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虞

　　八二年初春，《侗女》意外入选法国巴黎春季沙龙美展的喜讯，像一阵春风吹散了积压在世信心中的种种疑惑与束缚，精神上的自由追求豁然开朗。乘着这阵清风，他利用寒假教学楼内没有学生，本人也无需上课的大好时机，不分日夜的打凿木雕。顶着初春的严寒，在教学楼四层的平台上，将学生赵竹送来的一棵大树根，刀劈斧砍，爽快、利落。仅用了三来天的时间，一件新作品一气呵成。这件作品就是后来引起一场风波的《苗女》。一个盘髻插梳的苗族姑娘头像，牛角梳被夸张成一对大牛角，与此相对应的是双耳下垂吊的一对大耳环，整体的造型和体量，都彰显出前所未有的英爽和灵气。收获的喜悦更激发出他的创作热情，，紧接着《节日》、《荆藜花》、《欢乐柱》等一件件木雕作品接踵而至。

　　这年，贵州省美协决定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一个名叫《贵州省学习民族民间艺术新作展》的展览。故名思意，展品要以民族民间艺术为主题。当时征集作品首当其冲的当然是马正荣、刘雍、付木兰、陈宁康、刘万琪等人。田世信在他们眼里是画画的，才开始做雕塑而矣。有一天，美协主席王树艺先生到艺校听说田世信在做雕塑，还打趣地讽说：“哦！田世信也做起雕塑来了！”田世信毫不示弱的回道：“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告诉您，西方很多著名的美术家即是个画家又是个雕塑家，我为什么不做？”后来。王先生亲眼看到田世信的雕塑时，倒也给予了肯定和支持。美协到艺校教师中征集作品时，看中了《老寿星》、《铁旦》、《歌》、《春》、《秋》等几件小园雕和几件壁掛，说是其它作品体积太大，运输麻烦，就算了。我和世信私下商量，我说：“他们并没有说作品不好，如果只是因为体积大，运输麻烦的话，那我们自己想办法筹借些钱，自己负责运到北京去，行吗？”世信说：“再说吧。”鉴于年初《侗女》入选巴黎展出，我们俩心里都一致认为只要能把作品送到北京，能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就能获得肯定。就在这时，北京中国美术馆馆长曹振锋先生来到贵阳，他要亲自审定将送京展出的作品。省美协的同志陪同曹馆长到艺校视察，看到田世信的作品，他非常兴奋，热情地赞扬了一番，最后对省美协的同志说：“田世信这些作品全部都送到北京去展出。”我不再为筹借作品运输费的事发愁了。“太棒了”！我差点没喊出这三个字。大大小小十九件作品由省美协负责，全部运往北京。展出时间是七月，正值暑假，田世信应省美协邀请，与美协的刘雍、范西林、马振荣等人一起到北京参加布展的工作。

　　7月6日展览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开幕，四百余件作品以其朴实的民族风格，浓郁的地方色彩，为首都北京献上了一束鲜丽独特的山花。当天中央电视台拍摄了现场新闻向全国播报。还有《北京晚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等报纸都分别发出消息登载有关的文章和图片。美协副主席、著名美学家王朝文先生评价为“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美协党委书记、兼常务副主席、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先生赞叹“贵州大有可为。”中央工艺美院副院长吴劳先生称这个展览“清新，悦目。”美术馆馆长曹振峰先生评价这次展览的作品“不是照搬民间，而是以新的面貌展现在观众面前，给人以清新、质朴、高雅、健康的美感。”在京展览大获成功的消息传到贵州，美术界同行奔走相告，为之兴奋。有一天，在庆贺学生鲍志杰考上中央工艺美院的聚会上，蒲国昌老师对我说：“恭喜你呀，听说这次在北京的展览田世信、刘万琪的作品很受欢迎。”田世信打电报告诉我，他送去的19件作品有11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等田世信回到贵阳，他才亲自向我们描述了这次展览在京深受欢迎的盛况。特别谈到展览期间许多老前辈亲临现场，热情交谈的情景。华君武先生多次带人到展厅参观，感叹此次展览“很受震动”，中央美院教授著名雕塑家王克庆先生说：“田世信、刘万琪的竹、木雕为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黄永玉先生说这个展览“真是引人入胜”，著名书法家、雕塑家、中央美院教授钱绍武先生说：“这个展览我看了三次，使我很受震动....。.没有固定化，商品化，而是淳朴、清新、刚健有力，看了好像空气都纯化了。”蔡若虹和黄胄两位老先生说他们都是闻风而来的，看后果然不错。还有刘开渠、黄苗子、郁风、王乙丰、吴冠中、吴作人、方成、张仃、丁聪、常沙娜、袁运生、周思聪等艺术家都到展厅参观并与贵州在场的作者对作品进行赏析，气氛热烈、真诚。同行和前辈们的关注和肯定，给贵州美术以极大的鼓励。展览结束，贵州电视台、《贵州日报》、《贵州晚报》、《山花》、《谈画》等省内报刊杂志都做了相应的报导和宣传，发表了大量参展作品的图片和评论文章，仅就田世信和刘万琪的就有省美协主席王树艺写的《谈田世信、刘万琪的竹、木雕》(1982年10月23日《贵州日报》)，刘万琪写的《看刺梨花有感》(1982年8月8日《贵阳晚报》)，田世信写《苗女创作有感》(《谈话》82年10期)，廖志惠写的《生命的赞歌——看田世信木雕作品有感》，(1982年8月26日《贵阳晚报》)，徐金昌的《成功的探索与创造——访雕塑家田世信》(1982年11月1日《贵阳晚报》)。同时期，国内一些有影响的报刊杂志也还在陆续介绍贵州这次在京展览的情况。如《美术》(82年10期)，《美术家》(香港)《人民日报》(82年8月24日)，《光明日报》(82年8月23日、8月28日)《新观察》(82年第16期)《中国文学》(82年第11期)《中国青年报》(83年1月20日)《人命政协报》(83年12月21日)《装饰》(83年第5期)，这些报刊杂志都为贵州这次学习民族民间艺术新作展喝彩，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当这阵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暖风正在贵州各族人民心中回荡之时，一股寒流却也悄悄来临。

