卑微人性的温床。
校园轴线北端四合院内东侧的紫来园，同学们晨读和闲时漫步的场所古木与建筑
由于从事专业的原因，我一直关注环境具有的教育作用，而从对我自身成长过程的分析来看，在这一点上的受益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人的道德情操很大程度上会受环境的影响，进山中学校园独特的气质对我的身心之浸染、熏陶既是直接的又是潜移默化的。昔日进山中学的校园空间中蕴含着浓郁的三晋古风，又残存着几丝淡淡的忧伤。它营造底色是木构灰砖的折衷主义样式，几乎所有建筑都顶着庄重的坡屋顶，如民国的遗老遗少尽管岁月如烟，依然正襟危坐沉湎于往日的威严。主楼北边的几座一层硬山坡顶建筑是教研室和实验室，墙身弹痕累累，想必这里曾经经历过一场恶战，一次浩劫。操场西侧矗立着一个西式装饰主义风格的礼堂，尽管装饰纹样被简化了，但仍然气度不凡。可惜这座礼堂在我们入学之前遭遇一次火灾，一直大门紧闭，玻璃上尘垢满面，零星的野草从龟裂的台阶缝隙中长出，预言着这个伟岸建构的死亡。
然而总体上看，进山中学是生机勃勃的。校园中树龄在五十年之上的乔木有很多，乔木种类包括刺槐、榆树、松柏、杨柳和少许的果树，花灌木包括丁香、榆叶梅、迎春和连翘等。这些树木被重重叠叠的院子护佑着，躲避过了孩童的摧残，拒绝了城市建设的危害，一棵棵长得身型茁壮、风姿绰约。一些古树甚至须两个人才能围抱，树冠如云、浓荫蔽日。记得高三的时候校方管理者给它们编了号，高龄者竟有700多株。这些苍劲古朴、油然自得的树木是校园景观，也折射出了进山中学尊古厚道的人文精神。此外这些参天古树还是校园历史的见证者和述说者，夏日它们把浓荫铺陈在大道、墙身和鳞次节比的灰瓦上，冬日把稀疏的影子写在地上，刻在人心里。
每年春天迎春花最早揭开了万物复苏的序幕，它们黄绿色的枝条从紫来园花圃的矮墙装饰性空洞中伸出，带着满臂明黄色的小花向外界倾诉冬天里的困顿，吐露春天里的情怀；然后紫来园一带的榆叶梅就开始进入竞相开放的时节，先是硬朗干枯的枝杈上生出无数的芽苞，然后花朵在几天内持续爆发，把校园空间中最寂静的角落变成最热烈的场合，仿佛到处是生命力绽放暴响不绝的声音；夏天、丁香花开的虽然低调，米粒大小白色的、淡紫色的小花一束束跃然枝头，但它们却能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存在，它们悄无声息散发出“植物的荷尔蒙”，一夜之间弄得芬芳满园。
古树掩荫下的位于校园轴线北端的四合院秩序
进山中学的秩序不仅仅是表现在空间的组织上，更在于它的松弛有度的校园管理。第一次到这个学校，最突出的感受是它的庄重和神圣。尔后的学习过程中，第一次享受到校园环境应有的秩序和安宁。这里是一个可以让学生安心读书，教师认真备课，课堂全神贯注的地方。完全不像在子弟学校中，整天介风起云涌、龙蛇争霸般动荡。 在那些漫长混沌的岁月里，永远弥漫着一种明净和污浊、礼数与暴虐相混合的气息。教室的门经常在上课的过程中被粗暴踹开，然后冲进几个暴怒的青壮年汉子殴打惹是生非的孩子，老师只能站在一边目瞪口呆地盼着事态平息；有时教师受完作业暂时放在讲台抽屉里，但晚间会从窗户里潜入几个蟊贼，把这些作业本盗走，然后在角落里化作灰烬或在茅厕里变成手纸……而在这所市属学校，这种令人恐怖和啼笑皆非的事情都不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消失了。
1983年“严打”之前，太原市的社会治安形势应该说是相当严峻的。许多学校校园情况也非常复杂，经常遭受外部势力的袭扰。但进山中学的校园却能保持安宁，这主要得益于几方面因素。首先密闭的围墙隔离了嘈杂的社会，强有力的监督和管理缔造了良好的社区。进山中学的校园在东、西、北三个方向都由教师宿舍区和教育学院以及另一所中学包围着，只有东侧的一小段围墙和南校门、西校门与外部社会直接相接。东侧围墙很高且挨着篮球场和排球场，视线开阔，并且由于那时西门只有在放学的时候开放，其余时间都上着大锁，因此与教与学无关的社会闲散人员进入只有通过狭小却庄重的南门。有一次我亲眼看到几个体育老师率领一些员工勇猛冲击，将闯入校园的一群寻衅滋事的社会青年驱赶出南门。另一方面学校严令禁止在校学生动用校园以外的社会势力介入学生之间的纠纷，处罚措施相当严厉。因此在我高中学习的三年之前中，几乎没有看到过校园内发生的肢体冲突。
