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商馆区一角》
《李察·惠特兰船长与夫人伊丽莎白像》
《潘有度像》
曾经的十三行，聚集了中国当时最知名、最杰出的一批商人。今天，当我们在画册上，或者博物馆里看到他们的肖像时，不禁会感叹：多亏了新的绘画技术的传入，才使一些珍贵的历史细节得以保留下来。
现在已知最早那批用西方油画技法来为行商绘制高度还原的肖像的画家中，有一位名叫史贝霖的。他被一些学者称为“第一个凭西方传统画像而获得名声的广东艺术家”“中国最早的油画家”。他活跃于1774年~1810年左右，作品收藏在当今世界不少收藏机构和个人手里。经常被引用的那张经典的行商潘有度像，就是出自他之手。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
他的作品得到了西方人的广泛认可
据现有资料可以得知，史贝霖一开始是由于在玻璃上绘制油画肖像而崭露头角的。有学者认为，“这或许就是18世纪的玻璃画在欧洲式微，在中国却异军突起，并且得到作为出口家具玻璃装饰画的机缘而不断完善，终于超脱成为一个新型的外销油画画种的缘故”。早在1768年，威廉·希基就在回忆录中记载，当时许多优秀的画家在广州绘制玻璃画，史贝霖当是其中一员。
署名为“史贝霖”的最早一幅玻璃肖像画，依英文标签的记载作于1774年10月的广州。据学者研究，委托史贝霖作此画的是英国船长托马斯·弗瑞（Thomas·Fry）。研究者胡光华、孙恩乐指出，“史贝霖的意义，就在于他绘制的众多肖像画广泛赢得了西方订画者的认可”。约翰·米雷斯（John·Meares）在1791年出版的《1788至1789年从中国到美国西北海岸航行记》中的记述现在看来虽显偏颇，但应该能代表当时在广东一带的西方人的普遍观点，“（史贝霖）是一位优秀的中国画家，或许是这个庞大帝国在这一领域上仅有的一个”。他的布面油画肖像最早见于1786年12月1日，对象是一名身份不明的英国人。
《李察·惠特兰船长与夫人伊丽莎白像》是史贝霖的代表作之一。画中人是成立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塞伦市的东印度海事学会首任主席及夫人。惠特兰船长于1800年至1805年远航至广州。返程后，他向海事学会捐赠了不少从广州带回去的私人收藏，当中便包括了这两件作品。其中的夫人像，是由史贝霖按象牙袖珍画像放大绘制而成，并非写生，因为船长的夫人压根没到过中国。与惠特兰船长同期远航广州的另一位船长托马斯·沃德，也在1890年把一件由史贝霖创作的《广州丝绸商人义盛》的肖像画捐赠给了海事学会。这实际上反映出当时中外交流的一个新特点，即中国商人也随西方商人的习惯，把自己的肖像送给西方的同行。海事学会的藏品库后来转变成为今天的皮赛特埃塞克斯博物馆，当中拥有不少这类油画作品。有研究者推测，由于特别受欢迎，可能导致18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许多由中国人绘制的油画，大都被归附于“史贝霖”的名下。
技法成熟
作品曾被误认为是美国画作
马萨诸塞人瑞尔夫·哈斯堪在日记里写道：“觅得空闲之时，我去找史贝霖，请他替我画肖像，坐了两个小时就画好了。他每幅肖像画收费10美元，生意十分兴隆。我惊奇地发现，他是多么擅长此门肖像画艺术！”由此可知，史贝霖拥有为数众多的海外拥趸。在这篇日记被发现之前，人们一直以为这幅肖像是18世纪晚期美国画家的作品，这也可以证明史贝霖技法的成熟。
学者们称史贝霖的画风为“新古典派冷静、线条性的方法”。他时常把“人物置于一个清淡的背景之前，光洁明净，有轻微但是明确的阴影。其结构稳重，笔法精细，有一种冷静、理性的气度”。如创作年代不详的《华人缙绅》，人物面部轮廓清晰，目光深邃含蓄，嘴角露出淡淡的微笑。人物的长袍、官帽、朝珠等都被描绘得很细致。但是色彩比较单调，几乎是平涂，有少许明暗的变化。
约创作于1807年的《广州商馆区一角》是史贝霖的名世之作。商馆区在广州的十三行街，全是欧式建筑。研究者陈滢认为，这件作品堪称中国早期油画的珍品，体现了在清代嘉庆年间广州画家对西式写实绘画表现手法的把握，比如准确的空间透视，精细的建筑结构，扎实的素描功力，大片对比的色彩，户外的光线与空气的感觉等。
从已经发现的史贝霖作品中我们发现，他的油画并不强调笔触对形体的塑造，但对人物的五官，特别是眼睛的描写十分着力，使每幅肖像都有种特别的神采。看起来，他的作品既保持了中国传统写真画的某些特点，又向着有立体效果的西方写实绘画过渡。
胡光华、孙恩乐认为：史贝霖的意义并不只表现在玻璃画上，他绘制有许多布面油画，是清代由玻璃油画转向布面油画的重要代表性油画家。这意味着中国清代南方架上绘画的真正崛起，大大加速了广州油画发展兴旺的历史进程，也加快了西方绘画东渐中国的速度，为19世纪广州架上绘画及其画家群的出现，起到了先行铺垫的作用。
关于他的身份、学艺争论仍然很多
那么，署名为“史贝霖”的这个人，真实身份究竟是谁？他又是从哪里学到了一手精熟的西式油画画法的呢？对此，争论还很多。
中外学者对于他及活跃于广州的19世纪30至50年代的著名肖像画家关乔昌的关系争论不休。有学者认为二人是祖孙关系，有人则认为他们是父子关系。还有一些人认为，“史贝霖”一名可能是西方人对其本名“关作霖”半戏谑式的谐音音译。关作霖活跃的年代与史贝霖相近，在清代的《南海县志》里还有记载。书中说他少时家贫，希望学得一技谋生，于是坐海船遍游欧美各国，因发现西式油画具有传神的优点，遂努力学习，并学成归国。大约在1803~1815年左右，史贝霖在广州开了一家写真馆，“栩栩欲活，见者无不诧叹”。当时国人研习油画者极少，即使是西方人见到他的画也很惊奇。
但对于史贝霖是否就是关作霖，仍有不少争议。也有学者认为，通过向经广东口岸而进入中国的传教士画家学习，也是他可能的一条成才之路。
陈滢指出，在史贝霖活动的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广州还有一批佚名的外销画人在画油画。他们留下来的作品有《郊外迎接将官图》《织染工场》《广州的十三商馆》《粤海关》等。它们大多能采用西式画作的透视、明暗等技法去表现立体的景物，但明暗对比微弱，色彩几乎是平涂，在表现远近空间时，仍有平板的感觉。在处理山石树木、亭台楼阁和船舶时，中国传统的勾勒皴擦痕迹仍不时被带出来。人物的体态、表情也都有不少需要提升的空间。由此可知，当时正处于学习西方油画的“初级阶段”。
学者梁光泽说，清中叶广州出现的以外国客商等为对象的油画肖像画家，虽然对日后中国油画的发展并无大的影响，但也无疑是中国油画史上一条重要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