　　开始是部分在贵阳工作的苗族知识分子对《苗女》这件作品不满，他们认为《苗女》的造型丑化了苗族妇女。文艺界少数民族人士如画家潘应华、相培德等人在花溪召开针对《苗女》的批判，认为《苗女》这件作品是对整个苗族人民的丑化和歪曲。本来，审美和学术上的不同见解是正常的。当时，北京为了首都机场袁运生画的《泼水节》的壁画也正掀起一场激烈的辩论。实事求是就好，但贵州苗族知识分子中居然有人把做头像这种雕塑形式说成是“把带牛角梳的姑娘的头砍下来放在地上，成为祭品。”并把这种不满情绪很快蔓延到在贵阳工作的广大苗族干部和职工中去，到处聚集开会，串联声讨，要对《苗女》开展抗议活动，影响最大的是苗族作家龙明伍{笔名伍略}撰写了上万字的文章《假茶叶——对木雕“苗女”的看法》，文章指出《苗女》不是一件单纯的美术作品，它给人的印象代表了一个民族的形象，它之所以引起少数名族尤其是苗族的极大不满，乃是因为这件作品极大地歪曲了苗族妇女的形象，“把社会主义时代今天的苗族妇女的形象，刻画成似乎刚刚从类人猿进化到原始人的形态。”还写到《苗女》的形象“不堪入目”，“不但头上长着一对大大的牛角，而且在整个面部，无论从额头、眼睛、鼻子、耳朵、嘴唇都表现出落后、愚顽、蠢笨、丑化不堪的样子....。.是一个牛头、狗面、猪嘴巴的怪物”等等。把伍略的文章印成铅印单行本在民间广为散发，文章不仅在少数民族知识阶层中起了煽动作用，还将影响扩散到少数民族集居的黔东南的凯里、雷山、丹寨、黄平等地的基层民众之中，挑起不明真相的基层群众极大的愤慨。各自以不同的形式开展对《苗女》的批判、声讨、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作者田世信必须承认错误，作认真的自我批评。还要求所有发表过《苗女》图片的报刊杂志也必须向贵州苗族人民作相应的检讨、赔礼道歉，要求曾写过肯定《苗女》作品的作者——省美协主席王树艺必须在《贵州画报》上发表检讨文章，勒令中国美术馆退回《苗女》带回贵阳喷水池当众销毁。同时，组织人员进京告状，省文联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唐春芳带人到国家民委、国务院、文化部等部门反应情况。要求中央支持他们要在贵阳当众销毁《苗女》的要求。唐春芳到中国美术馆与曹馆长争论两个小时，无理要求取出《苗女》，带回贵阳。曹振峰馆长对唐春芳说：“美术馆无论收藏什么艺术品，都是代表国家收藏的，不是我个人的意志，我个人也无权将已收藏的作品退还给任何人，因为所有藏品都是国家的文物、宝藏。还有，我本人也到贵州苗族地区采风多次，亲眼见过许多各式各样苗族妇女的头饰，《苗女》这件作品，只是形式上夸张了一点，并没有丑化....。.”(附件：1982年曹振峰致田世信的书信)唐春芳在京告状没有得到支持，回贵阳继续组织人员以工农兵的身份批判田世信的作品，还要求要到艺校来贴大字报，开批判会，让艺校校长朱石林先生以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为由而被拒绝。朱校长还对田世信说：“社会上这些事你不用管，安心搞你的教学，把学生教好，继续搞创作，学校支持你。”此时此刻听到校领导的这番话是何等的珍贵，何等的温暖。任凭雷声、雨声阵阵，田世信一直以沉默相对。只是专心于自己的素描教学和刀劈斧砍的木雕创造中，中国文联和贵阳文联预约的两件不同形式的《欢乐柱》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关于《苗女》的争议已有半年多，仍未平息。八三年五月，接到中国文联的通知，派田世信作为中国艺术家代表团成员之一出访非洲四国，贵州只有田世信一人。学校领导积极支持，对贵州地方而言，这可能被视为中央对《苗女》争议的一种表态吧。田世信顺利办完一切手续，暑假，他到京参加代表团正式出访非洲一月。返回学校后，在《贵州画报》上发表一篇访问非洲四国的散记，并介绍了一批别具特色的木雕。

