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虞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县城街上大喇叭里广播了中央文革有关“贵州四一一派是革命组织”的通知。

　　这是真的吗？当我还处在半信半疑中时，董延新却带着一群青年男女涌进了文化馆的后院，群情激昂。

　　“我们四一一解放了！”

　　“我们平反了，翻身了！”

　　“贵阳的四一一上街游行了。”

　　“我们也要游行。”

　　“走，我们还要到贵阳去！”

　　“文化大革命万岁！”

　　....。.

　　还有人居然唱起了《四一一战歌》：英雄四一一，山城骄傲，迎着风暴勇敢前进....。.

　　简直是狂欢。这个阴冷的狭窄小院顿时沸腾开来。

　　这群人中除了谢应祥，其他人我都不认识、，经介绍才知道有几个是清镇中学的老师和学生。其中就有旅馆那两个女人议论的那个北京分配来的“四一一”坏头头——田世信。

　　在群情激昂的的氛围中只见田世信面容消瘦，眼神疲惫，神情倒显得十分平静，少有言语。一阵热闹过后，众人散去。董延新约我和他一起把清镇的“四一一”重新组织起来，但是我却再也没有了这份热情。

　　贵州“四一一”“支红派”大家喊的都是革命的口号，干革命都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我们就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挨批斗呢？今天我们平反了，或许明天又要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一片革命的真情，换来的却是被愚弄的迷茫，差点儿被这场蓄意制造蒙昧的“红海洋”淹没。我不后悔，但是再也没有心思去投入了。自从被分配到文化馆的那天起，我就暗下决心要珍惜这份工作，要安安份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实际行动为人民服务。我有意疏远了这群 “四一一”战友。

　　想当初，到文化馆上班的第一天，刘馆长说：“文化馆总算来了个女同志，以后你就当会计管账吧。”

　　“管账？！”吓得我倒吸了一口冷气。

　　“馆长，我是个粗心大意的女生，最怕跟钱打交道了。求求你，别让我管账，除了管账，其他我什么都愿意做。”我也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这个胆，居然敢拒绝领导的第一次任务分配。

　　出乎意料的是刘馆长没有生气，只是说了一句：“文化馆的工作多得很，你就干别的吧，慢慢学。”

　　馆长的这份理解，我很是感动，心想一定要好好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几个月来除了文艺演出是属于我的专业以外，像布置会场、写大标语美术字、编写简报、刻钢板、印刷、摄影、冲洗照片、还有画画等每项工作我都得从头学起，边干边学。也许是因为我天生就有广泛的兴趣和爱好，就喜欢学习，所以我不仅能适应了文化馆的工作，而且很喜欢并决心要好好的工作，绝对不再参与“四一一”的相关事情了。

　　没过两天，田世信再一次进入文化馆的后院时是被馆长请来的，已不再是那天刚从“牛棚”里出来的样子了。他上穿白衬衣，下穿一条黑裤，虽然谈不上笔挺，但是很大方。他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脸颊表情仍显平和淡定，俨然一个文弱的书生像。我怎么都不相信他是什么“坏头头”，我想他肯定是被人整的，被冤枉的。

　　馆长此次请他过来是为了画宣传画，那时陈应鸾老师正带着我们用画格子放大的手法放大毛主席像。当时也正是因为陈老师告诉我说油画颜料可以一层一层的覆盖，可以反复修改，于是我也就大胆的跟着陈老师画。其实，陈老师自己是画国画的，也没有画过油画，如果有个专门的美术老师来指点的话，那我们就轻松多了。听陈老师说以前文化馆有大任务的时候，田世信也会被调来帮忙，更何况他和老家在北京南边涿县的馆长还是同乡，因此他进文化馆大家都很熟悉。交谈中我感觉他这个“四一一坏头头”不仅没有山城的骄傲自豪感，反倒流露出一种与我相似的不愿再投入火热战斗的情绪。经馆长和一中领导交涉同意，田世信又被借调到文化馆来画宣传画。