此外还有来自学校每一个个体的共识，不仅是教师也包括学生。因为在学生眼中，学校就是一艘众人赖以抵达彼岸的大船，校长是船长、是舵手，教师是兢兢业业的船员。这俨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大家共同维护着校园之内一切的设施，一草一木及所有的规则。这种温和、有序是美育的起点，它灌溉着我的良知，让它慢慢萌发和成长。
太原六中初三781班毕业合影 照片中很多人最后成为我高中的同班同学
太原六中初四十一班毕业合影 二排右二为我高中第二任班主任尹靖立老师跑校和扒车
进山中学离矿机宿舍的距离遥远，要跨一个区。每天需要骑自行车花四十五分钟的时间去上学，三年内风雨无阻。这样的长途奔波除了比较辛苦以外，有时还有一定危险。首先是辛苦，早出晚归的作息到了冬天，几乎是每天两头见星星。山西的冬季寒冷、干燥，长时间骑自行车需要棉手套、口罩、棉帽、棉鞋全副武装，而一旦这样又加重了骑行的负担，影响了反应能力。山西的春天和秋天虽然雨水少，但那风是恐怖的，尤其沙尘暴每年都有几次，刮的时候天昏地暗，十米之外不见景物。严重的时候，那强劲的风可以抵消骑车人全部的努力，把骑在自行车上的人定在路上，如同一个个雕塑。
对于跑校者而言自行车如同坐骑，是自己求学历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的坐骑非常特别，用的是一辆父亲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花九十元买的二手自行车。过去山西人对自行车很讲究和爱惜，而那辆自行车原本在矿机社区就是一个笑话，因为它真的是和侯宝林先生的相声“夜行记”中描述的那辆“除了铃儿不响其它哪儿都响”的老的不能再老的自行车了。在自行车清一色黑色的时代，那辆陈旧的军绿色自行车显得格外扎眼。而我最怕的就是扎眼，因为这种扎眼让所有的寒酸暴露无疑。我一怒之下用油漆对自行车的外观进行的大胆的修饰，用更刺眼的柠檬黄在车身上，挡泥板和链盒上按照自己的意图刷了若干装饰图形，于是这辆破车简直成了一朵奇葩，在八十年代自行车的海洋中格外醒目。当时正在背诵李白的“将进酒”，所以我父亲自嘲，把它比喻成“五花马”，对此、我只能苦苦一笑。
辛苦的跑校历程也迫使我成为了一名扒车高手，因为这是一种省力又风光的事情。骑车的时候一旦看到同路有开得比较“绵”的卡车或拖拉机，就会不失时机地紧蹬几步骑车追将上去，然后右手扶着车把，左手伸出去抓住车斗上的构件，这样我就变成了它的一个附属部分，速度大增。八十年代的太原路面上，扒车是一道粗旷的风景，是体现胆魄和身手的出行方式。这种省力但危险的运动一旦上手，就会成为每天乐此不疲地追逐的一种快感。那种单手控车、单手牵挂的动作，潇洒！那种穿越交通工具性能所产生的风驰电掣般感受，刺激！每天上下学在建设路狂飙的时候，我仿佛觉得全社会都在看着我。
那时候扒车上了瘾，技艺不断提升，在建设路上我几乎可以征服除了轿车以外的所有车辆，包括很难搭手的无轨电车。这种对机动车的侮辱无疑也是对驾驶员的冒犯，因此扒车的潇洒过程中经常夹杂着扒车者和司乘人员的“斗争”。有几次扒电车时我被售票员从车窗里伸出手，用木制的票盒敲击搭在门框上的手；还有更多的时候司机通过反光镜看到我得意忘形的样子时会恼羞成怒，进而猛踩油门。这个时候身体就会被加速的车体牵引离开自行车座，这是非常危险的时候，必须控制身体和自行车的整体性，迫不得已就必须放弃。高二的时候，我终于出了一次事故，被一辆其貌不扬的加带挂斗的卡车甩了出去，失控的自行车急速地在路面上扭了几个S形后，我扑倒了路面上。几个翻滚之后，已经遍体鳞伤。最后我爬起来推着损坏的自行车一瘸一拐来到学校，那一次我第一次上学迟到了……
