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在19世纪，时尚与室内空间密切相关，1883年范德比尔特家族 （The Vanderbilts） 精心设计的舞会就佐证了这一点。
英文原文发表于2021年9月29日
作者伊丽莎白·L·布洛克 （Elizabeth L。 Block）
以下节选自伊丽莎白·L·布洛克（Elizabeth L。 Block）的《盛装：影响法国时尚的女性》（Dressing up： The Women Who Influenced French Fashion） 一书，这本书展示了富有的美国女性作为消费者和有影响力的人，如何帮助塑造了19世纪晚期的法国时装。伊丽莎白·L·布洛克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出版物和编辑部的资深编辑。
《盛装》（Dressing Up） 于2021年10月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1883年，威廉·基萨姆·范德比尔特（William Kissam Vanderbilt） 和阿尔瓦·范德比尔特 （Alva Vanderbilt） 搬进了位于第五大道660号与52街交口的新邸。据说这座房子的建造成本为300万美元，这是他们为跻身上流社会而做出的努力，在此之前他们曾被嘲笑为暴发户。
阿尔瓦·史密斯的家庭来自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注意，是外貌平庸的史密斯小姐，”一位记者写道，但她父母的家庭都是地方和国家政府中的权贵。他们的棉花种植园里蓄有奴工。阿尔瓦·范德比尔特·贝尔蒙特 （Alva Vanderbilt Belmont） 在她的回忆录中说，她的母亲“继承”了这些工人。她还记得一个名叫门罗的仆人，以前是她母亲的奴隶，在一家人从莫比尔搬到纽约后，阿尔瓦会和门罗一起去市场。她写道，她的母亲热衷于给她自己和她的女儿们挑选法国服装，特别是来自新奥尔良的奥莉姆普夫人（Madame Olympe） 的服装。阿尔瓦回忆说小时候很讨厌自己走在“服装领域的前沿”，也不喜欢自己因为“头发特多”而备受关注。然而长大后，尤其是在她的两次婚姻期间，她对于华丽外表的热衷非常明显。
尽管阿尔瓦童年时期曾在纽波特、法国、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和德国度过夏天，但1875年左右她父亲的企业开始衰落，那时候她才十几岁，她家的财富发生了改变。从那以后，她和威廉·基萨姆·范德比尔特都向阿斯特家族 （Astor） 和谢默霍恩家族 （Schermerhorn） 这些纽约老财阀寻求认可，并巴结报纸编辑以成其所愿。这座四层石灰岩的房子的构思来自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具有弗朗索瓦一世 （François I） 风格的“小城堡 （petit château）”。这种刻意的选择让人把它和法国王室联想起来，后来并被纽约的一些精英住宅所效仿，包括位于麦迪逊大道和第68街交口的亨利·G·马昆德（Henry G。 Marquand）宅邸。
1866年至1870年间，阿尔瓦·范德比尔特曾与母亲和兄弟姐妹在巴黎生活和学习。她对在那里接受的正规教育有美好的回忆，包括如何在晚间娱乐活动中表现得体的礼仪课程。她记得，回到纽约后母亲把他们家的法国家具运到了他们在东33街14号的租屋里，当时做出如此极端的决定是不太寻常的。范德比尔特保留了对所有具有法国历史的事物的品味，并跟随法国室内设计的发展，法国室内设计通过收藏和装饰手册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
爱德华·斯特拉恩（厄尔·希恩）（美国， 1838-1886），范德比尔特先生的宅邸与收藏（波士顿：乔治巴瑞，1883-84）。4册，图版，19英寸（48厘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106.1 V28 F）。
