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15日，北京保利拍卖行三楼展厅，“京华余晖清宫木器杂项专场”拍卖会预展。这批残损的拍卖品共计559件，除去个别大件的佛像和牌匾，大多数是巴掌大的杯子垫、炉灰盖，也有画框、雕花的小木块，甚至一堆干得发皱的羊皮灯笼片儿。拍卖行描述如是：虽为残件，却“尤有古器物之特有沉静气韵”。

　　它们被分门别类，悉心陈列在鹅黄色锦缎衬托下的展柜里。各地的有钱人为它们而来，用手持式数码显微镜赏鉴每一寸肌理。

　　而在文人式的审美之外，北京保利的底气和买家们的追捧更在于，他们相信，这批残件出自故宫博物院。“故宫”，这两个字在热得发烫的收藏市场里，是鎏了金的招牌。

　　“甩包袱”年代流出？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曾说，国内外的大型拍卖会上，几乎都会有故宫流出去的东西。这其中有一部分是缘于过去“甩包袱”的做法。

　　新中国成立之初，几乎所有的中国博物馆都面临同样的困境：库房拥挤、狭窄。当时对“什么是文物”也模棱两可，甚至故宫本身，也一度作为“人民埋葬封建王朝的历史象征”而存在。

　　那年月，国家把相当一部分文物商业工作给了外贸部门。这时期文物的商业管理很是粗放，有时候，文物被论斤论捆地出售，故宫还曾向自己的员工处理藏品。这些论斤处理、语焉不详的“非文物物资”，几经辗转，早已散佚到世界各地。

　　北京保利四季拍卖经理李屾介绍，正是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使得故宫一般性藏品大批量流向民间。其中一个重要的流向是懋隆工艺品外贸有限公司，因其地处北京的三间房乡，收藏界俗称“三间房”。

　　“那会儿给谁谁还不要呢”

　　懋隆工艺品外贸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薄政声表示，上世纪七十年代，故宫确实往“三间房”出过一大批货，无非都是残件，没盖的茶壶，没成套的杯子，“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会儿给谁谁还不要呢”。

　　作为一个外贸出口公司，懋隆对一般性文物的称谓很是淡泊“旧货”。每天一卡车一卡车的旧货出入，东西实在太多，最壮观的时候，瓷瓶太多没地方放，就摞了一人多高当围墙使；大垛里都是明清家具，拆的时候好多家具腿掉下来，于是周围就有了顺手牵羊者。汇入仓库的这批故宫旧货，未加任何特别标注。入库后，良莠混杂的旧货们会集体流向下游的加工厂，加工完整后返回懋隆再出售，卖给谁也不会有记录。“旧货”散落之处，早已说不清道不明。

　　“这些东西在故宫什么都不算，但它也不可能往外扔”

　　当笔者以北京保利的图录向故宫博物院三任文物保管处处长求证“京华余晖”专场拍卖品是否出自故宫时，对方均表示“不太可能”。“只能说材料和做工跟故宫的类似，具体我不能说就是故宫的。”故宫博物院文物保管处老处长梁金生谨慎地说。他家四代人生长在故宫，有“大内总管”之称。

　　故宫需要整理的实在太多。宫内宫外，残件的地位已然两重天。宫内，仍然有成堆的底座和画框找不着主，都当作资料堆放着。梁金生看着拍卖会图录上的杯子垫说：“像这样类似的东西，我们这儿多极了。”梁金生指出，这回有二十多箱资料没来得及整理，“那些肯定都是碎的坏的，里头有大器，可能还有明代的，但都坏成两半三半了。”而在宫外，哪怕一个最朴素的杯子盖、一片碎瓷也动辄过万。梁金生表示：“这些东西在故宫什么都不算，但它也不可能往外扔啊！”

　　但不愿透露姓名的明清家具研究者认为，559件残损的拍卖品大部分来自故宫。选材多是名贵的紫檀和黄花梨，雕刻和填金法“明显是宫廷造办处的手艺”，不少残件身上带着故宫的标识，诸如“乾隆御鉴甲”款，或者故宫旧时的千字文编号“第奉四六号”。

　　百年与一日

　　4月16日，北京保利“京华余晖”拍卖会场子爆满。遇冷百年的残件尘尽光生，被一浪高一浪的人民币所抬举，混淆着那段氤氲不清的历史，虚虚实实，变成了收藏时代的一场飨宴。

　　一位上海的藏家，本想20万拍掉刻有帝王之征的五爪龙的乾隆时期的海水云龙纹黄花梨挂匾。哪知只几十秒，场上竞价就远远把他的心理价位抛在了后面。挂匾最终成交价80.5万元。上海藏家默默起身走人。角逐的人们你追我赶地报价。几秒之间，价格就蹿了几十万。一位琉璃厂的年轻商人花了上万抢到一堆碎木头片。

　　至于它们的用途，有人说买了修复用，也有人纯属兴趣爱好，买个老配件回家去配老古董，还有人提点笔者，“器物和配件互为佐证，买个配件，里边装个什么佛，朝代就由你去说了。”

　　559件拍卖品，最后成交总额4009.71万元，这些残品得到了从未有过的珍视，而此时，它们的兄弟姐妹很可能还在故宫的某个箱子里睡大觉。观察者认为，决定它们百年价值所在的，也许是资本的狂热拥抱，也许是文化意识的自然觉醒，又也许是数十年的颠簸后，幸存者已经所剩无几。华蕾

　　北京保利拍卖行图录称，“年年有余”鱼形羊角宫灯是清乾隆年间的宫廷物件。