王纪平作品《狼系列》 1985年老师们
刚到新的学习环境中的时候，我有许多的忐忑，感觉每一位同学都是规规矩矩的好学生，而过去环境中已经习惯了的那类混世魔王全然不见了踪影，我真不知道自己能否适应这个良好的环境。由于不了解我的过去，六中的老师对我都很友好，即使是批评也带着浓浓的善意。这种情况下我就顺水推舟伪装得温文尔雅，时间一久竟逐渐忘记了笼罩在头顶的阴云和一直背负的阴影，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程。
高二开始文理分班，对于我这是一个根本不需要纠结的事情。那个时候中国社会文化中崇尚实用主义，学习专业也估量未来的应用前途。因此一度大言不惭地鼓吹“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我的数理化成绩都还不错，就坦然地选择了理科。但是三年学习中印象最深刻，且对我影响深远的却是两位语文老师。
杨文明老师是我高中的时候第一位语文老师，他教了我们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他对我的启发一直到今天还在。杨文明老师穿着讲究，举止儒雅，一看就是个文学系统中人。他上课的方式非常独特，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学生阅读，他自己只是不停地在教室里踱着步子，然后耐心细致地回答学生的提问。但是这种方式无疑是大大超前了，过去的学生大多数希望听到老师通篇的讲解，习惯于被动状态下的学习。而对于这种针对个体的、主动式的、带有讨论意味的教学明显不适甚至反感，于是课堂反应冷淡，家长议论纷纷。
杨老师给我们布置的第一篇作文是关于中秋节的，题目就是“中秋月”。我的作文在父亲的指导下一鸣惊人，文章引经据典、海阔天空一通神侃，远远超出了中学散文模式僵化的格局。当时杨老师在课堂上给大家读我的文章，弄得我一开始以为自己做了反面典型。
杨老师最牛逼的一次语文课，是学习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他身着一件深蓝色的中式棉衣不苟言笑径直走上讲台。杨老师一反常态为我们激情四射地通篇默诵《纪念刘和珍君》，杨老师北京人、所以标准的普通话加上每每恰到好处的发力煽情，还有那一连串的有力量但又克制的动作……同学们全部被彻底震惊了，我们感受到了思想和语言的力量，杨老师通过精准的方式把这种力量传递给了我们。
白鸽昕老师是我们第二位语文老师，和杨老师的创造性相比他年长、稳健、知识渊博，注重语文基础性知识和修养的培育。他给了我对语言非常理性的认知。
高二的第一个学期，其中语文考试拉开了议论文写作的序幕，那次考试作文要求评价学校里发生的一件事情。结果年级里绝大多数人按着惯性又写成了散文，全年级8个班几百名学生的作文只有三篇有点议论文的模样，这其中也包含我的作文。811班一位同学的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出色，对当时风行校园的“五讲四美”活动中显露的表面文章工作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老师们对此文给予极高评价，并在其余个班广泛推送。当时白老师用他带有浓厚福建口音的普通话为我们朗读了该文，这件事情至今仍然让我非常钦佩，它足以反映出当时六中语文老师的整体素质和价值观。
高814班同学1998年聚会 第二排左四是高中第一任班主任王琦老师，第二排左五是第二任班主任尹靖立老师
2018年3月在北京看望高中数学老师高博陶，高老师今年九十岁高龄，却依然思维活跃，语言表达清晰。美术组