　　就这样田世信正式走进了文化馆，走进了我的生活。

　　我自幼就喜欢画画写写，即使长大了，还是难以忘记儿时用蜡光纸剪纸花，用小小彩色蜡笔为自己写的出刊的作文结尾处画上几朵小花、几根小草、几颗小树或一条小船时荡漾在心头的那一丝美滋滋的喜悦。小时候，我几乎把我所有的课本插图都临摹过，那时候没有纸我就在街上捡烟盒纸....。.可惜的是那时候身边没有人教。直到后来在艺校学表演时，我还总爱跑到美术班去玩，对美术的兴趣始终没有放弃。如今，美术老师从天而降，降在我的身边。我不知道该感谢老天爷还是感谢毛主席，还是感谢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需要画大量宣传画和领袖画像，那来这个梦寐以求的机会呀！。经历了“四一一”战火洗礼后的我，此时已无什么崇拜，无什么激情，能在此辅导群众排练歌舞，走乡窜寨搞点宣传活动，有一份工作，尽一份责任，能立足于此的这种生活我已经知足。现在又还能学画画，当然高兴。

　　田世信开始来文化馆工作的时候，带来了一中他的学生毛振业，大家都叫他毛儿，他也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有工作，也喜欢画画。由于工作任务比较繁重，所以馆长很爽快的答应毛儿也参加工作。我们没日没夜的在画画，馆长也每天都在馆内，他是陪伴我们，也是监督我们。我们开工的第一张画是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招手，画幅足有三米多高，四米多长。田世信画画根本不像我们那么费劲，他随手几下就把人物形象在画布上分布开来，稍加调整头部就开始有些像了，显示出学过专业的优势。我只能是帮着画后面的大背景，与其说画画，不如说是平涂颜色，至于什么黑白灰、虚实、冷色、暖色、什么色调等等专业术语我都是第一次听到，我也就只能边画边琢磨其中的含义。毛儿比我强，他还知道伦勃朗、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安格尔、门采尔....。.听着他们谈论这些画家的画，我的心都被揪起来了，我是多么的渴望能看看这些大师的画啊！但是那时候到哪里去找呢？田世信原有的一些画册都被学生抄走，消失在“红海洋里”了。他们谈论的内容我连想象的余地都没有，因为在学校时我常去美术班，也只是看同学们画画，很少接触其他知识，所以此刻就只有傻傻的听着了。有时候，还一点一点的记录在自己的本子上。

　　就在这时，我的一个贵阳画界的朋友“王大爷”(王伟)来清镇玩，看到我在学画画，很高兴。“王大爷”与田世信和毛儿一见如故，谈笑风生，他们也成了朋友。以后“王大爷”经常来清镇玩，还给我送来好些当时唯一发表有外国美术作品的杂志-----《星火》和一些老明信片。尽管印刷质量不好，但对我还是很珍贵的。我开始看到意大利文艺“三杰”的《蒙达丽莎》、《西斯廷圣母》和《创世纪》，德拉克洛瓦的《自由之神》，还有苏联画家列宾的《伏尔加河的纤夫》，谢洛夫的《近卫军临行的早晨》、《女贵族莫洛卓娃》，希斯金和列维坦的风景画，还有女画家柯勒惠支的版画等等。在这些彩色画片的引导下，我开始步入美术馆，如获至宝，兴奋不已。把能剪下的画片小心翼翼地剪下，贴在一本厚厚的旧书上，这成了我“混入美术界”的第一本心爱的画册。

　　文化馆的楼房虽然不大，但办公室和阅览室都集中在二楼，一楼足有一百多平米的大厅，在不开展任何活动的情况下，也就只有我们三人画画倒也宽敞。田世信教我们随时退后远观，手把铅笔伸直了虚着眼睛看，对比找出长短虚实的关系。虽然，这些专业的学习方法，对我而言，理解上有些困惑，但是没有丝毫削弱我的兴趣和热情。每当画得不理想的时候我就会多问。我还主动多干些辅助工作，缝制大画布、买工具、还天天主动清洗画笔，我相信只要我在他俩身边用心学习，一定会有进步。[次页标题= 导航短标题=]　　县里分配的宣传任务很重，我们白天不停，晚上也加班到十二点(全县电灯熄灭为止)。与田世信接触多了，我才慢慢的发现他是个性格开朗、为人直爽、幽默机智的人。他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令人羡慕。每当我们画累了，他就会讲笑话或大唱样板戏，他那纯正的京腔京调真比京剧班的老师唱得还好听。他的歌声，为我们紧张的工作增添了一份乐趣。有时工作中发现问题，他就即时指出。馆长对画评头论足说得不对时，他也会直言反驳。大家相处和谐，馆长支持我学画，把馆内那段时间的其他工作都交给了陈老师和董延新。我学画学得忘了画外的一切。

