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有一些画家会深深吸引写作者,马奈就是其中一位。他生前,在他并不太长的职业生涯中(仅有二十年出头的时间,他的创作开始得相对较晚,而他只活了五十一岁),波德莱尔、左拉尤其马拉美都与他结为密友。马奈本人感性而直接,对抽象思维无甚兴趣,同时又极富灵性和文化修养,令同时代最苛刻的思想者钟情于他。这种情形在他去世后的二十世纪仍在继续,被他所激发和启示的作者不胜枚举,其中包括瓦雷里、马尔罗、福柯和巴塔耶。
巴塔耶写过数篇关于马奈的评论,其中涉及贵族趣味向资产阶级趣味的妥协、神圣性从宗教向艺术的过渡、马奈所师承的艺术家等等。这些文章后结集出版,书名即《马奈》*。令巴塔耶特别感兴趣的,是马奈的形象。以下译文,即此书的开头一篇,可以说是巴塔耶用文字为马奈勾勒的一幅肖像:巴黎人、健谈、爱开玩笑,出入咖啡馆和社交场,带着“第二帝国”的某种肤浅的欢乐,然而同时,在这个公子哥的外表下隐藏着深深的怀疑、挫败感和挑衅的欲望,随时能抛出一颗炸弹。此文也可以说是巴塔耶作品中最易读的一篇小品。
马奈这个名字在绘画史上具有一种别样的意义。他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画家。他与前人截然区分开来;他打开了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与现时的世界相呼应;在他生活的世界中发出怪声、引起丑闻。马奈的绘画所处理的是一种激烈变化,一种尖刻的颠覆。对此,“革命”这个词是适宜的,如果上述变化不引发歧义。这种绘画所意涵的精神层面的变化,与政治历史所记录的变化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有所不同。
这种变化包含两个方面。
一方面,一幅马奈的画从它本身来看就与人的意识中已经建立的绘画概念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时的批评家杜朗蒂①清晰地指出了这一反差。
他于1870年写到:“在所有的展览中,沿大厅走两百步,仅有一幅画会脱离所有其他的画:这幅画总是马奈的。我们可以嘲笑他,因为一件东西与其他所有东西都不相似,是很怪诞的……”
这种绘画所呼应的变化,还包含另外一个方面,同样引人注目。在马奈之前,公众趣味与艺术之美从未如此彻底地分道扬镳,这种变化着的艺术之美是随时代而更新的。在马奈之前,已有人挑起纷争。古典时代相对统一的趣味已受到冲击:浪漫主义者很早就打破了这种统一性,引起种种愤慨。德拉克洛瓦、库尔贝甚至十分古典的安格尔都曾招致嘲笑。然而《奥林匹亚》是第一幅让人群发出巨大笑声的杰作。
奇怪的是,马奈个性平淡。比他小两岁的德加则恰恰相反,性格相当暴烈。1863年,“落选者沙龙展”②上的《奥林匹亚》为马奈赢得了“殊荣”,令他无可奈何地沦为一桩丑闻。1865年,在同样的沙龙展上,德加展出了一幅阴郁而符合当时流行画风的历史画《中世纪战争场景》,他称之为“奥尔良城的不幸”。德加本人似乎比马奈更具有鲜明的特征。而马奈,是人群中的一个人,或确切地说,人群边缘的一个人,有一种无意义的味道。安托南·普鲁斯特③或波德莱尔在《绳子》④中所引述的马奈的话,常是些闪光的废话(但有时是正面意义上的)。
马奈对“重现历史人物”表示不屑,他画自己身边的人。安托南·普鲁斯特评论到:“只有一件事是真的。就是处理我们第一眼所看到的东西。要是做到了这一点,就什么都成了。要是没做到,就只能重来。其余的一切都是笑话。”这些话定下了基调。波德莱尔在他的散文诗《绳子》里,赋予马奈(虽未点出他的名字,但毫无疑问就是他)一种似曾相识的语言风格:“我的画家职业促使我留心观察大街上路过的人脸和表情,您知道我们从这种能力中会获取怎样的快乐,它使生活在我们眼里变得比对其他人来说更生动、更有意味……”这首诗篇的其余部分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马奈无疑是这个故事敏感的叙述者(我认为他所讲述的事件与他的第一幅杰作《带狗的男孩》有关,虽然这种关系并不直接)。
在游荡者波德莱尔的笔下,只有马奈的友谊——以及他的绘画——表现出一种诗歌般的要求。马奈先后是波德莱尔和马拉美最亲密的友人。曾有十年的时间,马奈几乎每天都与马拉美会面交谈,直至死亡将其打断。波德莱尔在一封书信中很好地指出了马奈身上这种平淡和激情的双重性:“我们会相信马奈先生疯癫而狂热,但他其实只是个十分忠实和朴素的人,他尽可能地让自己更理性,虽然他一出生就不幸地打上了浪漫主义的烙印。”
我所想象的马奈,内心被一种创造的狂热吞噬,从外表看,则是个浅白的说笑者。“托尔托尼的说笑者”,马拉美在马奈去世后写他的一篇文章中这样称呼他。马奈和波德莱尔一样,是豪华咖啡馆托尔托尼⑤的常客。这一时代,咖啡馆的生活十分重要,除了一本正经、难以进入的沙龙之外,它是才智之士追求高雅女子的另一场所。马奈曾向左拉坦言,他喜欢处于人群中,在香气扑鼻和华灯闪耀的美妙晚会上,他能发现隐秘的感官之乐。马奈,人群中的人,优雅的闲谈者,不是沙龙人士,而是咖啡馆里的闲聊客。在托尔托尼咖啡馆,他所遇到的人往往不知道他是画家。他也常出现在盖尔布瓦咖啡馆⑥,这间咖啡馆更平民化,在那里他能碰到画家和文人,他的朋友们:每天夜里,盖尔布瓦咖啡馆都有一张桌子预留给他和一帮朋友。马奈当然很有“才智”,而乔治·克莱蒙梭⑦(马奈曾画过他的肖像)则说:“他是如此富于精神性!” 一到清晨,“狂暴的感觉将他扔回到空白的画布,就好像他从来没有画过画一样……”