范德比尔特与建筑师理查德·莫里斯·亨特 （Richard Morris Hunt） 密切合作，设计了第五大道660号这栋房子，这位设计师后来也被范德比尔称为她最好的朋友之一。范德比尔特告诉他，自己偏爱中世纪风格，但这一风格实际上是法国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的结合体。赫脱兄弟 （Herter Brothers） 设计了宴会厅，著名的法国公司朱尔斯·阿拉德（Jules Allard）则承包了18世纪的Régence沙龙。入口大厅采用了卡昂石灰石，餐厅采用橡木天花板，窗户使用了中世纪彩色玻璃。其他房间里铺着奥布松地毯和戈布兰挂毯，戈布兰挂毯让人联想起路易十四富丽堂皇的宫廷，因为戈布兰工厂在1664年已成为法国王室制造所。
1883年房子完工后不久，威廉·基萨姆·范德比尔特出版了几本关于他的艺术收藏品目录，并聘请爱德华·斯特拉恩 （Edward Strahan，艺术家兼评论家厄尔·希恩（Earl Shinn）的笔名） 为他写了一部四册的《范德比尔特先生的宅邸与收藏》（Mr。 Vanderbilt’s house and collection），书中对其中的亮点装饰做了大量插图。范德比尔特家族尽可能公开彰显自身的品味，而这种自我营销的方式不仅使其闻名，而且很大程度上也很奏效，尽管当时社会的接受程度仍有参差。在她写于1917年的回忆录中，阿尔瓦·范德比尔特·贝尔蒙特对这座当时已被摧毁的房子仍然引以为傲。
1883年3月26日，星期一，范德比尔特家族举行了一场有数百名宾客参加的化装舞会，据传总共花费高达25万美元。在女主人给出没有具体主题的前提下，人们穿着不同时代的服装来到现场。范德比尔特根据亚历山大·卡巴内尔 （Alexandre Cabanel） 的画装扮成威尼斯公主，而她的丈夫则是“吉斯公爵”，灵感可能源于他收藏的一幅画作。和大多数舞会一样，这次舞会在深夜开始。宾客们穿过警察巡逻的观众群，在晚上11点左右抵达舞会现场，晚餐是八道菜肴，凌晨2点开始供应，大家在黎明时分离场。这个时间点表明，大多数与会者都不需要在早上上班。
看歌剧已经成为有闲阶级有固定规矩的活动，在礼仪书中有一整章是关于得体着装的具体规定。歌剧对随后举行的舞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值得我们深思。3月26日，歌剧《弄臣》（Rigoletto） 在东14街与Irving Place街交口的音乐学院上演，是当时最受推崇的场馆。歌剧的第一个场景是在卑污的曼图亚公爵的宫殿里举行的舞会。公爵对他的弄臣里戈莱托的女儿吉尔达很有好感。吉尔达只见过公爵伪装成学生的样子，也希望和他在一起，但她的父亲告诉了她这个男人的真实身份，并试图劝阻她。戈莱托让女儿假扮男子，这样她就可以安全地逃到维罗纳；然而她仍穿着男装设法回来了，因为被人认错而被误杀。
沃斯时装屋 （House of Worth）。”电光”全套礼服。银色绸缎跟丝绒搭配上金色、银色的金属装饰及银色亮片。纽约市博物馆收藏，拉斯洛·塞切尼（László Széchenyi） 伯爵夫人捐赠 （51.284.3A-H）。
参与范德比尔特舞会的宾客在穿上自己的服装并在舞会上自我表现之前，先观看和聆听了这些导致悲剧的诡计场面。舞会主题涵盖了寓言、历史到科技。爱丽丝·克莱普尔·格温·范德比尔特 （Alice Claypoole Gwynne Vanderbilt） 穿着一件代表电光的沃斯 （House of Worth） 礼服，衣服上装有电池供电的闪灯，这个设计在当时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之作。因为托马斯·爱迪生的灯泡发明当时只有少数私人家庭可以使用。舞会期间，“房子里灯火通明，照亮了成堆的鲜花”，花商查尔斯·F·克朗德 （Charles F。 kunderd） 创造了一种“热带森林花园”的氛围。科拉·布朗·波特 （Cora Brown-Potter）手持曼陀林，扮演同名歌剧人物法瓦特夫人（Madame Favart）。沃思为艾米丽·泰勒·罗瑞拉德（Emily Taylor Lorillard）设计了一件以凤凰为主题的礼服，长裙的拖尾饰有深红色羊绒边，上面绣着“跳跃的火焰”。卡洛琳·阿斯特 （Caroline Astor） 身穿黑色威尼斯风格的丝绒绸缎连衣裙，披散的长发上戴着一个钻石发夹。
在阿德恩·霍尔特（Ardern Holt）的《奇装描述；奇装舞会上要穿什么》（Fancy Dresses Described ： Or What to Wear at Fancy Balls）中的大黄蜂服装。