　　工作太紧张，为了节省吃饭时间，也为了节省点钱，我们三个单身汉决定搭伙吃饭。这一决定也得到了馆长的积极支持，就在文化馆开伙，馆长还主动张罗着帮我们买锅碗瓢盆。我就住在文化馆的后院，院内原本只有陈老师父女住，院里有自来水，出门就有菜买，要做饭买些厨具就可以了。真正开始开伙的时候，田世信的厨艺让我大吃一惊，他不仅是美术老师，就连做饭也比毛儿我俩内行。经田世信捣鼓一下，一块豆腐居然也能成三碗菜，就连白菜萝卜在他手下也能有滋有味，我真是小看了这个北方的男人。我从小是吃食堂长大的，对于做饭，没有任何经验。因此 我还是只能帮着打下手，洗菜、洗碗之类。

　　繁忙的工作拉近了我们彼此的距离，坦诚的交谈赋予了我们彼此的信任。尤其是那别无选择的家庭出身——地主-----给予的压力更是让我们之间多了一份难能可贵的理解与亲近，我自觉不自觉地开始关注他的点点滴滴....。.

　　他出生于北京一个有名望的家庭，家族内兄弟姐妹众多。在家族兄弟的大排行中他是最小的一个，家里都称他老小，兄弟姐妹二十余个，但是解放后各自自顾不暇，也都少有往来。他父母这一房有三男三女，大姐为了帮助弟妹们上学只读了大专就工作了；二姐、三姐都毕业于北京大学、大哥先就读于辅仁大学，后转入北京大学毕业；二哥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田世信因为学费之难，报考了不用交学费的北京艺术“吃饭”(师范)学院附中。我非常钦佩他父母，在解放后那么艰难的环境中，还有能坚持培养子女个个上大学的胆识和远见。遗憾的是父亲在文革的批斗中早已逝世，母亲随大哥居住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田世信自己在艺术学院附中毕业以后直升大学本科，在校期间，曾直接受教于张大国、李瑞年、于致珍、祖文轩、戴克鉴等先生，那时还有邵晶坤、白雪石、吴冠中、卫天霖、等几位先生在校给学生的影响也很大。他在大学开始学习雕塑，六二年国家困难时期，雕塑系下马，因此转到中央美院代培，改学别的专业。由于大排行的二哥田世光当时已是著名的花鸟画家，为了避“贴金”之嫌，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油画。在油画系李俊等先生的指导下，学了两年油画。其实，他最喜欢的是卫天霖先生的油画。

　　田世信在毕业时，他自知出身不好，不可能留在北京。于是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他自愿选择到少数民族集聚的黔西南地区的贵州省，与同班学国画的宋剑锋同学一起坐火车经广西辗转到贵阳。虽然说俩人的家庭出身都不好，但宋剑锋是共青团员，而田世信是“只专不红”的普通群众，所以两个分配名额，宋留在了省城贵阳图书馆，而他则往下分配到下层安顺地区的清镇县一中。二十三岁的小青年，儿时在家是老小，是全家人都宠着的宝贝，第一次远离京城来到千里之外的偏远小县城，何以承受这种被发配、被冷落的孤独。他用泪水书写的第一封家书寄到北京，再一次浇上兄姐们的眼泪时，字都似乎变得模糊不清了....。.千里迢迢，爱莫能助啊！不久后，在北京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二姐为了照护这个弟弟，就志愿调到贵阳地化所。从此，田世信在贵阳算是有了亲人，有了依靠。另外清中还有不少从外地分配过来的青年教师，很快便和大家熟悉了，尤其是那位从中央广播电视台下放下来的体育老师李梦善，是天津人，还喜欢拉二胡，在京腔和酒香之中，他俩自然就成了最好的难兄难弟。有时候李梦善也来文化馆玩玩，我们俩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便以兄妹相称了。

