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新式救火场景。 千里移植的通脱木。 程存洁博士展示通草纸片。黎旭阳摄

　　通草画，曾经在十八九世纪从广州黄埔港运往西方各国，并在西方风靡一时，相隔百年后，却在原产地广州渐渐湮没在时光的烟波浩渺中。

　　遥想当年，在广州这个“一口通商”的繁华口岸，通草画作为最受欢迎的外销画，最兴盛时整个广州城绘制通草画的画匠多达两三千人。热闹的黄埔码头上，启程归国的西方人将这些带有活色生香中国印记的画作捎往遥远的异国他乡。

　　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周游东方时，获赠十几本、300多张通草画，至今仍保存在俄罗斯皇家博物馆中。而在英国、瑞典、美国等欧美国家，上至皇家宫廷、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下至寻常百姓人家，通草画带着浓浓的旧时广州记忆依然为人们所着迷。然而，在故土广州，通草画却几乎绝迹。

　　今天，我们带着这段失落百年的广州记忆，走上了寻找通草画的旅程……

　　通脱木：千里“复活”之旅

　　千里深山寻通草

　　浙江大学药学系薛祥骥教授指出，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知道通草这种植物，并取名于“有细细孔，两头皆通”之意。其“叶似蓖麻，其茎空心，中有白瓤，轻白可爱”。据专家介绍，通脱木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容易生长。十八九世纪的广州，盛行用通草片作画，也和通草的简便易得、物美价廉有关。

　　然而，时过境迁，随着外销市场的中断，当年在广州唾手可得的通草来源——通脱木，时隔百年也几乎“绝迹”，连树种较齐全的华南植物园里也没有。

　　对于消失已百余年的通草画制作工艺，今天的工匠们已一无所知，制作通草片的手工作坊也濒临灭绝。为了一睹通脱木真面目并且研究通草画的工艺及源流，使这种承载着广州乃至中国文化符号的历史“芯片”得以传承，程博士费尽苦心好不容易在网络上发现了一条“贵州省贵定县通草片加工厂”的信息，并顺着蛛丝马迹两次深入贵州贵定县铁厂乡芭蕉冲偏僻山林，找到一位叫王玉龙的手工艺人，实地考察生产通草片的全部过程，终于使这一乏人问津的手工艺秘诀得以公示天下。

　　与此同时，通草画也引起了当时任广东省文化厅厅长曹淳亮的重视。为了“复活”失落已久的通草画工艺，留存这段珍贵的广州历史，曹淳亮厅长决定从通草原材料——通脱木着手，让通草画技艺重现广州。2007年，曹淳亮亲自带队，包括广东省文化厅苏桂芬巡视员、广州市文化局巡视员陈玉环、广州博物馆馆长程存洁等在内的科考队伍深入贵州芭蕉冲深山，决定将通脱木引种回广州。他们在王玉龙的带路下，步行数小时后，终于找到通脱木并采集了13株通脱木苗，连泥带土用稻草捆扎妥当，连夜启程送返广州，种植在广东艺术学院校园内。

　　程存洁博士告诉记者，这13株通脱木苗早已长大成材。而未来，要将通草画像印度的贝叶文书那样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传承，在原材料、技艺等诸多方面，还有大量工作等待着人们去探索。

　　广州版“清明上河图”

　　由于直接取材自植物茎髓，通草画的保存十分不易。据程博士最新研究发现，和普通纸相比，作为绘画材质，通草片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不怕光照射，不怕虫咬噬，也不怕水浸泡。但画在通草片上的矿物颜料就另当别论。“通草画的颜料是否怕光、怕水，还需进一步研究。”与此同时，通草片质地松脆易裂，容易折断，极难保存。如何保护好现存的通草画，使其延年益寿，尤其是面对自然原因使其破裂时，该如何修复，是程存洁博士目前正在着力研究的问题。

　　“通草画对社会生活描述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宫廷院体画和中国传统的文人画，成了十分难得的反映广州口岸社会风情的珍贵资料，极大地补充了中国传统的官修史书和文人笔记的文献记载之不足。”程博士说。这些通草画使广州的历史风貌被鲜活地留存下来，俨然一幅广州的“清明上河图”。直观生动的图画对于研究当时广州的人文、服饰、造船、街头职业、生活情趣和审美观念等方面的历史变迁，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而伊凡表示，通草画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是文化和社会史的生动见证。在程博士看来，通草画也应该像印度的贝叶文书一样被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传承，因为它是世界性的。