这些服装选择来自于由阿德恩·霍尔特 （Ardern Holt） 所撰写的《奇装描述；奇装舞会上要穿什么》，于1879年首次出版。这本手册让我们得以一窥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时代潮流。按字母顺序排列，这些主题包括电灯、报纸、摄影、邮资和电报，以及寓言、历史和莎士比亚的人物，其中最有趣的是玩偶针垫、巧克力奶油和大黄蜂。在范德比尔特的舞会上，珍妮毕格罗 （Jennie（Jenny） Bigelow） 扮演巧克力女孩 （La Belle Chocolatier），而康斯坦斯·里夫斯·博兰德 （Constance Rives Borland） 则扮演一只穿着黄色缎子和棕色天鹅绒裙子的大黄蜂。博兰德并不是那晚舞会上唯一的大黄蜂：伊莉莎·奥斯古德·范德比尔特·韦伯 （Eliza （Lila） Osgood Vanderbilt Webb）也穿了几乎一样的衣服，可见读者们都认真采纳了霍尔特的建议。
据《纽约时报》报导，阿尔瓦的大伯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二世 （Cornelius Vanderbilt II） 打扮成注定要上断头台的波旁王朝君主路易十六 （Louis XVI） 的样子，其他17人也打扮成了这个角色。然而，阿尔瓦在的回忆录中，并不承认与这位被罢黜的反革命国王有任何讽刺性关联。当时，范德比尔特家族和其他显赫家族因垄断整个行业而不断受到批判，并因其奢华的生活方式而遭到讽刺，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 （William Henry Vanderbilt）、杰伊·古尔德 （Jay Gould） 和塞勒斯·W·菲尔德 （Cyrus W。 Field） 也在幽默杂志《顽童》（Puck）中受到了讽刺。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在杂志中时而被称为“无情的百万富翁”，时而被称为“现代铁路巨人”。然而，在阿尔瓦的回忆录中，她提到了时尚：“包括曼德维尔夫人和我在内的许多服饰，都来自巴黎。”她回忆说，孔苏埃洛·伊兹纳加（Consuelo Yznaga） 扮成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西娅 （Maria Theresa）女王，她自己的礼服是白色缎子做的，上面有精致的黄金刺绣，天鹅绒斗篷，钻石王冠，还有额外的钻石和祖母绿首饰。
1881年10月12日的《顽童》（Puck） 封面。图片由美国国会图书馆提供。
这种松散的、隐晦的逃避现实的历史主义也表现在提香（Titian）、委拉斯凯兹 （Velàzquez）、华托 （Watteau）、雷诺兹 （Reynolds） 和庚斯博罗 （Gainsborough） 等画家以服饰为主题。然而，仆人们被要求打扮成某个历史时期的服务人员。
参加范德比尔特舞会上的客人都穿着最华丽的服饰，在观看完歌剧后，他们会先回家换衣服，或者在仆人的陪伴下，使用舞会女主人提供的一间更衣室。他们不会穿着舞会服去看歌剧。晚会的进程，特别是两个主要事件之间的这段插曲，表明了这种令人心潮交加的体验，即观看歌剧，然后在舞会上体现出一个不同的角色，这是通过服装、发型和妆容的变化来实现的。场景从原来的歌剧院变成了一个新贵家庭的新豪宅。
媒体不会错过抢先展示奇装舞会服饰的戏剧性亮点，因为媒体也是时尚界的一部分。《戈迪女士手册》（Godey’s Lady’s Book） 对范德比尔特舞会进行了全面的报导，何塞·玛丽亚·莫拉 （Jose Maria Mora） 拍摄的盛装宾客照片通过橱窗卡片广泛传播。莫拉的黑白照片提供了关于著名与会者所穿服装的宝贵记录。
左图：卡尔·A·维德纳 （Carl A。 Weidner， 美国，1865-1906） 与佛莱迪卡维德纳 （Fredrika Weidner， 美国，1865-1939）。塞缪尔·肖·豪兰夫人 （Mrs。 Samuel Shaw Howland）（局部），1898年。水彩象牙画，镶银，9.8 x 7.6厘米。纽约历史学会收藏，彼得·马里遗产（Estate of Peter Marié）捐赠（1905.112）。图片版权 ©纽约历史学会。| 右图：亚历山大·卡巴内尔 （Alexandre Cabanel，法国，1823-1889）。奥利维亚·佩顿·穆雷·切特（Olivia Peyton Murray Cutting），1887年。布面油画，132 x 99厘米。纽约市博物馆藏，由威廉·贝亚德·切特夫人的女儿们及孙女经由贝亚德·詹姆斯夫人捐赠，1950年（50.60.1）