　　县一中虽然有美术课，因既无美术教室也无画板画架之类，他这个美术老师也就只能教学生写写美术字。虽然美术课教学任务不重，但只要别的课教师少缺，领导就会派他去顶课，所以他教过外语、历史、语文、政治、音乐、地理等等 被誉为“万能教师”。因此，接触的学生比别的教师多，与学生的交往也多。到文革派性对峙时，他自然而然的站在了学生多的“四一一”派这一边，并与学生还有教历史的付责中老师一起到贵阳串联。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年轻人都是任凭感性的激荡，满腔热忱，忠忠恳恳地投入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行列，谁也不会想到一夜之间“四一一”派突然被省革委定为“反革命”组织。一时黑云滚滚，面临被抓被批斗的厄运，田世信也不敢回清镇了。他跟地化所的姐夫和其他几个“四一一”一起串连到昆明，形势不见好转。姐夫回了贵阳，他则与其他几个“四一一”战友登上直达北京的火车，上京告状，寻求支援，结果处处碰壁。那时候全国各地，每个地方都派系林立，针锋相对。他们住在清华亲身经历了“井冈山”与“四一四”的武斗。也就是在这里结识了徐纯义、余孝颖、李青、大老刘(振伯)、郭平、田志明、赵闯、莫付林、王立帮、王润生等等这一帮“四一一”死硬分子并成为终身的朋友。清华武斗，他们连夜外逃，一直步行到清河，等停火后，又回到清华继续写材料、发传单，田世信还画了一张省革委主任李再含手持屠刀屠杀“四一四”的漫画寄回贵州，也就是这张漫画使他被列入“四一一死硬分子”的黑名单之列，“八一八”还扬言要打断这个人的手。幸亏风云变幻莫测，当这群“四一一”死硬分子被抓回贵阳时，“八一八”的打手们自己却处于崩溃散伙的局面。这群“四一一”死硬分子没有遭打，关在河滨公园旁边的财经干校，集中学习几天就通知各单位领回处理。田世信回到离别两年的清镇一中，直接被关进“牛棚”，开始接受劳动改造和群众的批判，直到“四一一”平反，他才得以解放，被刘馆长请到文化馆来参加宣传画的工作。我们有幸相识。

　　在那革命的年代，每个单位每天晚上都有政治学习。文化馆是与电影院和新华书店集中在一起，因为完成宣传画的时间要求紧，我们三人就没有参加学习，都是发文件让我们自己看。给我们不去参加政治学习特殊待遇，真是太幸运了。我们宁愿加班到深夜，都十分快乐。我们除了画画，外面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贵阳有些“四一一”的老战友也曾到清镇来玩过，见我们真是埋头在画中，也就没有拉我们去参加战斗了。我们画完一张又一张，晚上画室内的，白天画大街上的。在不知不觉中革命形势又紧张起来，传说贵阳又发生武斗了。晚上，时有持枪的革命同志到文化馆来巡查。看我们画的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还有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是在干革命工作。尽管我们刻苦认真的工作态度让他们难以挑剔，但是他们还是一次次的来巡查，也让我们有了一种形势会恶化的预感。

　　有一天晚上，因为停电， 晚上不能加班画画了。晚饭后，田世信、毛儿带我第一次走进了清镇一中。我们没走正大门，而是从邻街这边小巷走进学校的，没有门的界限。走进几间零散旧房屋的小场坝就是学校的范围了，这些房子是教师的宿舍，要下一个大坎，下面才是教室，教室的尽头是校门，校门外才是上体育课的操场。田世信的宿舍即在几间旧房宿舍之中，一长条小平房，是竹条加石灰的极简陋的建筑形式。当我们正朝他的住房走去时，一个中年男子指着我这个年纪轻轻的姑娘问：“田世信，这是谁呀？”语气中略带挑逗的意味。“这是你家妈！”田世信这出人意外的回答令我惊讶，对方一笑走了。我挺不好意思。他却不以为然说：“这是我们学校文革前的老书记，没什么。”[次页标题= 导航短标题=]　　推开他的房门，眼前是一间小得可怜的小小房间，一张单人床的长度是其长，床边紧靠一张学生用的课桌，床加课桌正好是其宽。这比我们大学用的琴房还小，就像是列车上的一间卧铺间。课桌前的窗子虽然也小，但足够满足这个小小空间的光线所需。室内一目了然，清晰可见。小课桌上一个竹壳暖瓶、两个碗，床上的被子没有叠，枕头也很小，下边还垫着衣服，泥巴地下的洗脸盆旁边则是一大堆衣服，占住这间室内可以自由转身的唯一的空间。田世信指着正对房门边的床头对我说：“你坐，我俩替你把门。哈哈……”好一个幽默的把门神，其实是室内难以再容纳两个人，他们只能依门而站在门外。就在我顺从的坐下的这一瞬间，一股寒气直扎心窝，涌上心头的不知道是诧异、是同情、还是愤慨……这就是他的宿舍——一个名副其实的能关门睡觉的充满着潮湿和破败气息的窝------堆在地上这一大堆衣服中有棉衣、毛衣、单衣、长裤、短衫不堪入目。我见了以后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问“为什么把衣服都堆在地上？”“都是换下的衣服，不想动。”我想也许是他这几个月早出晚归的劳动改造生活，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清洗这些东西，也或许是他不愿再去触摸那记录着他那段时间的历经、艰辛、屈辱的沉积，所以任其在潮湿的泥地上受潮、发霉。但是出于女性的本能，不习惯把衣物堆在地上，所以建议他把这堆东西搬到文化馆去洗了。因为文化馆后院有一个装有自来水管的水泥台，洗衣服、晾衣服都很方便。我和毛儿帮他一道把堆在地上的衣物捆成几大包，带到了文化馆。