　　程存洁介绍说，他看到一些收藏者喜欢按纸本画的处理方法来粘贴通草水彩画，即将通草水彩画的四角用黏性材料来粘贴，结果导致凡是被黏贴的地方均折裂或折断，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其实，由于通草片质地非常脆，这种画千万不能折叠，一旦被折叠，其破坏更是毁灭性的。适当的保护措施是将通草画放入用绫缎或较为坚硬的纸本框好的框内，而不是用粘性材料直接将通草片黏贴在纸本上。针对这种水彩画的质地，未来对于通草画的保护工作则显得尤为突出和紧迫。

　　通草画：失落百年的广州记忆

　　“米纸”乎？“桑纸”乎？

　　通草，不是作画的颜料，而是画作的“纸”。它是五加科植物“通脱木”的茎髓。据《广州植物志》记载：通脱木，别名通草，生长迅速，繁殖极易，茎髓洁白轻软，名为“通草”。《红楼梦》中，元春元宵节省亲，荣国府却已是满园“春色”，原来“柳杏诸树虽无花叶，然皆用通草绸绫纸绢依势作成”。据广州博物馆程存洁博士介绍，至今，广东、浙江、贵州等地依然保留有使用通草片制作人造花鸟、盆景的工艺，通草片也用于出口制作圣诞节的装饰品。此外，通草还可入药，有清凉、散热和镇静之功，早在《本草纲目》中就有记载。

　　通草画，就是画在通草片这种特殊材质上的水彩画。自古以来，世界各地皆有特殊的记载人类生活信息的材质，比如古埃及的纸莎草纸、死海的羊皮古卷、西域高僧携来的印度佛经贝叶等等。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中国风”劲吹欧美。程博士说，当时照相术尚未普及，来访广州的外国人迫切希望能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带回本国，于是广州创作和生产的外销画因其写实性强而成为外国人争相购买的物品。而研究通草画历史多年的英国友人伊凡·威廉斯告诉记者：“当时西方人甚至说，没光顾画匠的画室，几乎就等于没到过广东。”伊凡在研究中还发现，在当年，适用于水彩的纸张，因为太昂贵而无法符合廉价的彩色图画巨大的需求量。于是广州的画家开始使用一种更便宜的材料。通草片取自植物茎髓，唾手可得、价廉物美，尤其是这种材料质地轻白，上彩后色彩亮丽，立体感强，人物栩栩，景物生动，深受外国人喜爱。此外，它材质轻薄、便于携带，比起象牙、玻璃、瓷器等艺术品，价格便宜，携带也更方便。

　　程博士说，当通草这种新型绘画材料初传入西方时，因为质地雪白而被西方人误以为是由稻米制成的，因而被西方人称为“Rice-paper”。也有人认为是桑树制作的，也称作“桑纸”。慢慢的，原有的中文名词“通草”却被人渐渐地遗忘，代之以中文名词“米纸”。这种中英对应的译名一直误传至今。据伊凡先生著文介绍，在欧洲博物馆和图书馆的目录中仍见有“米纸”和“桑纸”之名。

　　从兴盛到消失

　　19世纪初，来华的西洋画家带来了西方写实绘画风格，通草画作为特殊的带有中国风情的“历史记忆品”，将中西画法融会贯通，将东方风情和西方审美趣味合二为一，吸引了大批西方顾客。所以通草画上的人物虽身着晚清中式衣衫，眉目描画上却明显着色较重，且鼻梁偏高，有明暗色块处理，形象上颇像外国人。

　　外销市场的火热需求使广州画室作坊一时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1835年的一份材料表明，在广州十三商行附近有约30家商店卖通草水彩画。1848年一位外国游客游记显示，19世纪中叶广州有两三千人被雇用制作这种画。从外销到海外的通草画上的商标及外国人游记中，可以看到通草画的早期生产基地主要集中在广州十三行商馆附近地区。当时，从广州归国的西方人行李中携带几本通草画就像今天我们出国时购买异国他乡明信片一样留住记忆。

　　19世纪40年代，随着摄影术开始普及，照相业开始逐步取代外销画家的工作。同时，鸦片战争之后，香港及东南五口通商，广州不再是外国人进入中国的唯一港口，广州外销画家的创作内容、方式以及画室的设立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据程博士介绍，现存的通草画记录显示，目前看到的最早的通草画作于1825年，时至20世纪30年代，通草画就彻底从海关出口清单上消失了，随后也渐渐消失于广州人的记忆中。

　　一出东方情调大戏

　　据程博士介绍，当时广州外销画家在紧靠广州十三“夷馆”的同文街和靖远街建起了画室，这样外国商人在广州期间，便可以很方便地去这些画室挑选或订购作品。怀远驿和瑞兴里都是当时生产和出售通草画的基地。