刚入学，我父亲就听说学校在筹备美术组，他就非常积极地督促我去报名，因为错过了报名时间，好像还专门给班主任王琦老师写了一封信举荐。当时的高中，一切为了高考，成绩就是命根，所以绝大多数家长和老师都不支持学生参加过多的课外活动。但我的情况比较特殊，父亲一直希望我读一个文理兼容的专业，并很早就为我选择了建筑学，因此他一直暗中做着酝酿和铺垫工作。
当时的美术组就在我班级的隔壁，一个隐蔽在安静的角落里的空间。美术老师是刚刚调入学校不久的靳成章老师，他戴着一副深色的宽边眼镜，一年四季中的大多时候都身着一身灰色的中山装。当时美术组里一开始的成员中，的确我是唯一的一位高中学生，这样我也就成为靳老师的助手。那个时候的中学美术组担当着文化氛围营造和宣传工作，校园里主要的几块黑板报都是靳老师负责的，每次我就作为助手协助他写字、画插图。就连校门口的几个用红漆描摹出来的大字也是由我们完成的。由于没有专业考试的压力，就成了一个自由表现施展才艺的地方。学生们可以把自己擅长和喜欢的各种类型的作品，素描、水粉、水彩、水墨、甚至工笔拿来让靳老师评价和指导。这样自由的氛围实属罕见，空前绝后。
每隔半年，美术组还会在校园里举办一次展览，每一次展览都没有专用的空间，就直接把参展作品粘在户外展板上进行，那简直是一种完全开放性的展览方式，堪比中国现代美术运动中的“星星画展”。第一次展览由美术组十余位成员递交的几十幅作品组成，密密麻麻安排在几大块宣传展板上。课间、参观的师生还真不少，络绎不绝的观众围着作品评头论足。这一次、我的作品数量最多，由此名声大噪，回到班里也会听到班里一些同学对此在窃窃私语地议论。靳老师喜欢工笔画，我在高中的头两年也经常摆弄笔墨，山水、人物、花卉遇到什么画什么。此外、还和靳老师还学会了托裱的技能，即使回到家里也能在简陋的环境下完成基本的工序。
和今天考前班的专业性相比，高中的美术组更像是一个兴趣小组，松散、自由，但这一段经历对于我而言却是非常重要的。多年之后，我绕了一个巨大的圈子进入了美术学院，应当和这一段的启蒙有一点关系，当然这仅限于情感方面的联系，但是情感的种子也许就是个人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
宋永红作品《2009年的风景》，2009年五讲四美和道德楷模
高考被大众看作是人生进步的天梯，每一年高考录取结束后学校都会张贴红榜，上边密密麻麻写满了金榜题名的学子。这本身也是对低年级的一种激励，尤其我这种向往大学独立自由人生的学子。但就在这个时期，一个大学生潘晓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八十年代初，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发表在《中国青年》上，题目是“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这篇黑色格调的文章一石惊起千层浪，很快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那时候虽然还没有“负能量”这个词汇，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的确突出、醒目，具有很强的杀伤力，尤其对于我们这些从小任人摆布、盲目乐观的青年。我们的高中也组织过几次不疼不痒的讨论，其实这个话题离当时的我还有一些距离，因为这是精神突然获得自由之后出现的空虚和困惑，需要另一个知识体系去扶助。而对于我们这些尚在自由大门外争相拥挤的高中生来说，显然缺少必要的语境而显得像无病呻吟。但是社会、学校却如临大敌，马上启动了强大的宣传工具传播正能量。先有“五讲四美”的理念宣传，尔后是“一山两湖”的光辉事迹的介绍，最后又有张海迪、李燕杰等正面形象代言人和宣讲高手不断现身媒体。