　　那晚上虽然停电，但月色倒是明净，月光下三个人，他和毛儿用刷子在水泥台子上刷洗棉衣、绒衣等厚的大件的东西，我则在水池子这边搓洗其他单薄的衣被。衣服各式各样，有西装、中式对襟衫、衬衣、背心等等，大小长短都不一致、都是些破败陈旧的衣物。我问他为什么买这些乱七八糟的衣服。他说：“哪是买的，我从外面被抓回贵阳关在‘八一八’时，是他们通知我二姐给我送去的衣、被。后来，回到清镇，我离走之前留在宿舍里的衣被不见一根纱，书籍不见一片纸，画笔不见一根毛……”“都让红支派抢走了”“二姐送到‘八一八’的衣被则是我全部的家当。每月15元钱的‘牛鬼工资’哪有钱买衣服。天变暖和以后，二姐每次来看我都会给我带些衣服，这其中有姐夫的、还要姐夫的父亲的，成天搞体力劳动嘛，凑合着都能穿……。”

　　原来如此，提到二姐，他特别兴奋。

　　“有一天，二姐来看我，正是赶场天，我将身上仅有的钱到场坝上买了支鸭子，烧给二姐吃，二姐看着我光是掉眼泪，什么也没有吃，还是我自己吃了……哈哈”。

　　“后来大姐从北方给我寄了几件新衣服，就是最近穿的这些。”语气中透射出亲情的温暖与自豪，这是任何革命力量都无法摧毁的骨肉亲情。

　　“我哥哥、姐姐对我可好了。我在外逃串一年多，大姐、老姐、八哥他们几个轮流给我钱。我们十多个‘四一一’难友，当时只有我和永青厂大老刘能收到家里的补贴，靠着俩个人的这点钱，十几个人吃饭都紧张。在武汉我们到饭店买不到馒头，只有饭，我们也只是买饭都不买菜，倒点桌子上的酱油拌着吃……能填饱肚子就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之下，有天李青还花钱给男朋友温思远发电报，激起众人的不满。”无论何时何地，真正的爱情是无法掩饰的、也是无可指责的。李青是个又傻又可爱的好姑娘。

　　“有一天，抽烟的人在在大街上捡到烟头，发现是贵阳的‘乌江牌’香烟，马上意识到是贵州‘八一八’抓我们的人已经到了武汉！我们必须立即转移。队伍分散，我们只剩下十来人到了郑州，不久又转到徐州，由徐州的一个人找亲友关系住进一个废弃的厂房里……”

　　毛儿问：“听说你是在无锡被抓的？”

　　“不是，我和大老刘是在从徐州向無锡火车上被抓的，因为我们没有钱买票，在无锡就被赶下车了。关在无锡的文攻武卫指挥部。那里有个被关的老人，他自我介绍是老革命，但当时革命派却说他是叛徒。还有一个买肉的师傅也被指为反革命，他常从外面买来无锡的骨头分给大家吃。这时，面对面的的一群人，真说不清楚谁是革命者，谁是反革命者……”

　　“无锡当权派把我们交给了贵州的‘八一八’支红派。我和大老刘振伯俩人合戴一副手铐。听押我们的人说，徐州的‘四一一’也都被抓回贵州了。在火车上晃荡了三、四天才到贵阳。同站同坐时倒没啥，就是每到上厕所时，一人站一人蹲下，可受罪了。我们俩才是真正的铁哥们。”是的！他们俩才是真正的用无声之言彼此安抚、彼此鼓励的患难兄弟，真正的相依相靠相狼狈的铁哥们……