　　据程存洁考证，从通草画画面上所描述的文字也可以判断创作这些画作的画家们熟悉广州社会风情。比如，在一册“刑罚题材"通草画内，看到一幅“砍头示众图”，画面上立有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特受南海喻……”等文字，说明这幅画是描述发生在广州南海县的事。此外，通草画所描绘的题材极为广泛，主要表现为广州的风土人情、百姓日常生活，农村和城市劳动者耕织养蚕、采茶、捕鱼、家具制作、瓷器生产、街头买卖、节庆、习俗、戏剧表演等社会生产和文化生活情景，以及花鸟鱼虫、植物、动物等等，可谓当年社会生活和自然生态的全景描图。而广州作为“一口通商”的繁华口岸，得风气之先的新式西洋事物也得以呈现。比如，在广州博物馆馆藏中，就有三幅反映新式消防制度的画作，从居民急搬，到消防队员扛梯子、挑水桶、推水车，非常生动。

　　“带着写实笔触与喜剧意味的情节，仿佛扮演着一出出东方情调的大戏。”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毛民博士如是评价这些画作。

　　寻回来的“历史”

　　多方借力助通草画重返羊城

　　兴盛百年，又消失百年，借助一个偶然的契机，通草画开始重回广州视野。

　　遥远的因缘

　　话说上世纪70年代的一天，家住英国约克郡的伊凡·威廉斯太太在剑桥大学的露天市场闲逛，正嘀咕着要不要花钱买下一件钟爱的大衣时，瞥见另一个摊贩正摆卖几幅貌似画在轻白丝绢上的画作，她深知丈夫对精美艺术品颇有兴趣，就放弃了买大衣的念头，把那套花卉蝴蝶买下送给丈夫。这套画正是一套百年前画于清代中国的通草画。也正因为这套画作，此前和中国毫无关系的伊凡先生从此开始了对通草画进行寻根溯源的研究历程。

　　十余年后，1995年，现任广州市文化局巡视员、时任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的陈玉环赴英考察，在牛津大学博德利恩图书馆里，看到了许多十八九世纪广州画家制作出口到欧美各地的画作，深深为其吸引。“这些画，面积最大不超过两三个巴掌，看上去笔法虽然有点幼稚，却着色夺目，凹凸有致，质感效果几近刺绣，且题材繁多，花鸟虫语，小桥庭院，市井百态，美不胜收。”陈玉环回忆起第一次观赏通草画的感受。她毫不犹豫地向图书馆订制了一批幻灯片打算做未来研究之用。

　　没想到的是，奇妙的因缘接踵而来。伊凡先生告诉记者，因为研究通草画，他曾赴英国最主要的几大博物馆查询通草画资料，三位分别在这博物馆工作了7年、10年和13年的馆长，一致表示之前没人要求查看关于通草画册的资料。当伊凡先生试着去其他博物馆继续探寻通草画的踪迹时，在牛津大学博德利恩图书馆，他幸运地在借阅登记册上看到了陈玉环的调阅记录，终于机缘巧合地联系到了来自通草画故乡的同好。陈玉环得知一位异邦老人竟然对百年前的广州绘画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大为欣喜，立刻表示欢迎老人到广州看看。

　　世界各地的捐赠

　　在陈玉环的推动下，2000年，伊凡先生亲赴广州将珍藏的60幅不同题材的通草画捐赠给广州市。老人认为这些珍贵的画作还是应该回到它的故乡。2001年伊凡先生与广州博物馆及中山大学历史系共同举办了《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情调——伊凡·威廉斯捐赠19世纪广州外销通草纸水彩画》展览，通草画才第一次回归广州人的视野。陈玉环表示，希望通过这样的展览唤起广州人民对自己城市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记忆。

　　据陈玉环介绍，伊凡先生在广州期间，曾热切地希望寻找当年广州十三行的遗迹，可惜沧海桑田，“我们现在能够让他看见的广州历史，还不如他在绘画上看见的来得具体和真实。”陈玉环坦陈。从中也可见通草画的艺术和社会史价值。除了伊凡先生，还有克罗斯曼、孔佩特、甘文乐等西方学者对通草画充满兴趣，不远万里搜寻和研究。“如果没有这一群白发苍苍的欧美长者还在寂寞地收集和研究通草画，这一宝贵文化遗产可能从此就湮灭在历史灰尘中了。”毛民表示。

　　程博士介绍，目前广州博物馆馆藏有近四百幅通草画，既有来自国际友人的捐赠，也有国际友人从海外帮助购买，还有从广州市文物总店或民间收购而来。英籍华人赵泰来也捐赠了一些通草画，大部分放在番禺宝墨园收藏。

　　本版通草画图片选自《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由作者程存洁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