张海迪的演讲主要是现身说法，以一个高位截瘫的残疾人和命运抗争的具体事迹产生人生观的导向，发挥励志作用。而李燕杰的演讲则侧重于价值观讨论，这方面对演讲者口才有较高的要求，李燕杰那时候是首师大的一名讲师，但真是能讲。并且场面壮观，经常在体育场内面对过万的人群侃侃而谈。我们听李燕杰的讲座都是依靠那种最简陋的录音机播放的，从未看过影像资料更别说真人了。许多年以后我在石家庄开会，旁边就是老先生，还是风采依旧。在狭小的会议室里发言依然要站起来讲，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我认为中国在八十年代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是一个必然，这是思想的禁锢解除之后的一种反应，也可以看作是人性从复苏到觉悟的一个必经过程。在这一轮觉醒和覆盖的竞争中，显然后者牢牢占据了上风，但是我还是肯定潘晓的作用，是他用沉闷、压抑的笔触把中国社会的思考导向了更为深刻的境地。
李天元作品《英雄》，1993年
李天元作品《华尔兹》，1993年食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跑校的学生可以申请在学校的食堂用餐，这份福利也给了我许多难忘的记忆。食堂位于中轴线后半段的东侧，是一座坐东朝西的坡屋顶建筑，入口直接开在西面的山墙上似乎总挂着厚厚的门帘。它的室内设施相当简陋，印象中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开饭的时候我们要么就是直接站立在食堂的饭厅里进食，要么就是端着饭盒满校园乱跑。洗碗的长条状水池靠在南向的侧墙上，在开饭的时候会提供开水，以便师生们刷碗和饮用。
高中食堂的清苦是令人难忘的，虽说当时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生产力得到很大的解放的时期，但社会主体的日常食谱中粗粮依然占有一定比例。窝头、发糕、玉米面面糊糊是粗粮“粉墨登场”的粗糙样式，它们一般出现在早餐和晚餐。中午的饭菜略好一些，会有面条、馒头有时甚至会有糙米饭出现。早餐、晚餐配菜都是山西人最拿手的各种咸菜，而中午所谓水平提升之后的炒菜则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唯一的一次留下印象的菜肴还是因为一起群体斗殴。
在争分夺秒准备高考的日子里，没有什么人会滋生享乐意识，对于学校的食堂更不会有人会抱有任何幻想。平时肉馅儿包子的出现已经是抵达期望的尽头的事情了，更不要说满浇着诱人汤汁的肉丸子。因此在1983年深秋的一个中午，当食堂的小黑板上突然出现平日少有的“溜丸子”菜名时，我们这群可怜的“食客们”根本无法抑制激动之情，大家情绪开始骚动，并出现了少有的拥挤。突然我看到前排出现打斗，我的一个同学和另外两个穿军装的学生拳脚相加打在一起，一般来说中午在一起用餐的同学都是比较要好的，于是我想都没想就冲上去加入混战。陆续的又有其他同学也加入了进来，六中的食堂里第一次出现这种全武行的场景。混乱之中学校里一个俞姓的工人上来就踹了我几脚，另几位老师也开始拉架算是控制住了局面。这时候我才突然醒悟，这里不是子弟中学，打群架在省属重点中学里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想到这里又联想到不久将至的高考，不觉出了一身冷汗。下午战事继续升级，演变成了更大规模的两个班级之间的冲突，终于质变成了一起严重扰乱学校教学秩序的事件。
第二天课间操结束后，在全校的大会上，教导主任语调严厉地谴责了这一事件，并当众点了三个祸首的名字。我当然也在其中，这也是整个高中期间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在全校大会上通过高音喇叭被播放，可惜是负面的。之后的一段时间是我入学高中之后最黑暗的时光，不断找教导处领导陈述情况、检讨错误，乞求校方给我们一次改过的机会。因为我深知，这个时间节点上如果被给了处分将严重影响自己的未来。最终我们可爱的班主任尹靖立老师“奋力抵抗”，坚决不接受校方过于严厉的处理决定，这才使原本给予的处分打了些许折扣，而情节略轻的我就因此逃脱了处分。