正式的肖像画和微缩画在与舞会照片一起观看时是很有帮助的，它们证明了时装设计师提供了从日常服装到奇装舞会装束的一系列服装，而后者缩微画的作用也是不容小觑 （如后来在20世纪所认为的那样）。当时的服装和时尚之间不像今天这样有着严格的区分。虽然我们不知道弗雷德里卡·贝尔蒙特·霍兰德 （Frederika Belmont Howland） 在范德比尔特舞会上所穿服装的制造商，也不知道她在1898年为她的微型肖像画所穿的镶有貂皮镶边斗篷的珠宝套装，但这两件衣服的细节都证明了霍兰德挑剔的眼光。莫拉拍摄的另一位客人奥利维亚·佩顿·穆雷·切特 （Olivia Peyton Murray Cutting） 的照片显示，她18世纪的舞会服装包括涂粉的发髻和花卉发饰。角色化的装扮或许能够让坐着的人更有勇气直视镜头。四年后，在亚历山大·卡巴内尔 （Alexandre Cabanel） 为她创作的肖像中，她的态度比较传统，她的淡粉色缎子和蕾丝舞会礼服正式地搭配了配套的扇子，栗色的头发盘成保守的高髻。
本杰明·柯蒂斯·波特 （Benjamin Curtis Porter，美国，1843/5-1908）。艾米丽·索恩·范德比尔特·斯隆（Emily Thorn Vanderbilt Sloane），1888年。布面油画，257.3 x 126.4厘米。范德堡大学肖像画收藏，纳什维尔，田纳西州。
最后，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的女儿艾米丽·索恩·范德比尔特·斯隆 （Emily Thorn Vanderbilt Sloane） 选择了凯瑟琳·多诺万 （Catharine Donovan） 制作的《牧羊女小波》（Little Bo Peep） 服装，她和丈夫住在第五大道的“三重宫殿” （Triple Palace） 的一部分。多诺万可能查阅过像霍尔特这样的指南，其中有一份“牧羊女”清单。五年后，当斯隆让本杰明·柯蒂斯·波特 （Benjamin Curtis Porter） 画肖像画时，她选择了一件带有黄色塔夫绸装饰的正式白色舞会礼服。
一进入豪宅，装扮成某个角色的客人们就涌进了第五大道660号精致的房间里。一组年轻客人表演练习了几个星期的六组四对舞；两个多种乐器乐队提供了音乐。在德累斯顿四组舞中，女子穿着白色的衣服，脸上涂上白粉，模仿德累斯顿的瓷器，在一个充满雕塑、绘画和装饰艺术的家中成为活的雕像。其他的四人舞，包括一种把真实大小的木马绑在舞者的腰上的四人舞，从三楼的宴会厅（称为“体育馆”）开始，沿着大楼梯下行，进入二楼的客厅。经过精心设计的舞蹈穿过房子的几个部分，将身体、织物和道具插入到还没有完全居住的空间中，房子在几天前才完工。其他数百名没有编排舞蹈的客人也活跃了房间，他们的服装通常包括巨大的头饰。凯特·斯特朗 （Kate Fearing Strong） 著名地为其猫咪套装搭配一只毛绒小猫头饰，裙子是由白色猫咪的尾巴缝成的。她的昵称“猫咪”写在脖子上的一条蓝色丝带上，丝带上挂着一个铃铛。
何塞·玛丽亚·莫拉（Jose Maria Mora）。凯特·斯特朗（Kate Fearing Strong）在范德比尔特舞会上，1883年。纽约市博物馆藏（F2012.58.1460）。
客人们穿着他们的服装，并在新建成的范德比尔特住宅内进行活动，这是时尚如何与室内空间互动的深刻示范。正如约翰•波特文（John Potvin）和路易丝•克鲁（Louise Crewe）所强调的，时尚和空间互动，并留下持久的影响。这里引用理论家乔安妮·恩特威斯尔（Joanne Entwistle） 和伊丽莎白·威尔逊（ Elizabeth Wilson） 敏锐地称之为时尚的“具体实践”是恰当的。虽然范德比尔特宅邸已然充列着当时最抢手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创作的家具、绘画、雕塑、织物和各种工艺品，但唯有当宾客的加入，他们的身体、热度、以及服饰交相辉映，整个空间才被完全激活，满室生辉。
《顽童》杂志的“小镇㹴” （Town Terrier） 讽刺专栏作家开玩笑说：“舞厅里穿得最华丽的人”的头发上都插着 “两张25万美元的支票” 。缅因州的一名记者谴责这一盛会。他的文笔所及，见物不见人，以刻意凸显奢华氛围：“整个事件充斥着艺术化的装饰，天鹅绒、缎子、貂皮、丝绸、钻石、珍珠、以及金银充盈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