马拉美就在此刻与他相遇,见证了他深刻的热忱与激情,这种热忱和激情是为了一种难以定义的“善”,这就是他的手在画布上所狂热寻求的……看来,每天那些轻而易举的闲聊是为了让自己放松。
这个打开通往新世界之路的人,以他无意义的谈话,掩饰了一种痛苦的折磨。
他中等身材。总是一成不变地穿着同样的短上衣和紧身礼服,浅色的裤子,带着一顶高耸的平檐礼帽。“大胡子、罕见的金发,随着智慧增长而越发花白的头发。”马拉美这样形容他。左拉则说:“眼睛生动机智,嘴巴随时在说笑。一张整体的、特殊的、充满表现力的脸,这张脸上总带着我说不清的细微表情和充沛精力。”马拉美还有一个更生动的描述,马奈的“酒后抑郁”情绪让他联想到“穿灰黄色外衣的天真的羊角仙”⑧。
1881年,一位专栏作家写到,马奈有一种“巴黎人的外貌”。“戴礼帽的脑袋高高昂起,目光俯瞰,似乎是从鼻孔而非眼睛投射出来的。釉彩般的眼珠被一种不可驯服的意志所点燃。爱开玩笑、怀疑论者的嘴巴上下开合,衬托着金色的修成扇形的胡须……黄色手套、新打的领结、精致的鞋子、浅色裤子、一朵星形配花……人们会看到他在歌剧院后的街道上大步疾走,急赴一个美丽女子的约会,或见他唇叼一支价格不菲的雪茄,坐在托尔托尼的露天咖啡座上,面前放着一杯高级饮料。”
然而,这种优雅的风度总是隐藏着某种苦涩。很少有人比马奈忍受着更大的不被承认的痛苦,同时又总沦为别人的谈资……公众的不理解始终折磨着马奈。波德莱尔曾指责过他的弱点,他对他说,“你所渴望的东西实在很愚蠢……”
杜朗蒂曾一度对马奈的艺术持保留态度,这大大激怒了马奈,他失去了理智,竟和这位朋友进行了决斗。
杜瓦蒂在《巴黎日报》发表了对马奈的评论,其实这些评论只不过有点冷淡。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杜瓦蒂刚刚走进盖尔布瓦咖啡馆,马奈就径直向他走去并打了他一耳光。警察局的口供记录到:“两人之间发生了一次暴力冲突,两人所使用的剑都变形了。杜朗蒂先生右胸下方被刺伤,伤口很浅,对手的剑从的他的肋侧滑过……”没过几个月,马奈和杜朗蒂就重归于好,杜朗蒂又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我前文的那句话就引用于此。
对自己的不确信和这些过激反应从一方面见证了马奈的脆弱,但这种脆弱与非个人的冒险是相一致的。马奈,这个优雅敏感的男人,被一种目标所占据,这个目标耗尽了他,让他永不满足,让他筋疲力尽。他勉强可以理解这一目标,而这目标已然超越了他。
* Georges Bataille,Manet,Editions d‘Art Albert Skira S.A。,1955。
[译注]
①Louis Edmond Duranty(1833-1880),法国作家、批评家。
②Salon des refusés,1863年的“落选者沙龙展”是由官方组织的、展示了被当年“沙龙展”拒绝的部分作品。1967年,被沙龙展所拒绝的几位艺术家包括雷诺阿、莫奈、西斯利和毕沙罗等,自发组织了“落选者沙龙展”,他们的作品被批评家戏称为“印象派”,这次展览遂成为“印象派”的首次群展。
③Antonin Proust(1832-1905),记者、批评家、策展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期间曾短暂地担任文化部长。马奈的中学同学和友人,著有《爱德华·马奈:回忆》一书。
④《绳子》是波德莱尔的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中的一章,其中的“画家”即指马奈。画家讲述了一个悲惨的故事:他雇佣了一个贫寒的男孩,让他做自己的模特和小跑腿。男孩有偷吃和饮酒的恶习,屡教不改,画家便威胁他说要把他送回他父母家去。画家外出时,男孩上吊自杀。画家极为悲痛。男孩的母亲来到现场,对孩子的死十分漠然,却对能带来好运的上吊的绳子很感兴趣,想把它拿走。(上吊自杀者所使用的绳子能带来好运,是当时法国流行的迷信。)
⑤Café Tortoni,十九世纪巴黎最著名的咖啡馆之一,位于歌剧院和证券交易所附近,政客、文人、绅士淑女云集。
⑥Café Guerbois,十九世纪位于巴黎克里希林荫道上的一家咖啡馆,距离马奈的画室不远,马奈常在这里会见友人。
⑦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法国政治家,两度出任法国总理,年轻时与马奈相识。
⑧羊角仙,指希腊神话中的潘神,也即后来罗马神话中的牧神,掌管森林沼泽、田地和羊群,人身山羊腿脚和耳朵。擅长吹排笛,生性好色,喜宴饮狂欢。
来源:Dawan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