　　据说，八一年中央电视台受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委托在贵州拍了科教片《苗族》，其中部分内容也被贵州部分苗族知识分子干部认为是对苗族文化的侮辱。他们四处告状，最后也未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不了了之。其实，这次也并非所有苗族同胞都把《苗女》视为祸水，原来我们工作所在清镇县农村好些苗族老朋友到贵阳来玩，看到《苗女》的照片都很喜欢，哪有什么丑化，侮辱之感。就是贵阳美术界有些苗族画家，如：刘雍、相抱林等都一直赞美这件作品。艺校我们的学生中也有苗族青年，当他们听说有人要来学校贴大字报，也都愤愤不平地表示要到社会上去找伍略等人辩论。都被我俩说服、制止了。本来嘛，田世信这批作品在创作激情及对形式的拿捏上，都来自于生活中获取到的灵感和兴趣。他在县城中学教书十多年，经常走乡串寨，常与苗族同胞同床而眠，划拳对酒。兄弟般的情义早已融化在心灵的深处，绝非是站在高高之上的大汉族主义者。我俩都交有苗族、布依族、仡佬族的朋友，深情厚意，交往至今未断。其实田世信当时做雕塑用的有些木材都是从苗族兄弟们的柴堆里挑选出来的。这点，对于那些早已离开山寨，长期生活在城市上层的苗族精神贵族而言，是无法理解的。所以他们才如此偏激、狭隘，在维护民族尊严的声浪中宣泄着个人的私心。其目的实在是居心叵测。

　　碰巧此时，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正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思潮影响的“反精神污染”的运动。这些苗族“精英”们似乎又有做文章的机会了，非把艺术界的艺术问题提高到民族问题、政治问题的高度，还与“反精神污染”运动联系起来。再一次掀起了高潮，在省美协会议上，一些苗族委员再一次提出将《苗女》收回销毁等要求作为正式“提案”提交到省政协会议上。为了维护艺术的尊严，田世信提起笔，第一次正式致信国务院、文化部为《苗女》辩护。不久得到华君武先生的回信(见附件：83年11月13日华君武致田世信的书信)，华先生在信中强调：“你的《苗女》扯不上精神污染，你可以置之不理，看他们怎么搞，不必惊惶，无事生非总是不行的...... 精神污染是指一切剥削阶级思想之侵蚀，使人们失去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任，反对党和社会主义。”这何止是领导的英明、关怀，对于生活在基层并身陷围攻的一个教师，一个艺术家来说，这就是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沸沸扬扬一年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苗女》的争议早已越过了艺术和学术的界限，成了名符其实的政治上的声讨运动，不得不引起政府部门和社会的特别关注。而田世信一直保持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沉默。最终是贵州省省长王朝文同志(人称“苗王”)就《苗女》问题专门发表讲话，告诫同胞们要将“政治问题与艺术问题”分开，“民族问题与学术问题”分开，要实事求是地对待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问题。至此，《苗女》风波在王省长的实事求是的“分开”的原则下才慢慢烟消云散。但在贵州艺术领域内作为一种怪现象，一种教训，它将永远留存在曾生活在贵州的我们这一代艺术家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