高中同学合影，其中两位参与了此次食堂斗殴事件
班主任尹靖立老师，得益于尹老师的坚持争取，我在这次食堂斗殴事件中免掉了处分。高考——人生的断崖
对于我而言，当年悬崖勒马、绝地反击就是希望通过高考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三年的从容等待很快就进入尾声了，无论是课堂还是在家里氛围越来越紧张。课堂上老师开始圈划复习的重点、甚至孤注一掷的押题，一轮轮的高考模拟考试更是把紧张的氛围逐渐推向了高潮；在家里、每一个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都成为整个家族关注、关照的重点，家务活没有了，营养在不断加强，同时家长们为孩子谋划未来的专业和学校成为每天里他们最过瘾的话题。
应当说父母对我的了解还是非常透彻的，这是十几年来“斗智斗勇”的结果。他们首先坚决不让我选择涉及医疗这种关乎人命大事的专业，坚信我会有一天做完手术把剪刀或纱布留在患者肚子里边。他们一如既往地动员我选择建筑学这个文理兼修的专业，这一点让我今天回想起来仍然感激涕零。因为对于自己来说，当时的想法是很简单的，无非就是走出娘子关看看外边的世界，越远越好。而且我生性好动，最喜欢地质勘探这种漂泊动荡的工作生活状态。记得当时写过一篇宣泄这种想法的日记，父亲“偷看”日记之后和我做了一次深谈，他委婉地劝我把这个想法扼杀在动念之初。
高考的时候，我们的考场设在离家里更远的太原一中，那个距离超出了自行车出行的常规范围。于是家里如临大敌，在各方面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妈妈特地借了一个亲戚在火车站附近的房子给我做午休之用。考试的场景就不用说了，有这种命悬一线经历的人都会终身难忘的。那种安静可以听到计时钟表表针在残忍的削减有限的时间，那片蔓延在考场内外的焦虑，还有骤然响起的冷酷的铃声。这种由政策、制度、规则、格局、文化积习以及控制时间的道具共同营造的空间氛围炙烤着个体的身心，它是许多人一生都难以忘怀的。我也如此，时隔三十多年以后，那急促的铃声依旧会不定期地光临我的梦境。
八十年代的高考考场出关
妈妈多次和我讲过，在我出生后不久她曾找人给我算过一卦，卜算者对妈妈说：“你这个孩子，将来会离你们很远。”有古训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但我高考后所报志愿大多很远，都在一千公里之外，最后被录取的院校也是距太原1400公里的哈尔滨。这结果的确应验了算命先生的预言，我一下子不仅走出了娘子关，更是越过了山海关即将抵达一个文化和气候完全不同的环境。
至此，从初三发力到高中谨小慎微的学习和“做人”，我历时四年完成了我从小就许下的并曾反复尝试的心愿。1984年8月底的一天，我背着行囊，提着爷爷当年从安徽去北京求学那只黑色漆皮箱子，在父母和同学的陪送下登上了北去的列车。站台上，一声长长的汽笛嘶吼道出了我潜藏多年的心声，身体伴随着列车沉重的喘息终于启程。十二分钟后，列车路过矿机宿舍，透过车窗望去，那片灰色的楼群已经掌灯，灯火阑珊处是我曾经温暖的巢穴，那片铁路和公路之间的空地上依然有顽童的身影，但这景观中的一切都在列车快速的疾驶中被压扁，成为一个模糊的片段甩在了身后……
高814班毕业合影（苏丹：后排左七）最后，衷心感谢为本文提供作品支持的艺术家李天元、宋永红、王纪平，感谢我的同学李建勋、戴兵、宫彩娥、高润琴提供老照片，感谢张晨光先生为此文拍摄进山中学校门的照片。
2018年3月25日完成于成都双流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