　　月光下，一片朦胧中，星星陪伴着我们。我和毛二边洗边听他讲述他在外这段惊险经历。

　　“在牛棚劳动这段时间，除了一些建筑活，大部分时间是跟着庙里曾师傅干木工活，修理老师和学生用的桌椅板凳。曾师傅是我的好朋友，教会我一些木工手艺。”

　　毛儿说：“曾师傅是一个好人。”

　　“对、对！他对我可好了。”

　　“在这段时间里，还多亏一中几个朋友对我的关照。我刚被抓回住在大庙时，有天傍晚收工回来，我一个人进屋正想休息，破墙角的洞口‘咚——’一声，有人从外丢进一包东西，我弯腰向外望，发现是马永书老师的母亲马婆婆，她手指纸包，示意要我捡起来，就迅速离去了。我捡起这包东西，一股浓香直扑鼻子，原来报纸内包着的是一大坨蒸熟的腊肉，捧在手上还热呼呼的……别提我有多高兴，马婆婆太好了，可惜我连声谢谢都没有来得及说，马婆婆就不见了。”

　　“大家都知道我好吃，有时还看 见我去买甜酒糍粑吃。有时劳动太累了，我就喊腰痛。马永书、张鉴言、李嘉顺、帅学琴，他们都会送我酒喝，嘴里都却说：“拿去揉腰吧，多揉几次。”哈哈！实际上是暗示我一次少喝点，多喝几次，真可乐！我会经常得到他们‘揉腰’的酒，还要酱油、辣子面之类。”

　　“有一天，上食堂打饭，正遇上帅学琴，她指着黑板上的菜单问我：‘田世信，炒猪肝你吃吗？’我点头说‘吃！’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付了两份菜的钱，只打走一份，对打饭的师傅说：‘另一份留给田世信。’等老师们打完饭，轮到我们‘牛鬼’时，我得到了这份猪肝……”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给一个牛棚的坏头头买好吃的菜，这是要承担风险的。我不得不佩服这位帅老师的胆识，不能不心生敬意。我明白正是这些老师们的关怀、理解，还有他那 些兄姐的同胞之情，才使田世信顽强的挺过了这段被扭曲的日子，保持了原本正常的心态。使他对我们述说这段经历时毫无掩饰、也毫无怨恨，却时时充满感激，他的言语在黑夜里闪耀着真诚的光芒，。此刻，我也进一步感受到田世信的豁达、坦率与善良的心灵。

　　毛儿早已在椅子上睡着了，田世信帮着把洗净的衣被晾在绳子上。我继续清洗着最后的几件小东西，但愿今夜这哗哗的流水能洗净他曾经经历过的一切辛酸与屈辱，从此，走向光明。

　　东方渐白，黎明即将破晓。一种选择、一种期待在我心里也随之越来越清晰而坚定。他是一个坦诚、开朗而善良的男人。比起以往那些追求者，他唯一的“污点”就是出身不好。而我那自尊自傲的秉性追求“平等”所需要的正是这个“污点”。一年前，我下决心放弃了与我老同学毛助成长达四年的恋情，不仅仅是因为他对我太好，但他是学政治经济学的，而我又不愿因我的“污点”的牵连而影响他的前途，所有我主动断绝与他的联系。同时我内心深处更有一种永不能失的尊严，我认定，在自我选择组成的家庭内，我承受不了那“低人一等”的冷遇。现实生活中，这样不同出身组合的家庭内出现的不平等现象司空见惯，但我是不能接受的。这也是我多次拒绝了别人“追求”的根本原因。而眼前这个可以说“门当户对”的人，一个屋檐下我们可以畅所欲言，没有歧视，没有担心掉脑袋的阴影。还有一点，是我天性爱画，我不在乎他目前的半“牛鬼”的困境，更不管以后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化，我相信，只要能在一起画画，就有我的生活与快乐。

　　心思已定，情绪波荡兴奋。

　　迎着黎明的曙光，我们在院子里拉起了好几根绳子和铁丝。春夏秋冬各式衣服挂满了小院，当我和他面对面共晾一床大被单时，他脱口而出：“李梦虞，我们结婚吧！”这简单、爽快、毫无修饰、直接了当的表白，为一个女子涌动在心而难以启齿的选择与期待给以明确的请求，我热泪夺眶而出，默默点头回应了他。没有媒约、没有誓言、也没有鲜花、美酒，是黎明的曙光，是我们亲手洗净晾起的这件件衣被见证了两颗苦涩而清丽的心，见证了这一不同寻常的缘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